爱华网一束光从左上方打下来，一张温文尔雅的脸缓缓进入光束，架着眼镜，望向前方。在悠扬的提琴声中，身着长褂的男子在一间徽房内顾盼着，好似正用目光拂去时光的尘埃。 这是纪录片《重回适之路》中的一幕。旁白说道：“我们并不是在做情景复原，晚年胡适不曾还乡，情景无原可复。在拍摄本片的过程中，走在胡适故乡的所见所闻，让我们有这样一个深远的遗憾，如果历史真能有如果，一生念念不忘我是徽州人的胡适先生，晚年如果能回家乡看看，再听见那声熟悉的‘好呀’，‘来了’，该有多好。” 6月17日晚，在西安雁塔区丁白路的某空间内，《重回适之路》进行了小范围的首映，震撼感动了不少人：“有儿子带父亲来看的，有暗自落泪的，有放映完许久不肯离去参与讨论的。” “一个人不能随便抬，也不能随便抹掉” 耗时一年，三赴胡适家乡绩溪上庄；抵台湾胡适纪念馆；兼任撰稿、导演、摄影指导；拍出100多小时素材；凭着“一张老脸”和朋友的帮忙，自己动手剪辑、配旁白—北京奥运会影像视频主任设计师、“国家形象片”导演高小龙最终拿出了30分钟和90分钟两个版本的《重回适之路》。因为经费的原因，高小龙几乎去掉了片中所有“形式上的东西”：“光影并不重要，而在于诚意。”他自我评价，现在的90分钟成片“特质朴”，但有些“扁平”；30分钟的版本则“太赶”了。 《重回适之路》是由邓康延担任制片人的纪录片《先生》的组成部分之一。“和邓康延聊这个项目时，一说有胡适，我就说钱也别给了，我肯定当仁不让了。”对于胡适，高小龙有着近三十年的情结。60后的高小龙，在1987年的西安某书店举办的港台书展中，第一次看到了胡适的样貌：“一个长得很帅的老头。”这个长相“非常儒雅，如沐春风”的学者吸引了高小龙，他当时就搜集了几乎所有能找到的资料。 “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大陆陆续整理出版了大量胡适原著及研究著作，中国社科院也成立了专门的胡适研究会”，纪录片的旁白说道，“尘封近半个世纪的胡适及其思想，终于在学术及知识分子的窄小圈层中广为传播”。 但看似被人熟知的胡适，即便又过去三十年，依旧远未回到大众身边。《重回适之路》一开头便是随机采访，面对“胡适是谁”的问题，答案大多让人啼笑皆非。画家、作家陈丹青出现在纪录片中，他说：“一个人你不能随便抬，也不能随便抹掉的，你一旦抹掉达半个世纪之长，你还要再来恢复他，人已经换了两三代了，大家还有没有兴趣读他？” 高小龙想做的，并不是对胡适的生平或是学术做更进一步的展示。一方面时长有限，另一方面也无法比其他专职研究者钻研得更透。“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胡适一生对中国近代史，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远不该是只属于一个小圈子的事”，“影视剧上很少看到他，电影只在《建党伟业》中出现了一个片段，电视上只有凤凰卫视《风范大国民》有过他”，高小龙希望，这部“中国大陆第一部胡适纪录片”能让更多的普罗大众看到。陈丹青说：“我其实也很想知道，今天多少年轻人还愿意读鲁迅，多少年轻人还愿意读胡适？在学界，固然很有一群人，但这范围非常小，而这些人在民国的影响，远远大于今天一个阅读界，他是全社会的，他几乎改变了整个中国当时的文化。” 胡从：在墓地前洒下故乡的茶水 只有越接近胡适的故乡绩溪上庄，他的气息才会愈加浓烈地弥漫在百姓中间，他在书中回忆的故地，还有一些保留着原貌。尽管这样，高小龙一开始还是找不准脉络和感觉。直到他偶遇胡适族侄胡从。 “胡从的祖父胡近仁，是胡适非常要好的朋友。胡适在《四十自述》里面花了很多笔墨写胡近仁。”高小龙介绍。胡近仁是胡适的族叔，也是他“早年最要好的朋友兼老师”，亦是胡适在故乡的代理人。胡从则是胡适故居纪念馆的正式职工。上世纪80年代，为家计考虑，胡从的母亲向政府捐献了家公胡近仁与胡适的往来书信原件，从而换来了胡从这份有着国家正式编制的工作。” 邂逅胡从时，高小龙身上就带着这本《四十自述》。他说在拍摄《重回适之路》时，每逢绝境无路可走，总能得到先生在天之灵的帮助。除去对先生故乡的探寻、生平的介绍、成就的宣扬、风骨的追索外，高小龙决定带胡从前往台湾。 从未出过远门的胡从，一进位于“台北研究院”院内的胡适纪念馆，一见迎面的胡适晚照，即双膝跪倒，泣不成声。纪念馆工作人员不知发生了什么，直到摄制组解释“这是胡近仁的孙子”时才恍然大悟。到了胡适墓地，胡从撒下了从故乡带来的茶水，用家乡话报告了近亲的状况。 高小龙说，因纪录片所要求的客观性，他在《重回适之路》中尽量克制自己用情。虽经过淬炼，情还是可感。但这情已超越亲情与乡情，它更深，更广。
高小龙欣赏台湾纪录片制作人陈君天，陈君天今年72岁，一部《一寸山河一寸血》已做了5个版本。“所谓第二版就是往第一版里不断加内容，一直做了十几年”，高小龙说，“我也希望这样对待《重回适之路》，尽量把它细化，呈现给观众，做得越充实越饱满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