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说到创新，通常都会想到企业，似乎创新就是企业的事。殊不知创新是人的知识创造，人是创新之本。但是不是有了人，就一定会有创新？不一定。虽然我国古代有不少辉煌的发明创造，但近代就落后了。一些历史学者还指出，宋明以后中国的创新就开始逐步落后于西方，究其原因有很多，笔者在先前的几篇小文章中也多次提及，制度以及内含的寻租普遍性是阻碍创新的重要原因。不过，近代中国人口及其增长率并不落后于西方，既然创新是人的知识创造，那么应该是人口密度之函数，从理论上说，人口密度越大，创新的可能性也应该越大。因而人口密度之优势会一定程度上抵消制度之劣势，从而不至于导致中国的创新水平过低。这一判断似乎不符合近代中国技术进步明显缓慢的事实。 那么为何高人口密度没有带来更多的创新？我们可以来设想一个乡土社会，譬如某村，几十户人家世代居住于此，偶尔有的变化不过是因为嫁娶所带来的局部人口变动。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村民的全部知识仅仅来自两个部分：一是长期历史积淀下来的传统知识，这些知识反映了历代村民对于该村环境和社会的诸多认识；二是来自外在的间接知识获取，譬如阅读书本知识和通过老师传授的知识。由于乡土社会具有两大特点，一是环境和社会变化很小，二是村民纵向与横向流动性都很小，这就导致乡土社会确定性较强，村民缺乏激励来发明创造，结果乡土社会中知识创新的速度就相对缓慢。如果一个大社会中都是由乡土社会构成，那么在各个乡土子社会中积累的知识汇集而成的书本知识和老师所掌握的知识必然也更新缓慢，所以这样一种相对确定性强的社会是很难有快速创新发生的。 由此可以看出，即便一个社会人口密度大，但只要缺乏纵向与横向的流动性，社会的不确定性就很小，这就使得社会失去了创新的激励。可见除了寻租等因素外，社会不流动也是阻碍创新的重要原因。当然，社会缺乏流动性可能也是制度带来的。比如改革之前的传统计划体制下，每个人都在社会组织中扮演固定的角色，成为名副其实的单位人，流动性很小，从而就降低了社会创新激励。而改革后虽然户籍制度仍然制约人们的流动性，但市场化引导人们横向流动，不仅农村务工人员大批进城工作，而且城镇居民也逐步向发达地区城市流动，这种劳动力流动不仅盘活了劳动市场，提高了劳动力配置效率，而且客观上加速提高了社会不确定性，促进了人们之间的知识交流，从而强化了人们应对不确定性而带来的创新激励。 是不是说改革之后社会流动性增强，我们就获得了创新经济呢？看看现状就知道，这个还很遥远。这又是什么缘故？皆因改革之后市场化鼓励的是横向流动，并非纵向流动，横向流动带来了较大的收入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会因机会均等的缺乏而固化下来，从而产生严重的纵向不平等，这就是社会代际不平等。纵向不平等要比横向不平等更可怕，横向不平等不过是一代人的事情，可以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但纵向不平等则是若干代人的事情，随时间的变化会越发严重。也就是说，纵向不平等会固化社会身份结构，从而降低社会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创新激励会逐步弱化。
纵向不平等对于创新的危害在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普通资本会缺乏持续的创新激励，后代通过继承获得大量资本，确定且简单，这一方面会导致后代对资本背后的风险以及防范风险所需创新的轻视，另一方面会导致后代产生获利捷径的错觉，从而导致其更愿意追求相对确定的短期租金，而非不确定较大的长期创新利润。其次，垄断资本更缺乏创新激励。既然可以凭借垄断租金过上美好生活，为何还要费脑筋去创新？看看现在的大型垄断企业，无论国有还是民营，似乎创新动力都不足。最后，官僚体系会阻碍创新。假如官僚体系是流动的，那么潜在的竞争者可能会通过鼓励创新来获得竞争优势，从而替代在位者。但如果官僚体系具有一定的固化，甚至职位存在一定的传承，那么这种创新激励就会弱化。想想看，现在一些地方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以及垄断企业员工经常出现内招事件，实际上反映了社会纵向不平等，即社会代际流动性正在弱化。 这让我想起以前的旧体制下，如果一个家庭的父亲或者母亲在城里上班，可以提前退休让子女顶班，于是这种城里户口和工作岗位就变成某种程度的世袭，过去这种身份和权力视角的拼爹，和现在的财富和权力视角的拼爹没本质差别。说到底，一个拼爹的社会怎么可能会有动力创新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