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化之父”荣念曾:有伤大雅的人



     荣念曾顶着的头衔太多,最吓人的是“香港文化之父”。盛名在外,真正看过他的戏、书、画的人却不是很多。文青们提到他经常带着高山仰止的表情,也许是因为他创立的“进念·二十面体”里有太多耳熟能详的文化标本:林奕华、黄耀明、《石头记》。

  荣念曾的新书《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把他的创作笔记、书信、回忆文章、漫画集结在一起。这是一个回顾,当荣念曾回顾自己过去的30年,最常说的就是:“要伤到大雅。”而他本人一直保持着提问的习惯,跟他做采访,他先问记者,你要写多少字,你准备怎么写,你的编辑会干涉你吗,你注重读者的反馈吗,你想过给自己的刊物提出突破的建议吗。

  天天向上的小人儿

  荣念曾的“荣”,和荣毅仁是一个“荣”,他们是亲戚。荣念曾生于上海,1948年全家人坐船从台湾到了香港,高中毕业后就去美国—很多人眼中,这是一帆风顺的人生。他小时候就跟父母长辈泡夜总会,10岁时和明星李丽华跳过舞。问荣念曾:“你那个‘荣’算名门吧?”他张大嘴巴,一副“太夸张”的表情:“当然不是,我只是普通人。”

  如果说自己的童年真有什么与众不同,荣念曾觉得是父母的教育方式,用他的话说是“比较liberal”:没有补习,没有功课上的催促。他说要画画,父母就四处打听帮他找绘画老师,国画和西洋画都学。童年的荣念曾觉得教科书“实在太闷”,就开始画小人,这个习惯延续到他成年。开无聊会议时,他在给小人画表示说话的气泡,但是没有对白,因为他觉得“许多人发言空有姿态没有内容”。

  1972年荣念曾第一次回国,去参观内地的学校,发现学校墙壁上写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他知道这是毛主席写给小朋友的勉励词。“我有一点叛逆的,教条性的文字我也会去看,我觉得‘好好学习’是很唯物的,‘天天向上’是很唯心的,唯心的就有很多空间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天天向上’有非常多空间让我可以去尝试。”因为画的都是不好好学习、乱问问题的小朋友,荣念曾最终将这小人儿命名为“天天”。

  今天的荣念曾被称为“香港文化之父”、“话剧大师”、“艺术大师”,但很少有人知道他最早是个漫画家。上世纪70年代荣念曾认识了陈冠中,后者让他帮《号外》画画,荣念曾画了很多三格漫画,1979年就办了漫画展。当时香港流行的漫画是《老夫子》和《龙虎门》,荣念曾搞的却是“概念漫画展”。

  拒绝标准答案

  荣念曾这次到北京,带来了自己新戏《文化大革命》在新加坡演出的前20分钟视频。白衣的年轻人在舞台上起舞、爬行、奔跑、指责别人。舞台上的字幕提了很多问题。第一场戏结束,一个披着红盖头的女人在哭。

  他在新书分享会上放这段视频,现场的读者看完都有点蒙。在场的洪晃替他问:“大家看懂了吗?”观众稀稀拉拉有几声回应却不敢说话。最终有女孩问:“那个结婚的场景,是什么在和什么结婚?”荣念曾回答:“你觉得是什么就是什么。”又有人问:“你在舞台上提了那么多问题,你为什么不给答案?”他说:“我没有办法给你答案。”

  荣念曾的戏是出了名的“难看”—难以进入。很多人会觉得无聊。洪晃第一次看荣念曾的戏,一头雾水,问边上的朋友:“什么意思啊?”对方答:“你觉得什么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她又问:“他的戏都是这样吗?”对方说,“差不多都是这样,就是一批人在那走来走去,有时候互相抽嘴巴子,有时候哭哭闹闹的,永远是这样的。”荣念曾自己也说,很多人看了会睡着或者半途离场。有时候亲戚听说他在做话剧,高高兴兴去捧场,结果都坐在观众席里仰面大睡,直到被忽的一声剧烈的音响效果吓醒。

  荣念曾把观众对舞台的假象概括为两种:一是假定台上的人都要唱歌跳舞讲故事来取悦自己;二是做好了这是一个课堂,自己要被教育的准备。这样的假想在他看来都是“目的性”、“功能性”的:“如果舞台上又不是娱乐又不是教书,他就不知道要干什么。要有足够的好奇心和耐心,放松一点真的去看。”

  至于看懂与否、含义到底在哪里,荣念曾只是笑笑,“学校都只给我们答案,由小到大我们接触的都是标准答案,你在这个标准答案里面找一个标准的给答案的人,他就变成权威了。”

  “荣念曾你很政治”

  荣念曾小时候,妈妈给他买杂志《新儿童》,里面很多丰子恺作品,他很喜欢。后来《新儿童》越来越“左”,荣念曾称自己小时候“已经讨厌propaganda(宣传)”,就不再看。

  上世纪70年代荣念曾到北京,经常看到很大的标语,措辞都是“认真”、“积极”、“绝对”。他觉得“宣传”也需要研究:“根本没有人跟这种宣传竞争,所以力量全放进去,要做到最好、最厉害的社会心理学效果,影响大家的,所以宣传是值得我们去研究的。你分析之后就可以慢慢了解自己的机构、自己的文化。”

  荣念曾1980年开始做实验话剧,四部作品加在一起叫《中国旅程》。讲马可·波罗、安东尼奥尼怎么阅读中国。第二部戏受当时的港英政府委托而做,他在剧本《长征》里写红军过夜,早上出发,转头天上下了红色的雪。结果香港话剧团和政府都觉得“很政治”。几经交涉,《长征》改名叫《大路》。

  到了1983年的《列女传》,荣念曾讨论女性。而在1984年前夕的香港,“讨论什么都被阅读成位置之争”,有人说“荣念曾你很政治”,他的想法是“我倒觉得批评我政治的人很政治”。有人跟荣念曾说,政府派人看了演出,也许要开始检查剧本了,进念开始开讨论会,请官员来对话,最终港英政府让步。

  荣念曾现在提到这些事情,对“限制”很不屑一顾:“时间是往前走的,你不推动它就不会变。我也跟做小剧场的朋友说,不要一天到晚埋怨,有什么好埋怨的?找到可以做的边缘,你就去做。”

  “有伤大雅”

  时代周报:你很喜欢琢磨成语?

  荣念曾:我17岁离开香港。17岁到37岁在美国。头几年全是英语,我回到香港之后突然之间变得不断在中英文之间翻译,我发觉这个过程很有趣很重要。我重新在审视我们既有的文化结构。中国文字太厉害了。我每看一个字就要想很久。大家处理文字太多了,就不去想文字背后的东西,这个字有多少种解释。为什么用这个字,不用那个字?如果我一定全用中文说话,怎么选字?跨文化和跨语言对创作是很重要的。

  时代周报:“伤大雅”这个典故是怎么来的?

  荣念曾:“大雅”是以前祖宗留下来给我们一个准则。我们是不是能给下一代人创作一个新的大雅?如果我们做的事情“无伤大雅”,那做来干嘛?所以我们要跟这个大雅有一个关系,其实我们做的事情都有点伤到大雅。又比如,我觉得好的设计艺术家都是“不安本分”的,会“不务正业”的,他们会有很多副业。有一阵子我会专门在框外面画画。因为我想,为什么一定要有个框呢?为什么不能在框外面画画?我觉得应该有一个画廊,所有画都在框外面。

  以前,《列女传》演完之后很多争议。我就想到,原来以前做的都是“无伤大雅”的小圈子里的消费品,这次真的触动到了“大雅”。

  时代周报:你很喜欢提问题?

  荣念曾:年纪越轻,提问题越多,因为很好奇,小孩不断问成年人。小孩进房间,他会觉得有窗户、有光,有很多材料和颜色,好多信息在里面,但是我们已经一点都感觉不到。除非你说外面有火灾,我们才想,窗户在哪里,我要知道逃生的路怎么走,这是有需求的,功能性的。我们的敏锐度和敏感度越来越低了。这是学校培养出来的,一来就要标准答案。所以我们就要问,学校怎么变成这样?而不是我们有孩子要上学的时候再去问,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时代周报:刚回到香港的时候觉得感觉如何?刚到内地的时候呢?

  荣念曾:1984年以前的相关,像“八国联军”,这不是贬义,我是说,每个礼拜都能找到不同的文化活动。那时候很多年轻人想尝试新的东西。到了上世纪90年代,2000年之后,实验性的东西是不是越来越淡化了?我也不知道。我不是社会学家。

  70年代我到内地来看亲戚,都会包一包礼物。他们会把礼物拆开,把纸头、绳子全部都放好,说以后用。那时候我感觉到大家对环境里面所有东西都建立了亲密的关系。现在没有了,包装就是包装,拆了就扔掉了,马上就消费掉了。我会觉得物资多了,人就不去了解它,不去用它。

  最近这几年其实国内变化蛮重要的,政策会影响国内的文化产业和搞文化的人。但如果整个事业是现在这样运行的话,多元化的文化会变得单元化。怎样保持文化,是个挑战。

 “香港文化之父”荣念曾:有伤大雅的人
  时代周报:看你书里对剧场的讨论,就会觉得北京看到的对剧场的讨论还处在很初步的阶段,大家都关心剧场能不能活下去,能活下去就是现在形势很好,活不下去就说我们的文化环境太差,然后就没有了。

  荣念曾:你说的那些讨论,只是走了半步,没有再走第二步、第三步,因为大家都不做功课,走了半步就停在那里,埋怨的很多,埋怨完了就发泄,发泄完了就完了,过了一阵子再开始埋怨。

  这个常常回到,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学习?可能大家对这个话题不是好好学习,只是好好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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