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早在今年戛纳电影节期间，《天使的一份》就受到西方记者热捧，最终获得评审团奖。领奖台上，76岁的英国导演肯·洛奇（KenLoach）笑得有些不知所措，显然这份嘉奖对他来说有点始料未及。纵观近年获得该奖的电影，大体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是表彰青年导演拍出的“作者电影”，如泰国导演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的《热带病》；第二类是鼓励以大胆极端的姿态立足的影片，如迈克尔·摩尔的《科伦拜恩的保龄》；第三类是向那些“老骥伏枥”但不被金棕榈垂青的大师致敬，如克林特·伊斯特伍德。肯·洛奇曾两度获得评审团奖，更凭讲述爱尔兰独立战争的《风吹麦浪》捧得第59届的金棕榈奖，喜剧新片《天使的一份》显然不在其列，然而自6月底上映，该片连续7周在巴黎一线影院上映，一些艺术院线至今仍客满，可见这部充满苏格兰民间幽默、社会批判性极强的喜剧片点中了法国，乃至欧洲人的要穴。 “挥发的酒叫作天使的一份” 电影从几个问题青年接受法庭判决开场，由于罪行较轻，审判结果是从事300小时的社区劳动。罗比庆幸自己逃过了牢狱之灾，又得知女友莱奥妮已生下孩子，打算去医院探望，却遭到女友父亲及黑社会的殴打，只能偷偷带着母女俩到郊区租房度日。社区劳动期间，责任人带领几位青年参观了格拉斯哥著名的酒庄。导游介绍：“威士忌在酒桶里存放后，每年会有2%挥发到空气中，被天使拿走，所以挥发的酒叫作‘天使的一份’。”
酒庄定期举行大型品酒会，罗比无意中发觉了自己品酒的天赋，于是组织社区劳动的伙伴，准备开辟一片自己的天地。他们游走于酒商之间，寻找机会。在一次威士忌拍卖会中，罗比将目标瞄准了价值上百万英镑的极品酒。半夜，罗比协同伙伴溜进酒库，准备偷几瓶样本，作为第一桶金。躲在酒窖中，罗比偷听到威士忌收藏家塔蒂斯试图贿赂看管人，得知他也在垂涎这些极品酒。盗酒成功后，几经周折，罗比终于将酒以百万英镑的价位卖给了塔蒂斯，并与同伴们平分了人生的第一笔财富。片尾，罗比开着货车，带着女友和孩子开始了新的生活。 片中处处可见机智略带粗俗的对话、简约却不乏曲折的情节、真挚连带辛酸的情感，肯·洛奇很快把观众引向罗比一边，让观众理解重塑人生、改造命运并非易事。影片中，偷盗极品酒似乎也成了一种挑战现实体制和意识形态，追求平等权利的隐喻和象征。像肯·洛奇的每部作品一样，导演特有的左派政治立场会随着剧情升华成一种带着批判的博爱。正如本雅明所说，“永恒的时刻总在每个时代发生”，肯·洛奇似乎在重新书写着莎士比亚、密尔顿、狄更斯、萨克雷以及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以来所追求的人道和平等。 8月末，巴黎索邦大学附近电影馆举办英国电影展，肯·洛奇应邀出席了见面会，主持人有意在开场白中提及了法国左派领袖上任，以及英国去年失业人口超过百万的现实问题。也许日趋尖锐的社会现实让讲究艺术的法国人也不再区分艺术还是现实了。 悲观的处境也能产生幽默 时代周报：你通常被列为严肃的社会题材导演，拍摄喜剧时的工作方式是否会与以往不同？ 肯·洛奇：没什么不同。我的喜剧，笑的元素都从人物和处境中来。我不会为了博得观众一笑插科打诨。影片的走向还是现实主义的，但人物间的互相作用本身会产生幽默。这一点，我跟卓别林不同，他把滑稽提升为艺术性的幽默；我只是把人物处境的真实性反复加强。幸好观众还是笑了……其实，同样这些人物，拍成悲剧更容易。 时代周报：你觉得喜剧是对抗目前欧洲大萧条的有效方式吗？ 肯·洛奇：大环境的萧条是会让人们有挫败感，但悲观的处境也能产生幽默。前期采访中，我们也见过许多问题青年通过酗酒来遗忘现实的困境，他们喝醉后，讲出来的笑话精彩得让人拍案叫绝。所以剧本最初的目的之一就是先召唤一种同情，我们想让观众笑，不是叫他们嘲笑这些青年，而是跟他们一起笑。 时代周报：你的作品被政客和影评人视为某种“左派宣传口号”。从这种立场出发，《天使的一份》是否在揭露：资本至上的社会试图抛弃罗比这一阶层？ 肯·洛奇：我们揭露的恰恰是社会给这些青年失业者所贴上的既定标签：“罪犯”、“懒汉”、“无所事事的人”、“吃政府补贴的寄生虫”。社会的主要阶层希望把失业者纳入他们规定的经济体制，从而给劳动者压力。最可气的是招工时的名言：“如果你不接受这点工资，那就别干，还有100多个人等着这位子呢。”保持一定量的失业人口，雇主就可以控制生产成本。电影想说的是，那些青年缺的只是发挥他们才华的机会。这是英国社会应该反省的。 世俗观念在窒息天才的青年 时代周报：你们怎么找到男主角保罗·布莱尼甘的？ 肯·洛奇：他的童年很苦，曾经是个少年犯，甚至曾到处流浪。保罗·拉夫蒂先经人介绍认识了他，向我极力推荐这位小伙子，说他的即兴反应很棒，而且跟剧本里的罗比很相似，也是一位年轻的父亲。试镜时，我们让他做了好几个即兴场景表演，效果非常理想。当然，按照惯例，我们先后也见了100多位应试演员，职业的，非职业的……保罗·布莱尼甘就是天生为这个角色准备的人选。 时代周报：对女友和孩子的责任心也是罗比博得观众同情的重要环节。 肯·洛奇：对，这三人的关系很重要。一个刚出生的孩子往往能改变一个人。不过罗比的女友莱奥妮这个人物更复杂一点，她父亲以前是黑社会老大，现在经营一家俱乐部，他不想让女儿跟问题青年来往。所以莱奥妮的家庭背景比罗比优越得多。 时代周报：说到争议，罗比和他的伙伴偷窃成功，你认为他们的行为合法吗？ 肯·洛奇：法律上，他们是违法的，道德上是合理的，因为他们本身是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一个社会阶层。而电影中“偷酒”更多的是隐喻作用，罗比具有品酒的天分，他和他的朋友有实现梦想的冲动和能力，但这种“布尔乔亚式”的奢华工作不可能接受他这种人，所以他们必须通过另类的方式去实现，他们的目的只是想拥有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是社会世俗的等级观念在窒息这些天才的青年。 比利时标准列日队的球迷 时代周报：你说过，在拍摄现场，最讨厌监视器？ 肯·洛奇：其实演员表演时，他们和我之间是一种很私密的关系。在拍摄现场，监视器是严禁入内的。开拍时，我也从来不去看取景框。所以我偏爱“新浪潮”那种小团队的摄制组，而且不能有剧组以外的人来参观。 时代周报：你怎么指导这些非职业演员的？ 肯·洛奇：我不怎么指导，只告诉他们移动的路线。拍摄时我从来不会说“现在你要开始哭了”或者“接下来要发脾气了”。对非职业演员不能这样。我必须要找一种方式叫他们表现出我要的效果。比如，拍一场两人的对手戏，如果我想要A表演出某一种效果，我不会对他说，而是跟B传达一些指示，让B的言语举动刺激A做出我需要的反应。我希望演员不是为我表演，不要演完后转过身问“导演，这样行吗”，他们要释放自己的本能，不能有意识地演，而是凭直觉做出反应。 时代周报：这部电影中有很深的悲观主义、嘲讽，但又有美好的结局。你本人相信这种童话般的结局吗？ 肯·洛奇：个人观点来说，故事的收场很现实主义。罗比并没成为百万富翁，他靠个人化的方式解决了工作和生机，他只是在生活中找到了平衡点，找到了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我们只想在结尾给观众一点希望，而不是田园牧歌式的浪漫抒情。你们仔细想想，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人努力掘到了“第一桶金”，开始了一份属于自己的工作，如果这也能称为“happy ending”，那真是太可悲了，那只是一份工作……扮演罗比的小伙子到现在还没有固定工作呢。他每周做四小时的短工。所以影片的结局绝对不算“美好”。 时代周报：我们发现，你之前的三部影片中，比利时的达内兄弟都作为联合制片人参与其中。你们关系这么近，是因为“社会介入批判”的立场相似吗？ 肯·洛奇：不全是，主要因为我们都很热爱足球，都是比利时标准列日队的球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