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有人记得，在1938年，那个与荷兰电影导演尤里斯·伊文斯一起来中国，担任其电影《四万万人民》的剧照摄影师的罗伯特·卡帕，在自己随身携带的钱包里放着一个名叫姬达·塔罗的女人的照片。在中国，他不时拿出这张照片示人，告诉人家，这是他的‘费昂赛’（未婚妻）。只是他没有跟人家说起她已经去世。” 摄影评论家顾铮在回忆了解罗伯特·卡帕及其女友姬达·塔罗的故事时，常常会想起这一段。实际上，除此之外，有关姬达·塔罗的资料实在太少，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并不知道，姬达·塔罗才是“罗伯特·卡帕”这个名字的缔造者，而其摄影作品很大一部分也同样属于这个名字。 “写些有关卡帕的人生的念头不止一次在我脑中打转。我觉得我们国家亏欠他，至少，欠一本小说，是欠他们两个人。”西班牙作家苏珊娜·富尔特斯在上海书展期间发布中文版作品《等待卡帕》，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的早晨，她说出自己的创作初衷。这本于2009年在西班牙出版的小说，获当年费尔南多·劳拉小说奖，次年获第二十届瓦伦西亚评论文学奖，并于2011年进入曼达拉切小说奖决选。小说同名电影将由迈克尔·曼执导，预计今年上映。 苏珊娜在《等待卡帕》里写战火硝烟里的悲壮爱情，以及战地记者的传奇人生。虽然仰仗着“卡帕”的盛名，但苏珊娜将更多的篇幅留给了塔罗。某种程度上，《等待卡帕》向世人揭秘了“罗伯特·卡帕”的“另一半”。 著名的“墨西哥手提箱” 装有拍摄于西班牙内战时期的127个胶卷和照片的3只手提箱，2008年1月惊现于墨西哥，那是罗伯特·卡帕、姬达·塔罗和大卫·塞伊莫尔（奇姆）的作品—三千多张从未公之于世的照片。电影工作者特里莎·翟法通过墨西哥元帅弗朗西斯科·阿基拉尔·冈萨雷斯的后人找到了这些手提箱，元帅上世纪30年代在法国马赛担任外交官期间曾帮助反法西斯者逃亡。目前这些资料存放在纽约国际图片中心有待研究，几乎所有的报刊都对这批无疑是新闻摄影史上最重要的发现进行了报道。 人们大概在这时候，才真正注意到姬达·塔罗的名字。《等待卡帕》的作者苏珊娜，也是在那时候才从对卡帕的热爱中分出神来。苏珊娜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最初引起她注意的是刊发在《纽约时报》上的一张在墨西哥发现的照片。 “我指的是姬达·塔罗在旅馆房间的窄床上的样子，非常年轻，穿着罗伯特·卡帕的睡衣。如果不是眉毛修剃过，显得极细致的话，她看上去就像个小男孩。她侧身躺着，手压在胸脯下面，短发乱乱的，左腿蜷着，睡裤短到了膝盖，仿佛入睡前辗转反侧了无数次。” 如此可爱的塔罗，却死于坦克履带下。1936年西班牙内战时，卡帕在西班牙战场拍摄了一个战士中弹将要倒下的瞬间，这幅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的作品以《一名士兵之死》、《中弹的士兵》、《阵亡的一瞬间》等不同标题发表，震动了当时的摄影界，成为战争摄影的不朽之作，也成为卡帕的传世之作。和卡帕一起到西班牙采访的正是姬达·塔罗。 1937年7月25日，就在塔罗计划回巴黎的前一天，她在前线受属于共和军一方的坦克的刮擦而重伤，在送医院后于7月26日不治身亡。卡帕是在巴黎从共产党作家路易·阿拉贡那里获悉她身亡的消息—那时候，这对恋人因略有龃龉而分开—阿拉贡主编的《今晚报》在头版刊出了塔罗去世的消息。 1937年8月1日，在巴黎举行的葬礼上，巴勃罗·毕加索、安德烈·马尔罗、保罗·尼赞、路易·阿拉贡、让·雷诺阿等许多法国文化人，都来到葬礼现场表达对塔罗的哀悼之意。这一天刚好是她的27岁生日。 爱得多，得到少的卡帕 塔罗葬身战火硝烟时，为何卡帕并没有陪伴在她身边？“安德烈爱姬达，姬达爱卡帕，而最终卡帕，如同所有的偶像一样，只爱他自己。”苏珊娜在《等待卡帕》里写出了原名安德烈·弗里德曼的卡帕与姬达的相识与相恋，却对他们的爱情作出了残酷的总结。 这位原名安德烈·弗里德曼的青年，1913年出生于布达佩斯，在中学时对政治极感兴趣，因此被政府当局跟梢跟踪，家人也遭盘问，弗里德曼于是偷渡出国，前往德国求学，在照相馆里做助手，就这样和摄影结缘。三年后，他独闯巴黎。塔罗来自德国，1910年出生于斯图加特，原名葛尔德·波赫利拉，与卡帕一样，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因为卷入政治而流亡巴黎。
他们在巴黎的“花都”相遇相爱。迫于生计，塔罗以异想天开的方式，胆大包天地捏造了一个莫须有的著名美国摄影家“罗伯特·卡帕”他们在巴黎租了间办公室，号称是卡帕的经纪代理公司。弗里德曼负责制造照片，塔罗负责推销，每张照片要价150法郎。这个价码三倍于当时最高的行情，然而硬是让塔罗给推销出去了。几个月后，市面形成了一股“卡帕热”，欧洲重要报刊都争相索取这位只闻其名不见其人的“大摄影家”的照片。最终，这个骗局终于被《视觉》（Vu）杂志拆穿。但也因此，安德烈·弗里德曼正式以罗伯特·卡帕的身份亮相。 虽然有出色的推销才能，但野心勃勃、头脑活络的塔罗显然志不在此。比卡帕年长三岁的塔罗，受教育程度高得多。她通晓五国语言，早在1936年2月就获得了荷兰通讯社“A.B.C. 新闻服务”所颁发的记者证，从此开始了她的记者生涯。1936年西班牙内战的爆发，给了包括他们两人在内的各国记者们建立功名的大好机会。尤其是当卡帕于同年9月5日拍摄了那张后来争议不断的《一名士兵之死》后，塔罗更有一种紧迫感要证明自己。 “我不存在，我谁都不是。”这是小说中的塔罗对卡帕发出的抱怨—他们共用“卡帕”的名字，从而让塔罗既受益于这个名字，又受困于这个名字。他们两人对于功名有着同样强烈的企图心，这种企图心在卡帕成名后，隐隐地成为两人感情间的毒药。 “我在写作刚开始时，更喜欢塔罗，因为她是被遗忘的角色，需要给她应有的公正。但写作的过程中，我对卡帕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对他也产生了很大的同情。人们说卡帕剽窃了塔罗的摄像成果，但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他们俩在工作上是互补的关系。在爱情上，塔罗比卡帕大3岁，占主导地位，卡帕是围着她转的。卡帕更爱塔罗，塔罗是被爱的人。所以我更同情卡帕，因为他爱得多，得到的少。”苏珊娜以女性的敏锐评判了两人的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