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刚刚过去的第四届“红楼梦文学奖”在香港揭晓，马来西亚华人作家黎紫书凭借长篇小说《告别的年代》获得专家推荐奖，与她同获此奖的是旅美作家严歌苓。 在文学条件相对贫瘠的马华（马来西亚华语）文坛，黎紫书可谓一个传奇。自1995年以短篇小说《把她写进小说里》获马来西亚“文学奥斯卡”—花踪世界文学奖之马华小说的首奖后，连续多届获奖，是花踪文学奖设立以来获奖最多的作家；此外，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亦屡屡获奖，如冰心世界文学奖、台湾《联合报》文学奖、《中国时报》文学奖、香港《亚洲周刊》中文十大小说等。 近日，黎紫书携《告别的年代》参加上海书展。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这位自24岁开始便不断获奖的女作家用开玩笑的语调告诉记者她的“获奖秘诀”：“每个参赛的人当然都希望自己获奖，如果你问我有没有一种计算去得奖，肯定有。我是一个很懂考试的人，在我打算参加文学奖的时候，我首先就去翻阅历年文学奖的评审记录。我想知道评审是如何看稿的，他们希望看到什么样的作品。” “计算是一回事，你的写作能力有没有达到你计算出来的高度，那是另外一回事。”黎紫书的自信，自然有其根源。而首部长篇小说《告别的年代》，其犹如俄罗斯套娃般的复杂结构，以及内容所包含的“写一本大书”的野心，无一不是她写作技巧上自信的体现。 “5·13”开始的告别 《告别的年代》里的故事，从513页开始—无论是小说里的小说，还是小说本身，开始的第一页，便是513页。 对马来西亚历史有所了解的人，一定能发现“513”数字的特殊意义。1969年，马来西亚举行第三届大选，反对势力获得50.9%的得票率，第一次超越联盟政府。反对党在5月11日进入吉隆坡庆祝胜利并且游行。这时，一些巫统的激进党员为之所触怒，举行反示威。5月13日，两派人马在街头短兵相接，最终演变成为流血大暴动。马来西亚官方解释五5·13事件，主要是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种族冲突。 官方声称原因是各族间政治及经济能力的差异。此次冲突使马来西亚政府开始执行马来西亚新经济政策以消灭种族及经济差异同时减少贫民率，主要内容为给马来人特权。这次血腥的种族冲突导致了多人死亡和负伤，在华人占多数的地区，华人死伤人数远高于马来人。冲突之后，大马施行了马来西亚新经济政策，以加强马来人在马来西亚的经济地位。 而小说里的第一层故事的主人公杜丽安，命运的转折也正始于“5·13”当日。因疯汉持脚踏车袭击，年轻美丽的杜丽安为黑道角头钢波所救，后嫁为继室。除却这开头的“5·13”，以及故事情节里略有涉及的茶余饭后的政治谈资，《告别的年代》里的故事，更多的是写一个小女子从底层一路往上爬，从戏院的售票小姐，一跃而为酒楼的女掌柜。她的婚姻，她与丈夫、继子继女的互动，她的偷情、她的经营才能等，依然是黎紫书笔下的旧时代。那因锡矿开采而繁荣起来的华人市镇“锡埠”，指代黎的家乡怡保，那里的华人以粤语为口头语，并深受港台文化影响。 “5·13本身肯定是针对马华读者设计的，因为我相信所有的马华人看到这个字眼都会精神一振。这个历史事件我们父母辈没有参与，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相信每一个马华读者，看到这个书是从513开始，大家都会期待这个小说会告诉他们什么秘密，但是这部小说就是没有。”黎紫书向时代周报记者解答有关513的种种猜测。 “我想说的是，这个日子尽管看上去很重要，但事实上对杜丽安这种阶层的小老百姓来说，这种历史事件本身并没有影响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人生没有因为这一天有任何影响。之前有512页是失去的，不知道里面讲了什么。就好像我们这一代对过去从来没有深刻的了解，都是父母辈告诉我们的。我其实是想从这个历史大事没有影响小老百姓的生活的概念出发。” 叙事背离“大历史” 将历史事件仅作为故事背景，并且秉持“历史大事没有影响小老百姓”的理念，某种程度上是黎紫书作为新一代马华作家，对马华文学逐渐形成之传统的背离。 评论家王德威在其文《黑暗之心的探索者—试论黎紫书》中曾有这样的论述：
近年马华文学作者在建构（或解构）原乡，重溯国史家史方面，颇有所成。李永平的《吉陵春秋》、《海东青》，张贵兴的《群象》、《猴杯》，都是明显的例子。而作家们敷衍蕉风椰雨、密林虫豕，几乎也成了注册商标。马华文学创作与国族寓言相辅相成，道尽一辈作者的胸中块垒。相形之下，黎紫书“感时忧族”的包袱要小得多。不错，她也写了像《山瘟》、《州府纪略》这类反映马华近代历史的作品，但这未必是她的真正所长。她当然关怀华族社会这些年来的变化消长，但她更有兴趣的，毋宁在于探讨人性深处的欲望与恐惧。 黎紫书在《州府纪略》写当年马华抗日传奇；在《山瘟》里追忆马共英雄的崛起与没落。她本人倒是对曾经创作马华近代史相关主题作品的初衷“直言不讳”。 “年轻的时候写的作品，看到马华其他作者所谓的好作品都是那种大历史叙事的类型，就会想：马华的作品是不是应该都写这些？那时候比较单纯，觉得就应该是这样吧！而且那时候因为做记者的关系，采访过马共时期的人物，就自信应该写得比别人好一些。”黎紫书对时代周报记者说。不过，还是会想与其他马华作家区分开来。“我虽然写过，但是我提起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都是以背景的方式存在的，不是主题。故事要表现的核心都与那些历史、国家命运没有关系。” 然而与其他马华作家一脉相承的，是《告别的年代》所表现的对“边缘”或“少数”的否认和反抗。引用香港作家董启章的论述：“在华语语系文学中，相对中国大陆的中原文学而言，马华文学、香港文学，甚至台湾文学，都被置于边缘位置。当然，这种置放方式完全建基于一种可疑的相对性，而非内在的绝对性。这相对性又在各层级的个体间产生区别作用，即相对台湾文学，马华文学又较边缘。”黎紫书反抗的表现形式，则是她具有的马华文学当中也有一种追求写出“一本大书”（长篇巨著）的意识。 黎紫书：“留台作家的笔下，已经不是马华现实” 时代周报： 《告别的年代》中，你告别的是什么？ 黎紫书：这个问题很多人问，我都拒绝回答。每一个读者在阅读的时候有不一样的解读，我在写的时候当然是有意图在向一些东西告别，而且分几个层次。每一个叙述的年代都在向上一个叙述的年代告别。开始，杜丽安那个时代充满了故事；第二个阶段，最长的叙述，那个年代的故事只能是追寻；第三个叙述的部分，甚至可能连故事也没有了。每一层都在向上一层告别。我作为马华作者，把过去累积起来所有的经验，一次性地甩出来，我要向过去书写的自己告别。 时代周报：这次在作品里提到5·13，你之前的作品也涉及过马来西亚的历史，这似乎是马来西亚华人作家共同的特点。 黎紫书：比较奇怪的情况是，多写这些大历史的都是离开马来西亚的留台作家。比如，李永平、黄锦树，他们都离开了马来西亚，他们回过头来写很多本土的东西，都会停留在那个时代的叙述，多写马共、雨林。但这些东西在地理上、时间上，都已经离开他们很远。倒是马来西亚本土的作家不写这些，有很多年轻的新手，会想这种大历史的叙述会不会让评审更喜欢？读者会更认同？他们会尝试去写。但很快，他们就会发现，如果没有一定的底蕴，没有与切身有太大的关系，是不可能处理好的。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外面的读者会认为马华的作品就应该是雨林、动物、马共。事实上，马华现在的社会环境和他们笔下的世界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觉得马华的作家有必要出来告诉世界上其他的读者，马华现在有自己其他的风貌，而我觉得我是有能力写这方面的东西。 时代周报： 《告别的年代》描写了你的家乡怡保，小说语言上也加入了一定的粤语。怡保这个地方，对于你的创作上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黎紫书：我在那里待了30多年，它占据了我记忆的大部分。它在书写上对我更大的影响，是语言的冲击。在怡保都说粤语的，我可以说是在马来西亚第一个想到把粤语放入小说的人，我之前的短篇已经那么做，以前没有人这么做。这个事情在香港已经比较普遍了，但在马华没有人想过要这么写。我觉得要表现一个地方，没有什么比语言更直接。问题在于要放多少粤语，如何接入，才不至于让不懂粤语的读者形成阅读障碍？这是一个作者需要思考的，不能只按作者的喜好来。写作本身有沟通意向。 时代周报：你在书里描写的人物性格似乎都有一些阴暗？ 黎紫书：是“有一点”吗？是“很阴暗”吧？我一直觉得小说写的是我眼中的世界，散文写的是我心里的世界。很多读者看我的小说和散文都会觉得看起来不是一个人写的。散文看上去很可爱、很温暖，小说就很冷酷、很阴暗。我本身是一个对人性、世界、社会不信任，对感情持怀疑态度的人。我做记者的时候，接触的都是社会底层的阴暗面，看到很多悲剧，无奈的现实以及人性的黑暗，这些很多成为了小说的素材。我没有办法写出阳光的东西，我整个人生观已经定型。我不是为了黑暗而黑暗，为了暴力而暴力，是因为人生观就是这样。 时代周报：你很少描写爱情。这一点在女作家里是比较少见的。 黎紫书：我对爱这个东西的要求是很高的，爱是很超脱的东西，是人性无法达到的高度。大部分现实中的爱情并不是我定义的爱情，所以没有办法写。所有的爱情，不管发生的时候多么美好，但到最后一定会变质，这个很正常，所以得到爱情的时候，享受吧！有一天你抛弃他或者被抛弃了，就不会太难过。有这样的信念，我反而活得很快乐。 时代周报：其实在大陆，你最早在花城出版社出版过一本短篇小说集，不过那是很久之前的事了。现在推出《告别的年代》，是不是在大陆有进一步的出版计划？ 黎紫书： 《告别的年代》是今年才被大陆的出版社发现。跟新经典已经陆续在签接下来的合作。预计下一部是短篇小说集。 时代周报：写作有什么计划？ 黎紫书：目前还在写短篇，因为我还打算出一个短篇小说集。我本来觉得我最拿手的是短篇，之前专注于微型小说，后来写长篇、散文，很多年没写短篇小说。这两年我就比较想写短篇，因为那个感觉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