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鼓励民营经济不能止于权宜之计-爱华网

在宏观经济进入下行通道时，“民营经济”重新成为上上下下谈论的焦点，各种扶持政策也争先恐后出台。但这些政策的有效性到底有多大？民营下行的天使？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为国内所熟知，是因为他对所谓“中国模式”的诘问。而实际上，他对民营企业、民间资本也十分关注，他最有名的一本英文著作的副标题是“企业家精神和国家”。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黄亚生梳理了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民营经济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演进路径，指出：有公正、法治的制度设计，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经济。对于当下的民营经济扶持政策，黄亚生表示，没有需求的拉动，扶持政策的推动效果有限。

　　对民间的“开放”效果有限

　　时代周报：最近中央和地方在民营经济方面出台了很多鼓励措施，如“新三十六条”，你认为这是无奈之举还是真正找到了病根，开始去调整了呢？

　　黄亚生：如果是在被迫情况下才去走市场经济，那永远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我们总是把民营经济当作经济学上的residuary（剩余），经济好的时候想着国有企业，经济坏的时候才想到私有企业。做一次可以、做两次可以，做那么多次肯定会打击民营企业家的积极性。现在做这种简单的、微观的调整，可能起一定的作用，但是对于8%、10%的增长绝对是不可能的，它能够保证就业不出大问题就已经很不错了。而且这也很难，因为房地产的冲击、制造业的萎缩、空心化，另外外资也是因为2008年的刺激计划被挤出了，创造就业机会的这些企业就受到重大的打击，能不能恢复以前那种就业态势我是很怀疑的。而且GDP7%的时候开放和GDP11%的时候开放，效果完全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是权宜之计。

　　时代周报：从现在公布的经济政策来看，各个领域都向民资开放，你觉得这些政策的有效性怎样？

　　黄亚生：“开放”属于在后面推动，但没有需求在拉动，推它是没有用的，就像推一个绳子一样，那是没有用的。像上世纪80年代需求是非常大，第一，因为“文革”中的经济出现很多短缺。第二，老百姓的收入两位数地增长，购买力提高，大家都排队买东西，这也表明它的购买力是很强的。它同时又有推动又有拉动，在这种情况下，你只要稍微开一点口，那些民营企业、乡镇企业马上就发展起来。中国那时候GDP的增长主要是靠这些乡镇企业带动的。现在，汽车行业在2009年、2010年被人们认为是最好的行业，它们还是有20%的剩余产能，还有钢铁这些都是剩余的。现在的“开放”就已经是剩余的，那能起什么作用呢？这跟80年代短缺的“开放”，能够很快地带动民营企业的发展是完全不一样的。

　　时代周报：民营经济鼓励政策是否有效，主要是看有没有需求来拉动？

　　黄亚生：对，需求有三种：一种是外需，一种是政府的需求，一种是老百姓的需求。外需和老百姓的需求之间的关系是成正比的，比如广东东莞的这些企业，它出口到美国，订单要雇工人，一部分收入还是要转移到农民工这里来，两者之间是成正相关的关系。现在除非政府再重新出大规模的刺激，来重新创造过去四年的状况，否则不会有大的改观。而现在老百姓的需求是非常疲软的，外需亦并不看好。在这种情况下开放，开放总比不开放好，但是它是不是能够起到想起的作用呢？我是持怀疑的态度。

　　民营经济的演进

　　时代周报：在你看来，民营经济现在主要的困难是在哪里？

　　黄亚生：民营经济大部分是个体经济，主要是个体户。个体户都在服务行业，也不需要什么资本，即使需要资本也不需要那么多，它最需要的是流动性，必须要有一个合法的流动。在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北京天安门前都是小摊，到处都是小摊、人群流动。而且办小型的、微型的企业，政府当时是贷款支持的，中国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做的微型贷款比现在规模大多了，只不过后来被全部否定掉了。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服务中心查到的原始文件是关于1979年金融改革，农村金融改革和农村信用社的改革是革命性的，社员是股东，但是1984年以后全部给取消了，任命信用社负责人的权力划给了镇，1993年还划给了县。当时允许私营企业参加金融服务，在全国有一个组织叫农村合作基金，1993年以前都是基金干的事，1993年就限制它，把它存款的权力取消，1998年全部否决，微型贷款的模式最后全都给否定掉了。后来邮政储蓄银行根本是不贷款的，把农民的钱拿来，把钱输入到城市里，设立这样的机构实际上是补贴城市。

　　时代周报：像上世纪80年代那样的改革才是真正的改革？

　　黄亚生：如果把改革界定为限定行政权力的话，我们现在所有这些都不是改革，它是在加大或者是在维持自己的权力。80年代做的很多事情，联产承包制绝对是在限制自己的权力，广东是财政包干创造出来的奇迹，还有特区、农村的金融改革这些也都是在限制它自己的权力。有一次很偶然看到体改委做的一个报告，我读了以后非常吃惊，1987年讨论建立股票市场，要给民营企业提供融资的渠道。而现在看不到这种改革，现在基本是在搭积木，积木在哪行政权力就在哪。像新三十六条，现在可以放开，它也可以收回去。

　　时代周报：你在2008年写的一本书，很多人忽略了你的副题—“企业家精神和国家”。你能不能从过去30年的历史来描述一下民营经济和国家的关系是怎么演变的？

　　黄亚生：80年代在城市有一些创业的土壤和空间，1984年有联想，1988年有华为，海尔、湖南远大也是80年代的，而当时在农村创业的空间更大，因为有银行、财政方面的支持。当时政府的考虑还是非常完善的，它给乡镇企业创造市场和资金支持。如果仅仅是资金支持，它是在推这个绳子，要拉动绳子必须要有需求才对。它利用行政权力让国营企业到乡镇企业那里去采购，等于需求的一种拉动，利用国家的力量去扶持民营企业、乡镇企业，这是第一阶段。

　　到了90年代，80年代这个模式基本结束了，逐渐向现在全方位的政府主导过渡，加强控制。有人说，当时的问题出在改革上。其实，中国最终没有像苏东那样，恰恰是因为进行了改革。如果农村出问题，那当时肯定是很困难的。农村没有出问题是因为每年农村个人收入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农村每人的消费是以20%的速度增长，农村是非常稳定的，这是改革的功劳。经济上进行了土地的承包制改革，政治上允许他们有选举权。这是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就是2002年以后到现在。通过数据来看，在农村还是做出了一些正面举措的，农村的减税、免税、农村的教育、农村的医疗等。90年代政府要建设上海、建设浦东，它哪来的资金呢？这些都是从农村拿来的，所以它把农村的贷款取消、萎缩了，这是90年代发生的事情。不管怎样，2002年以后帮助、扶持农村的发展，这一代领导应该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城市经济方面，房地产利益集团在90年代已经打下了根基，在2002年以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强大的利益集团给它以后的改革制造了很大的障碍。

　　我不是西方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我是非常支持政府在几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比如社会保障，我觉得政府应该起更大的作用，在科技研究方面政府应该投入更大，甚至在经济方面我不反对国有制，我反对的是有国有制但不允许竞争。

　　时代周报：你刚刚说90年代的民营经济相比于80年代是一个退缩，但是1992年“下海”热，鼓励很多人去从商、创业。是不是可以说，农村方面可能有一部分收缩，但是整体上还是比较鼓励从商创业？

　　黄亚生：我不否认“下海”、外资的作用。很多人批评我看问题不是很全面，90年代房地产、外资经济的发展也是好的，当然这些都是正面的，可是问题是它有一个加权，毕竟当时中国的农村人口占到80%，萎缩农村民营经济的发展是加强城市民营经济所弥补不了的。从事实上来讲，我是百分之百同意，但是从宏观效果和作用来看，它是完全不能跟80年代农村私营经济的发展来相提并论。

　　长期的发展需要全方位改革

　　时代周报：在你看来，“中国特色”到底是什么？

　　黄亚生：我的书起那个名字并不是说中国多有特色。我隐含的一个意思是仅仅有产权的私有是不能保证国家长久的经济发展的，比如说现在中国经济70%是民营，去查查数据，像巴西、印度、坦桑尼亚其实都是70%，他们最后成功了吗？印度是后来才发展的，那时候它一点也不成功，民营经济占比70%、80%只是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一个充分条件。充分条件必须要有一个公正、法治的制度，一个限制行政权力的制度，否则就算有了大规模民营经济的发展，没有一套这样的制度经济增长也是不可持续的。

　　我的观点并不是非得一步到位，只要往那个方向发展就可以了，80年代很难说它是市场经济的，它只要是往那个方向发展就行了，这就是2008年以后的发展我非常担心的一点，它不光速度放慢了，还在走回头路，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政策方向比政策水平更关键。

　　时代周报：讲到印度、巴西，你觉得他们的民营经济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跟中国又有什么不同？

　　黄亚生：从历史来讲，巴西的民营经济基本都是官僚的民营经济，跟我们很多大型的民营企业是很相似的，像房地产，实际上它是依赖官僚的，也是要跟政府搞好关系。过去巴西并不是没有民营经济，它有很大规模的民营经济，但基本是官僚政治的附属，它的经济也没有怎么发展。1986年、1987年巴西开始政治改革，90年代开始改革经济，实行了自由经济政策，这是最可取的，就是政府在经济上退出，在社会保障上加强投入，经济由此开始起飞。

　　印度在70年代也很类似，但90年代之后就真正出现了完全独立于政府的民营企业。印度经济最不好的时候也就是政治体制最封闭的时候。90年代以后它不光进行了经济改革，也进行了政治改革。而在六七十年代，印度中央政府权力非常大，一个邦举行选举，它可以推翻选举结果，那时候的经济表现恰恰是最不好的，而恰恰它搞政治改革的时候，它的经济增长是慢慢加速，3%、4%、5%、7%、8%……虽然最近不太好，但是从长期发展来看，我对它的发展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所以，要真正实现长期的经济发展，必须在经济、政治的制度上进行改革，虽然复杂，但这已经被证明是成功的模式。中国也证明了这个模式的成功，为什么我要讲80年代的金融改革就是证明这样一个道理，不需要照搬孟加拉国、照搬美国，我们就照搬80年代中国自己做的事情不就可以了吗？那时候银行讲改革，刘明康老是把国外的银行家请来，我觉得很奇怪，买张飞机票到浙江考察一下不就可以了吗，浙江银行的呆账、坏账是最低的，它们也没有华尔街的人给它们去指导，其实这不是很复杂的知识问题，是能不能信任市场、信任民营企业的问题。中国还是一个瘦子，你不要怕胖，等胖的时候再考虑胖的问题，现在那么瘦还在考虑不能喝牛奶、不能吃猪肉、不能吃牛肉、不能吃鸡蛋等，这不是莫名其妙吗？去讨论美国金融衍生品的危机这些问题有什么意义呢？现在农民几块钱的贷款都拿不到，还去批评别人那些问题。

　　金融改革不能仅限温州一地

　　时代周报：你虽然不太赞同中国模式的说法，但似乎比较赞同温州的私营企业、民间金融，那你怎么看江浙特别是温州最近几年出现的问题？

　　黄亚生：温州模式在小的范围可以发展得很好，它依赖的是社会资本，你信任我，我信任你，不需要法律上的契约来规范我们的行为。在其他国家，小型贷款规模化之后都出问题了，温州也不例外。温州在金融方面跟全国也是一样不开放的，所以非正式的金融，像地下钱庄总是躲着、闪着，它是靠哥们义气、你我之间的相互信任的，这在生产简单的产品，如鞋子、袜子是可以的，当生产扩大规模、资本密集时肯定就不行了，因为所需要的资金不是两三千块，而是可能要上亿，上亿怎么可以通过这种非正式的渠道获得资金呢？一千块钱可能是不值得跟你违约的，但是一亿那就很难讲了。中国体制如果不改革的话，那这个模式就只能在温州内部地区发展，一旦超过了地域肯定是不行的。所以现在这种地下钱庄模式肯定是不行的，因为第一，涉及的钱大了，第二，参加的人多了。正式金融歧视私营企业，迫使私营企业依赖于非正式金融，但是现在的私人企业跟80年代的不一样，现在的规模是很大的，可以出口到欧洲，还依赖这种非正式金融肯定是要出问题的。

　　时代周报：现在温州的金融改革在某种程度上是给了民间金融一定的合法身份，这会是未来的一个解决方向吗？

　　黄亚生：肯定是要这样去解决的，但是规模经济已经超出了地域的限制，很难说同样的金融行为在温州是合法，而在外面是不合法，这是莫名其妙的。金融改革应该很快地在全国展开，但它绝对不是那么痛痛快快地改革，现在政府处于被动地改状态，它是临时救火的一种行为。着火了救火总比不救火要好，这是值得肯定的一点。但是它确实是没有信任市场经济，所以它今天改的话，明天就可能收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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