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再起的中国崩溃论 美国著名军事政治专家乔治.弗里德曼博士于2011年在接受韩国媒体采访时称，“中国在以出口为主的结构和贫穷的冲突下，未来10年内将陷入‘危机’”。他所基于的一个理由是“中国是没有内部经济的国家。欧洲和美国不买中国产品就无法生存”，在他看来“中国就像外部世界的人质”。 此外贫困也是困扰中国经济走势的一个大问题，“6亿家庭日收入不到3美元。4.4亿人口的收入不到6美元。13亿人口中10亿以上过着像非洲一样的贫困生活。”也正是基于此，他认为中国当前处于的位置，应如大崩溃之前的1989年的日本。他说“日本在耀眼的增长背后，金融系统陷于崩溃”，“这是中国的增长周期达到极限的信号。每个国家都寻找不同的解决方法，日本放缓了增长率”。当然，这位被美国媒体视之为“影子CIA”的，政治、经济、外交智库——“战略预测”的老板显然是道不孤的。 2011年12月的《纽约时报》，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在其专栏里这样写道： “近期经济增长依赖于因房价飞涨而大热的基础建设，一系列典型的经济泡沫迹象也一并显现；信货急速增长却不是基于传统的银行业而更多地由非常规的‘影子金融体系’，这种金融体系即不在政府的监管之下，也未由政府提供担保。由此引起的泡沫开始破灭，金融经济危机并非危言耸听。我是在描述上世纪80年代末的日本吗？还是说的是2007年的美国？或许吧，但是现在我说的是中国。” 在文章中，他的一个重要依据也在于出口问题，“最明显的信息来自中国近十年的居民消费水平，虽然有了增长，但远低于国民经济增长的水平。预计2011年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相当于美国的一半水平。那么谁为过剩的产品和服务买单？部分由国际市场消化。但是随着消费份额所占经济比重的下降，中国更多依靠贸易顺差维系工业的正常发展。” 他的担心是：“随着消费水平的相对放缓，是什么因素在驱动着投资支出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不断膨胀的房地产泡沫所造成的。自2000年以来房地产投资所占GDP比重几乎翻番，且剩余的大部分增长也来自于与房地产相关的公司的生产扩张以满足房地产的需求。我们真的意识到房地产泡沫了吗？所有的迹象都已浮现：不仅仅价格飞涨，房地产投机热同样风行。与我们几年前的经历如此相似。” 相较于这些专家而言，外国媒体则更是一片灰心。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最近刊文将企业正在减少贷款、制造业产出停滞不前、利率出人意料地下调、进口停止增长和GDP 增长预期被下调(一些人甚至认为中国经济已经陷入衰退)视之为“中国经济将发生大灾难的五个迹象”。据此，美国《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Mark Mcdonald认为中国大灾难即将降临。在7月9日刊登了那篇文章中Mark Mcdonald除引用了美国《外交政策》的观点外，他还援引了野村证券分析师Rob Subbaraman的观点，这家日本最大的金融服务公司认为：中国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可能性将经历一场“在2014年底之前开始的经济硬着陆”。 为了佐证上述观点，Mark Mcdonald还引用了专栏作家Rosemary Righter一段有关中国的见闻录。Rosemary Righter最近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上撰文说，她不久前到中国旅行时发现，那里有大量的住房、公寓、雄伟的公共建筑和厂房，虽然它们各个形状不一，但却有着一个相同的命运，那就是它们都空空如也。她说，中国各地都有着大量无人居住的建筑，这种情况不仅于东部沿海城市存在着，就是在偏远的西南内陆地区也有，中原河南那肮脏的矿山小镇如此，就是于北疆的内蒙古也能看到这幅景象——空空的鬼城。 此外，财经杂志《巴伦周刊》，在最近的一篇封面文章中更是直白的认为“中国高增长神话可能即将破灭”。美国的《华尔街日报》的话要说的委婉一些，但它们认为从中国制造业扩张速度的快速下滑来看，中国的经济前景不但不容乐观，但到更加黯淡。 对中国真正悲观的还不在海外，而是在国内。2010年10月22日，香港中文大学的郎咸平教授在沈阳对一些企业管理人员讲课时，针对当前中国大陆经济形势做出了详细分析。郎咸平举例并用大量经济数据证明，目前中国投资市场冰火两重天，中国经济已经出现制造业危机，经济产能严重过剩，他认为错误的经济政策已经给民族带来灾难。在讲课中，郎咸平多次使用“哭泣吧！”“一起哭泣吧！”“我也没办法。”等词语来形容当前经济危机的严重性。 当然，持有中国经济崩溃论的，在国内远不止我们的郎教授。那么，中国真的会崩溃吗？ 不容忽视的有利要素
我的看法是，纵或是欧元崩溃，进而引发全球性债务泡沫破灭，但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可以幸免于此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的。那么，中国凭什么可以于债务泡沫破灭后的再一次全球去杠杆化过程中，令衰退对其的影响有限呢？ 我认为，克鲁格曼于2002年8月16日在其《纽约时报》专栏里提到的，美国可避免重蹈日本覆辙的几大理由可适用于该时期的中国。当时，克鲁格曼所列举的四大理由分别是： 1.美联储有足够的空间来降低利率，这足以应付任何不测。 2.美国长期预算头寸依旧富裕，即使降息不足以解决问题，还有足够的空间可以通过财政刺激来应付这种不太可能发生的情况，即长达10年的经济停滞。 3.美国有优秀的公司管理机制，不必担心对企业部门丧失信心的亚洲模式问题。 4.美国也许存在股市泡沫，但没有房地产泡沫。 在这四项中，必须公正客观的说，第三和第四两点理由显然不是构成我们可以抵御衰退的恰当理由。首先，中国的公司管理机制如果不是太糟的话，那也至少不会太优秀。在社会科学界，最先试图描绘华人文化的特色，而经常为人所引用者，是费孝通在1948年所提出的“差序格局”。在《乡土中国》中，他认为，西方个人主义社会中的个人，像是一枝枝的木柴，他们的社会组织将他们绑在一起，成为一捆捆的木柴。中国社会的结构好像是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而跟圈子所推及的波纹发生联系。这个像蜘蛛网的网络，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点出了华人文化的一个重大特色，那就是以家族主义的概念来区分人际亲疏。之后的学者在进行相关研究时，基本上延续了费孝通的这一思维框框，如许烺光。在许烺光看来，中国信用关系，就是一种透过紧密的以血缘为纽带，以父子轴为形式的亲属关系，进而影响其他社会关系的运作与内涵，最终形成支配社会组织、制度、及文化倾向的主观意识形态，这自然也包括现代企业制度。 福山在其《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书里，曾提到的王安公司的失败就是这一信用关系主导的结果。1951年，王安离开哈佛大学，以仅有的600美元，在马萨诸塞州创办了王安实验室(Wang Labortories)。在他的领导下，王安公司于1950年代末成功上市。借着公司成功上市的东风，王安加大研发投入。在其后的20年中，因为不断有新的创造和推陈出新之举，使事业蒸蒸日上。到1984年公司的营业收入达到22.8亿美元，在美国《幸福》杂志所排列的500家大企业中公司名列第146位。但是，这一切即将逆转。 由于王安的健康缘故，他于1984年就开始准备退休，不过他属意的接班人是他的儿子弗雷德.王（Fred Wang）。在这一中国式接班人意识下，弗雷德得到了迅速的提拔。这种公然的任人唯亲的做法，令那些非华裔的经理们很难接受，很快他们便纷纷离开了公司。伴随着公司人才的流失和弗雷德上台而来的是，公司业绩的大滑坡，到1992年时公司不得不选择了破产保护。 虽然仅仅只是一个人事决定，但其透照出来的却是一个宏大的社会问题、民族问题。正如福山在其书中所论：王安实验室虽然有着高科技和现代企业的外表，但仍然是建立在家庭关系之上的。家庭提供了创立新企业的社会资本，但是同样地，它又在结构上限制了企业，阻止它向生命力长久的方向发展。王安虽然生活与美国，但事实上他的行事风格仍然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王安不主张开放投资，他也不相信美国的公司制度，他曾多次表示，“因为我是公司创始人，我对公司拥有完全的控制权，使我的子女能有机会证明他们管理公司的能力”。也就是说他对于家族之外的人从不信任，也从不预备信任。如果这仅仅只是王安一家的现象也罢了，但遗憾的是，这在中国社会却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中国式的信用恰好成为了我们目前所致力于建立的现代企业制度的根本障碍。 至于第四项，中国有没有房地产泡沫呢？且让我们来看一组数据：2009年09月《中国证券报》一则报道显示：当时中国国内住房总价值已超90万亿。而到2011年，时任国泰君安的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于21世纪经济报道上所发表的一篇题为《通胀让穷人受伤富人恐惧》的文章中指出，中国的住宅类房产的总市值大约为100万亿。而与之对应的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经济增速（GDP）比上年增长9.2％，全年国内生产总值471 564亿元。按照野口悠纪雄教授的“泡沫，就是资产价格中与实体经济无关的部分”这一观点，我们且来做个小学生的算术题：中国住宅类房产总市值100万亿—全年国内生产总值47.2万亿元=中国房地产泡沫52.8万亿。这也正是克鲁格曼所为之判断中国经济必然会崩溃的一大依据。正如美国和日本的经验所表明的，这一点就足可令一个国家致命。 但可喜的是，克鲁格曼所给出的第一和第二项理由，虽然不足以完全的将后二项的负面效应对冲掉，但至少可以将其负面效应部分的抵消。从目前来看，中国人民银行的确还有相当的空间来操作，譬如降低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纵或如克鲁格曼所说的，降息不足以解决问题，我们的长期预算头寸依旧富裕，也还有一定的空间，可以通过财政刺激来应对那怕长达4-6年的欧美经济的停滞。 除此之外，有利的因素还包括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前首席经济学家王庆曾于2008年所提及的如下几点： “第一，中国已成为储蓄的净输出国，这从最近几年稳定的、数量可观的经常账户顺差就可见一斑。因此，作为一个经济整体，其杠杆化效应大大低于世界其他地方，这反映在极低的外债水平上。 第二，持续性经常账户顺差所造成的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使得国内银行系统的流动性仍然泛滥。 第三，归功于对资本账户的控制，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跨境资本流动的主要形式是中国中央银行对外进行高质量和高流动性的证券投资，这些证券非常适合官方外汇储备以及境内外资的直接投资。 第四，各经济部门（如家庭、企业和政府）之间的金融联系主要是以传统的商业银行为媒介，因此非常简单和清晰，特别是与美国高度证券化的金融市场相比时。 第五，家庭和政府的资产负债状况很健康。家庭和政府的债务水平低到分别只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3%和33%。此外，银行资本充足，流动性泛滥，贷/存款比率只有65%，是除日本之外的亚洲地区最低的国家之一。” 虽然上述情况，受2008年4万亿刺激政策和全球经济恶化的双重影响，质量有所下降，但王博士所提的五点要素仍在可控区间。譬如于经常账户顺差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12年4月17日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中，虽然大幅下调了对中国短期与中期内经常账户顺差占GDP比例的预期。但报告认为，于中期内（2017年）仍可上升至4%至4.5%。 再来看一下家庭资产负债。由清华大学、花旗银行联合发布的《2011中国消费金融调研报告》显示，购房仍是家庭借款的主要目的。此次调研采集了全国24个城市约5800个家庭的样本数据，在所有受访者中有18%的家庭使用了银行购房贷款，15.4%的家庭采用向亲友借款购房。其中，受访家庭2010年的年均税后收入为8.9万元，平均资产总额71.6万元。而平均负债仅为4.6万元，资产负债率为6.39%。相比之下，同期的美国家庭平均资产负债率在20%左右。 而于政府债务方面，根据由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博士担纲，复旦大学教授徐剑刚、副教授张晓蓉、李治国，香港金融管理局助理总裁何东等人参与编制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的估算》显示： 2010年国债余额为6.75万亿元，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债务为1.3万亿元，两项加总所得的政府狭义债务为8.05万亿元。按照政府狭义负债率为政府狭义债务占GDP之比来算，2010年政府狭义负债率为20.1%，但这并不是历史的高点。政府狭义负债率的高点出现于2003年，该年该数值达到28.2%，随后开始下降，尤其2008年以来稳定保持在21%左右，并且在2010年出现了些许下降，甚至可以说创下近年来的历史新低，也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及的20.1%。所以，若只考虑国债与四大资产管理公司（AMC）债务，政府债务负担在近几年来非但没有恶化，反倒表现的极为稳定。 如果在此基础上，再加入地方政府债务与铁道部债务，那么这笔债务则称之为广义政府债务。2010年地方政府债务为10.7万亿元，铁道部债务为1.9万亿元。将这两项数据与狭义政府债务相加因此，那么，2010年政府广义债务为20.65万亿元。同样，按照政府广义负债率为政府广义债务与GDP之比来定义，2008年的政府广义负债率为41.6%，且与之前基本保持稳定。但为应对金融危机，大搞铁公鸡，而令政府债务负担急剧上升，政府广义负债率也从2008年的41.6%跳高至2010年的51.5%，上升幅度高达10个百分点。但相比之下，早在2000年，当时，美国狭义政府债务总额就已高达6.9万亿美元、且其负债率也接近60%。 但需要在此予以特别说明的是，上述的种种，并不足以帮助我们克服危机战胜衰退，它的意义仅仅在于为我们克服危机在争取宝贵的时间。不要忘记了，2002年克鲁格曼所列举的4大有利的要素，最后被美国政府用着短短7、8年的时间彻底耗光。如果我们不能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我们的未来将是非常危险的。那么，我们也将无可避免的会重蹈克鲁格曼和美国人自负的覆辙。 中国，矛盾的混合体 真正能够支持中国，可以令中国经济独立于世界金融危机之外的，是中国在政治经济方面采用的隔离制度所造成的二元结构，以及由此造成的矛盾性、混合性和落后性。 而这点往往是被人们所忽视的，这种忽视导致的结果是，往往误导我们做出如下错误的判断，譬如保罗.克鲁格曼，他单从“价格飞涨，房地产投机热风行”这一现象，就贸然的得出“与我们几年前的经历如此相似”这一结论。如果只关注中国城市或者只关注中国东部地区的人，保罗的结论尚可接受。到是乔治.弗里德曼的论据和结论，不免让人匪夷所思。他的结论是“中国当前处于的位置，应如大崩溃之前的1989年的日本”。只是，他认为中国必然会像1989年的日本那样崩溃的一个重要依据就不免有点牵强，“6亿家庭日收入不到3美元。4.4亿人口的收入不到6美元。13亿人口中10亿以上过着像非洲一样的贫困生活。”非洲式的贫苦构成了1989年日本的崩溃，这种神逻辑的确让人叹为观止。 正如香港大学的许成钢教授所指出的，历史数据的对比表明，把日本的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问题与今天中国的问题相提并论，纯属无稽之谈。很简单，于1989年时日本的名义人均GDP超过了美国，而中国今天的人均GDP还只是美国的十一分之一。也就是说，1989年的日本所面临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经济体面对的问题。而今天的中国呢？诚如乔治.弗里德曼所说的，13亿人口中，尚有多达10亿以上的人，还在过着像非洲人一样的贫困生活。对于这样的国家，我们总不好意思根据房地产泡沫这一侧面，就简单的将其定位为1989年的日本、2006年的美国吧。 当然，像许成钢教授一样，把历史时间拉长，然后根据最近十几年国际经济史学界，例如Maddison在2006年的论文所核算的世界各国的历史数据，将中国目前的位置拉回到1913年，我想也是颇值得商榷的。许成钢根据100年来世界各国GDP总值的变化情况，发现“从GDP总值的国际历史排行，中国在2010年实际上只是恢复了她在1913年的国际地位。”他的重要依据是，中国于2010年GDP是世界第二，这一总量大体上只是美国的五分之二。而“在1913年，美国的GDP是全世界第一，中国是第二”，更重要的是，“在当时中国的GDP总值大体上也是美国的五分之二。” 许教授的这种类比在于将两个重要数据：“第二”和“五分之二”静态化处理了，他不是将这组数值放入到动态的、鲜活的情境中去。基于中国式“公知”的逻辑，我们在这里且将中国放下，单来看美国。对近代世界史有所了解的人一定知道，早在19世纪末，美国的经济总量就已超过英国而高居世界第一，但当时世界的领导者并不是美国而是英国。当时的美国在国际舞台上所扮演的角度，充其量不过一个在经济上崛起了的，但在政治上尚无话语权的新兴国家罢了，这种角色更类似于上世纪70-80年代的日本。100年过去了，美国虽然还是第一，但你能说在这100年里，无论是形式还是质量，美国没有变化？许教授的这种荒诞就如同我1岁的时候叫韩和元，当我80岁的时候还叫韩和元，据此他断定我韩和元这80年间是没有成长一样。原因无他，仅仅是因为我1岁的时候叫韩和元，80岁了还叫韩和元。 那么，真实中国的恰当位置在哪呢？正如上所论，它既不是1913年的中国，也不是1989年的日本，或2005年的美国。实在的是，落后的非洲在中国，富裕的日本、甚至美国也在中国。中国就是这样一个二元的矛盾的混合体。也正是这种矛盾所在，在中国既面临着世界上最富有的经济体所面对的问题，也面临着世界史最不富有的经济体所面对的尚待开发的这一问题。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而只是根据某个侧面，就将现在的中国同上世纪初叶的中国，或是20世纪80年代末的日本相提并论。那么，要么是无知，要么就是误导。 破除二元结构是关键 因为长期所实施的错误政策强化了我国的二元结构，这导致了在中国既有日本式富有的一面，也存在着非洲式的落后。也正是这种矛盾性、二元性、落后性，反倒决定了中国在应对危机时，手中可动用的牌，远比当年的日本和今日的美国要多得多。以日本为例，在经济上该国无论是国土面积、人口规模还是资源储量都很难与中国相比。其次，其社保体系早已在1960年代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逐步建立健全了。伴随着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原来困扰着日本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诸多问题，如城市与乡村、如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二元差异，得到逐步缩小，包括投资和消费在内的国内市场，已是饱和的投无可投、刺无可刺了。这也就决定了其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很严重，经济发展的外部性较脆弱。而反观中国，我们不仅有14亿人口，更重要的是今天中国的人均GDP还只是美国的十一分之一！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存在大量的改革空间，我们的城市和乡村的差异巨大、东西部发展极端失衡、国有民营的二元结构亦趋恶化。 1980年代末期的日本，面对的是世界上最富有经济体面对的问题。今天的中国，固然也面对着这一问题，譬如严重的房地产泡沫，但同时更面对着如非洲穷国般等待发展的问题。两国国情的差异（虽然这种国情是由于政府一手强化的），决定了彼此面对的问题的性质也会不同。对此，我们首先需要辩证的认识到的是，这些固然是问题，但何尝又不是机遇呢。如果应对得当，哪一件处理好了，都可以让我们的经济再次出现质的飞跃。那么《淮南子·人间训》里所说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将于现实中会找到最新、最好的诠释。 当然，也正是这种明显的人为强化的二元差异，如果应对失当（无需改变，只需继续延续既定的政策就可实现），中国的问题也将较之今日欧美的麻烦，要大出不知多少倍。整个国家也将不再是现在的城乡间的巨大差异，和东西部间极端失衡的矛盾。而是整个国家将沿着目前的这条即存的二元结构的裂痕而为之撕裂，国家也将彻底的陷入混乱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