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这样一个建摩天大楼的风潮，在我看来是很荒谬的，它反映出二、三线城市在竞争中想要迎头赶上，跨越式发展的心态。采用这种方式赶超，在公共财政上的花费巨大，而且投资和回报难以匹配，整个投资可能并不合理。建筑专家早就说过，摩天大楼会对周边生态环境和社会要求维持的系统带来很多问题，摩天大楼与二、三线城市实力根本就不匹配。之所以有这么多城市不约而同地形成建摩天大楼的想法，其实是犯了重复投资的老毛病，大家在竞争上高度统一，而不是充分发挥多样性，找准自己的定位，利用自身特色来竞争。 现在大家都来抢建摩天大楼，与上世纪90年代珠三角地区到处建机场、港口是一回事，重复投资、重复建设，根本就不管本地的实际情况，盲目追求数量和规模。政府这种急功近利的表现，主要是因为他要在自己任期内做出“看得见”的成绩，有明显的社会显示度，这里头蕴藏了巨大的浪费。 2008年的投资都流到哪些地方，是很值得深究的，相当一部分钱被用来进行恶性竞争，拿了钱就赶紧找专家画张图纸、建大楼。由此可以看出，现在各地的竞争手段非常单一，如果所有城市都靠建全国第一、世界第一高楼来作为城市形象的卖点，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核心环节，那么这种发展思路和视野就显得狭隘了。 建设高楼肯定可以拉动基础设施建设，会有一定的噱头，但是这种比高、比快的竞争方式，有人在半个世纪前就已经作了总结—有些国家喜欢追求最高、最大、最强，它反映在工程项目建设上的大一统、威权主义，这是他们的审美观念。苏联就是这样，所有东西都要做到号称“世界第一”，在外观上做得规模极为巨大，比如大水坝、大广场、大楼等，反映了一种很浮躁的社会风气和心理。这种建设可能会产生副作用，留下很大的后患，比如像长沙这样的城市，能否负担得起世界第一高楼的巨额建设和维护费用，就很值得忧虑。迪拜之所以能建世界第一高楼，是因为它拥有石油美元，是世界人均收入最高的地区之一，也是世界经济的重要枢纽，财力非同一般，但是长沙的财力、地位和眼光，与世界第一高楼恐怕不相匹配。第一高楼固然可以带来荣耀，但是最后只怕会落下一个求虚名、造活罪的局面，建摩天大楼所需要的便利供应以及整个维持系统，它们不一定能承受得了。 特别是摩天大楼建成以后，要如何才能回收成本，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租最高档的写字楼，必须是非常有实力的大公司，并且是处在业务扩张期，它的市场预期非常好，这个时候需要显示自己的品牌。但是二、三线城市能够吸引到的最有实力的大公司本来就有限，再加上现在全球经济不景气，能有实力和信心去租高档写字楼的比较少。“劳伦斯魔咒”说建摩天大楼可能是经济过热的信号，这是在敲响一个警钟，决策者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这些问题，考虑到人家建高楼的时候的一些教训。作为后发国家，本来我们有一个优势，就是可以看到发达国家走过的弯路，从而吸取它们的教训。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在摩天大楼盖起来之后，就算能够吸引投资，发展出一些比较高端的产业，但是摩天大楼会带来城市的两级分化。 迪拜有非常漂亮豪华的大楼，但也有本地穷人的居住区，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因为没有贫民窟这一说，就好像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实际上因为资源在经济循环过程中，会集中到一些大资本项目上，最终在民生普惠上的作用很有限，相反因为财富增长速度不一样，导致贫富差距被拉大。摩天大楼可以带动周边地价上涨，但是这是否会惠及到整个城市的各个阶层呢？包括一些国家的大型基建工程，比如高速公路、铁路桥梁等，实际上能够被周边群众共享的作用有多大，是很值得思量的。 摩天大楼的投资，如果真是标志着经济衰落，那么投资者要破产或者有诸如此类的其他问题，如果要赚大钱，那就可能导致两级分化，这是一个两难的局面。建了很多高楼，可能拍出来的照片会好看一些，但是社会关系可能会留下更深的隐患，或者更大的分裂。当年大跃进的时候搞浮夸风，吹高农业产量，直接后果就是大饥荒；现在搞建楼的浮夸风，直接后果真的可能会是经济衰退。 本报记者 徐伟 实习生 成云 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