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78年，中国刚刚恢复高考，雷颐就参加了考试，进入吉林大学历史系学习。他一开始怀着文学创作之梦，报的是考古专业，因为可以经常走出校园，好积累社会经验搞文学创作，结果因分数不够被第二志愿历史系录取。原本心有不甘的雷颐最终真的对近代史有了兴趣。中国近代史研究因此多收获了一位学者。 80年代，各种思潮讨论不断，雷颐做的研究都和现实有关，他试图把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讨论拿出来，跟现实问题相比较，找出可资参考之处。让他感叹至今的是：过去大家讨论过的议题，为什么没有完全成为历史？ 1978年，大学梦 雷颐小学还没毕业，“文革”就开始了。漫长的青春岁月里，读书成了一件最奢侈的事情。但是读书对他来说，好像是一种天生的爱好。举目都是革命指导、语录选读，他仍然有办法找到书读。 为了辅导人们学毛选，会有一些介绍背景知识的辅导书，雷颐就从这些边边角角的革命辅导书籍里吸收一点知识。有一本书让他印象深刻，叫《毛主席著作中的成语解释》，因为自己没学过古文，他就从那里面学成语。到了“文革”中后期，官方提出要学马列著作，因为马列著作里引用的典故和中国相隔得更远，又出了一些辅导书，里面有希腊传说、但丁的《神曲》这些内容。领袖批判的内容有时候也可以读，以便理解之后更好地批判，于是雷颐有机会读列宁批判过的马赫，马克思批判过的黑格尔。此外“文革”之前还有一些社会科学的书也被雷颐找了出来：海涅、德国宗教历史、汉唐佛教思想研究。当然，还有一种能被光明正大阅读的书籍：鲁迅著作。 雷颐就这样找到书便读，不懂也拼命想弄懂，大段大段地摘抄、做笔记，在部队的时候也拿本书盖上报纸偷偷地读，像当时的很多知青一样，听说有一本好书就跑好几里地去借。他甚至连写信都受到读书的影响。读鲁迅的时候写出来的信都是半文不白的，读欧洲作品的时候写信都是长长的欧化的句子。他至今还能流畅地背诵出马克思引用《神曲》说的话：“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粉碎“四人帮”之后，几度传言要恢复高考。到了1977年底，终于正式下发了恢复高考的通知。雷颐赶紧从部队复员去当工人，白天做车工，晚上复习。雷颐的父亲是学建筑的，在那个年代，他认为社会科学都是虚的，真正应该学的是数理化，只有科技是有用的，于是一直劝他考个理科专业。但是因为自己平时读的都是人文书籍，雷颐早就想好了要考文科的专业：“我自己有把握，我知道考个文科肯定能考上，只是学校的好坏问题。” 因为几乎没有真正上过学，雷颐对高尔基《在人间》、《我的大学》这些书特别有感情：“觉得那就是我自己，社会就是我的大学。”受到高尔基的影响，雷颐也想上大学之后做文学创作。他不想坐在教室里，想了解社会，想在外面跑，以便自己体验生活，继续文学创作。“又想在外面跑又想上大学”，雷颐选择了考古系—因为需要做大量田野调查，第二志愿填的是历史系。最终考古系的分数更高，雷颐分数不够，被第二志愿录取。史学就这样向他敞开了大门。但是雷颐一开始却对这个学科毫无兴趣：“开始我还很不甘，进大学之后老想着能不能调专业。” 李时岳高徒 “文革”让教育中断了十年，当年的口号是“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语，不学ABC，照样干革命”。到了1978年的高考，雷颐已经嗅出某些不同。当年的高考报考要分考外语和不考外语两种，雷颐一点外语不会，告诉报考人员自己不考外语。报完名之后一个工友告诉他，不考外语就不能进重点大学，考了外语就算零分也有进重点大学的资格。他晚上又跑到招考办公室改报名：“我要考外语。” 外语考试放在所有考试的最后，雷颐考完其他科目之后找到一个英语老师，让他翻译《人民日报》上面的标题—《紧跟华主席，进行新长征》，当时他觉得一切还是会很政治，“华主席”和“新长征”这些会出现在考试中，就反反复复地死记硬背，想着如果看见“Chairman Hua”就写“华主席”，至少证明自己不是什么都不会。结果考试里没有华主席也没有新长征，他倒是发现了一种新的形式—选择题。现在想来，1978年的高考是一场很现代的考试。 最终雷颐的英语考了14分，但是也进了重点大学吉林大学—工友的说法是个谣传，但是雷颐却真的对英语有了兴趣。从零开始，英语学得很好，还代表班级参加市里的非英语系英语比赛。学了英语，年少时在政治重压的缝隙里读过的那些外国哲学和外国文学这时起了作用，雷颐想学世界史。学世界史，难免要涉及到中国近代史的内容，而教雷颐近代史的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李时岳。因为李时岳讲课讲得好，雷颐一下子被吸引过去了。李时岳的期末考就是给一些参考书目，写一篇论文。参考书给了雷颐很多启发：“原来近代史有很多东西我们是不知道的。”雷颐的期末作业是《论中国辛亥革命前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李时岳看完之后非常赞赏，李时岳本来是要招雷颐上一届的研究生，但是他希望雷颐1982年考自己的研究生，为了他刻意推迟一年招研究生，此外还将雷颐的文章推荐发表。“对一个本科生而言，在那个年代，文章印成铅字是一个很大荣耀。”雷颐说。这个契机，最终让雷颐走上了近代史研究之路。 历史的重复 雷颐本科阶段就发表论文是个荣耀，对他自己而言则是一个启蒙的过程：“那时候我读辛亥革命历史特别震撼。辛亥革命前的思想家写的东西，远远超过我那个年代的人的认识。他们对于自由、民主、人权契约论—概括起来就是国家和个人的关系—都有相当深入的论述，对当时的我来说是闻所未闻。我才发现，‘启蒙’在那个年代已经做得很深入了，只是被历史的过程打断了，当时我觉得要做的就是继承过去的启蒙。对我个人也是一个启蒙，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些东西都讲过了。” 1985年，国内思想界开始有“文化热”，讨论的是中西文化的碰撞。所有问题，大家都觉得是重新碰到的问题，但是雷颐对比近代史一看，二三十年代李大钊、胡适、梁漱溟这些人都讨论过，这更让他发现了研究近代史的价值：“他们谈得比我们这一代人还要深入，我们的学养不如他们。实际上，我觉得某种程度，一定意义上，思想在循环，我们以为碰到一个新东西，实际上是我们前辈30年代讨论过的。同时我也觉得历史被生生切断，让你完全不知道前面的人干过什么。” 改革开放之后现实遇到的问题，和历史之相似，让雷颐觉得：“历史和现实几乎没法分开。”而这样相似则让他开始反思：“中国社会往前发展，有没有本质上的变化？为什么那代人讨论的东西始终没有完全成为历史？如果社会不存在问题，他们过去的讨论应该是一个纯书斋的、纯历史的记录， 跟现实社会应该没有关系。但是80年代讨论的很多问题，都是清末以来讨论过的。甚至到现在为止我们讨论的有些问题还是这样。” 微博达人 雷颐进入近代史领域，契机是比较近代史和现实，他对现实当然一直保持着持续的关注。早年他开设报纸专栏，邮件地址就附在后面，方便和读者沟通。有了博客之后他早早就在网上发表文章，到了微博时代他也没有落后，每天“刷屏”，而且喜欢和各种人对话沟通，仔细看评论，转发精彩的，丝毫没有学者架子。 他在微博上最喜欢发的信息不是自己的研究也不是历史讨论，反而是“新闻摘要”，只把新闻里最重要的信息提炼出来，附上原来的新闻链接，甚至评论都甚少有。哈尔滨阳明滩大桥坍塌，雷颐第一时间转发了新闻，不过忍不住加了一条评论：“这就是中国模式！” 雷颐笑称，这样的习惯跟自己的历史专业有关：“我越来越喜欢让史料本身说话，让事实说话，至于结论让他们得吧。我自己也发现，只要把一个史料披露出来，读者自己会有自己的见解。”雷颐保持读新闻的习惯，“董桥说，新闻是历史的底稿。新闻过若干年，甚至几天就是一种史料。” 微博上越来越流行“微历史”，经常有人披露简短的史实小段子，但是真假都有，也经常有人把消息转发给雷颐“求鉴定”。雷颐觉得，越来越多关于史实的讨论是好事：“首先大家对真实历史有渴求，希望多元化声音的出现，这是好事。不过作为严谨的人要经过自己的考察。[email protected]，不过人的知识有自己局限性。知道的我会回复，拿不准的就不回。” 雷颐经常在网上发表观点，意见不合污言秽语咒骂的也有。对这种情况雷颐都很克制：“我不会对骂，但是有几次我会用非常尖酸的语气讽刺他。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尽量少这样。别人骂你可以不理他，如果你要回应，不论他态度如何，怎么骂人，还是应该摆出一个说理的态度。我发现有好几次，我态度好，他也会态度好。人人如果都这样，慢慢就能形成讨论规则。” “我越来越喜欢以小见大” “辛亥革命最重要的是士绅的支持” 时代周报：你研究近代史，觉得和现实最相关的一个经验是什么？ 雷颐：随着我对历史的研究越来越深入，我觉得，对一个社会结构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有公民社会。有了公民社会之后，政治只是社会最顶端的一层，这一层再沸腾，风波再大，不会影响老百姓的生活、也不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 我研究辛亥革命，发现一点非常重要：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关键是士绅的态度决定武昌起义的成败。所以决定辛亥革命最根本的原因是士绅，也就是掌握了地方权力的社会精英。 时代周报：当时的士绅为何能决定革命成功与否？ 雷颐：中国传统文化里始终有士绅这个阶层，因为皇权集中，下面要士绅来治理地方。有一批士绅随着社会的新发展和新式企业的引入，变为新式的工商业者，接受了新思想，要求立宪和改革。越有财产的人越不希望社会变革，越希望稳定，他们一开始都是反对孙中山和反对暴力革命的，尤其是很多人本身还是清政府的官员，自然希望从改革走到君主立宪。然而他们的要求被清政府一次一次拒绝，他们还在继续要求。清政府从开始拒绝到后来的镇压，这些士绅对清政府最终感到失望。既然中国社会要变，我希望能够从上到下改良，朝廷不变，只有从下而上的革命。到了1911年的四五月，他们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为什么1911年3月，黄花岗起义没成功，半年后武昌起义，孙中山都不知道，居然成功了。就在于士绅表示支持，起来脱离清政府。 所以决定这次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能否成功，是士绅，而士绅的态度本身是由清政府决定的。我还是强调梁启超那句话，清政府制造革命党，把士绅一步一步推到革命派这一边的。因为士绅是清政府的统治基础，他们有武装和商团维持地方秩序，结果最后商团是跟着革命党去造反的。 通过自己努力来净化言语 时代周报：现在有了网络之后，参与社会议题的人会比近代、80年代都多很多。 雷颐：确实如此。尤其微博出现之后，讨论空间越来越大，我觉得公共讨论、社会参与比从前要大，尤其是在地方性的事件上。 哈贝马斯说公共空间理论，提到咖啡馆和俱乐部的作用。有段时期茶馆几乎没有了，有人聚在一起讨论一些问题，就会被称为“裴多菲俱乐部”，就有人问你天天在一起干什么，那个时代不让人有交往。现在科技提供了微博这个最广泛的交往工具，这是很重要的。在这个讨论中也许不必很着急，也许作用不会立刻显现出来。但能通过一种交往使公民参与到政治和公共事务之中。 时代周报：有一种声音觉得泡在网上高谈阔论的知识分子和底层有隔阂，对底层不了解。 雷颐：恰恰相反，通过网络可以获得很多关于底层的知识。年轻的农民和农民工也上网，会谈他们的一些底层的经历。很多学者一直在农村做田野考察，调查的结果都在网上发布，我觉得恰恰是传播了底层的情况。比如我年轻的时候，在下乡以前完全不知道，农民和农村是什么样的。 时代周报：有了这种经常的公共讨论之后，出来一个词叫“公知范儿”，一开始这是一个好词，但是后来很多公知在讨论中暴露了很不好的一面，大家失望之后这个词现在有点贬义了，反而人们说民国时候知识分子的讨论是很讲讨论规则的。 雷颐： 民国那时候的知识分子们的讨论，都是笔战，正式在报纸上发表的，那时候没有网络。但是网络上的话往往比较随意，你没有办法把网络随意的发言和正式的文章来对比。在网络里恐怕还应该通过自己努力来净化言语。 中国过去绝大多数都是文盲，有点文化的就是知识分子。在西方观念中，知识分子是intellectual，这个词本身就是有公共关怀的人，有“公共”的含义，不然你只是有专业知识的人，可能是医生、律师，当一个人超出自己专业来关怀整个社会问题，这才是知识分子。 越来越喜欢以小见大 时代周报：你这几年的书，好像越来越强调个人的东西，个人的经历、性格，对历史的影响，切口越来越小。 雷颐：我越来越喜欢以小见大。我曾经写的什么辛亥革命前的人道主义思想，都是大题目，现在喜欢从一些小事反映大的主题，真正做透了就会发现背后有很复杂的一些东西。研究越来越深入才会这样。
时代周报：一般人们会觉得个人史更强调偶然性。你会考虑偶然性和必然性哪个在历史中更多的老问题吗？ 雷颐：必然论最极端的是拉普拉斯的历史预成论。他觉得人类历史的一切展现出来只是最开始一个小胚胎蕴含的、只是一个种子长开的过程，不存在偶然性。我是不太赞同的。我觉得从历史事件来看，我更愿意说这是因果性，这里面有一个概率，从大趋势来说确实有哪一种可能性更大的问题，但是很难说是偶然还是必然。 时代周报：这几年近代史越来越热。人们最好奇的是中国为什么会错过那么多机会？ 雷颐：我的几本书，包括《走向革命》、《面对现代性挑战》，实际上谈的就是清王朝怎么错过一次又一次机会。我觉得清王朝的教训是，开始是意识形态的偏见和愚昧，后来则是利益集团占了很大因素。 时代周报：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现代化是不是最好的选择？ 雷颐：鸦片战争让中国被迫卷入全球化进程，各国的进入现代化也有各种各样的方式。现在我不太用现代化这种说法，我更喜欢用现代性这个词，现代性就还包括个人主义，包括对人的尊重这些。这是一种权利。你不能够强迫别人进入，像哈耶克说的，这是自由秩序的扩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