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当联结主义险些被行为主义拖下悬崖的时候，是对手计算主义拉了它一把。假如没有计算主义的帮助，学者们可能仍然会像斯金纳那样，对人脑中1011个神经元是怎样联结的问题漠不关心。而有了计算机科学，认知科学家就可以模拟人脑的认知过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人工智能。例如建立“神经网络”（neural network）这类模仿大脑结构和功能的计算模型，以此来检验各种有关人类心灵的理论。 无论人工智能方面的著作多么浩繁，都少不了瓦伦蒂诺?布瑞滕堡（Valentino Braitenberg）的名字。他是德国马普生物控制论研究所的专家，设计了好些简单且巧妙的计算模型，来帮助人们理解认知与行为的关系。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布瑞滕堡生物”。 布瑞滕堡设计制造了两辆外观一模一样的小车，来代表两种最原始的生物体。这种小车结构非常简单，四个轮子，车头上有左右两个热源感受器，连接在两个后轮上，能够刺激轮子转动。其中一个小车d的感受器与后轮交叉连接，另一个小车B则是非交叉连接。当小车接近同一个热源时，由于更靠近热源的感受器所驱动的轮子转得更快，结果使得小车d会不懈地趋近热源，而小车B则总是回避热源。 就这样，两辆外表完全一样的小车，却因为驱动线路的连接方案不同，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为。可是，假如它们是两种原始的生物体，而我们不知道它们只是像小车那样，简单地改变了连接方案，我们会不会以为其中一种生物体“热爱”温暖，而另一种“害怕”温暖呢？我们会不会进一步猜测，那个热爱温暖的生物体有着某种趋近热源的“本能”，而害怕温暖的生物体可能存在被热源灼伤的“经验”呢？假如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还活着，他一定会被布瑞滕堡小车惊出冷汗。 当然，这个极其简单的模型对斯金纳的打击更大。通过这个模型，布瑞滕堡提醒行为主义者，仅仅关注环境的刺激，或者观察行为本身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因为一个生物体内部的微小改变就可能引起外部行为的巨大变化。 所以生物学家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坦率地把行为主义兴盛的那段历史称为“不幸的”。他认为，观察外部行为的方法固然可取，可是假如人们只是背着手，不愿打开“电脑的机箱”，去看看大脑内部的运转情况，那就显得太傻了。在《惊人的假说》一书里，他的结论是：所谓意识，包括自我意识以及自由意志，都是大脑中一大群神经元及其相关分子展开的集体行动。 但是就像布瑞滕堡提醒的那样，彻底还原论同样解决不了问题—把一切复杂的事物化约成各个组成元素，有时候利于描述和理解，但有时候过于机械。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和实验了解神经元的突触、棘突以及功能，神经传导中的电化学反应等，但是恐怕离事实的核心还很遥远。计算模型的局限性也是一望可知的，因为它无论多么复杂，都是对大脑的极端简化。一个人可以在他的脑海里飞快地构想从未经历的虚幻图像，譬如一只淡蓝色的百足章鱼驾驶着奔驰跑车姿态优美地飞跃瞿塘峡。可是，再细致的观察，再精巧的实验，再相似的模型，都没办法完整地解释这一图像的创造。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用一种综合的眼光看问题，把人类置于时空流变的背景中来考察。既要考察生理结构，也要考察心理变化；既要观察个体行为，也要观察群体行动；既要检视静态的元素，也要回溯历史的影响。尼采（F.W.Nietzsche）曾经说过，每个事件都是行为。（《权力意志》）这话倒过来也成立，每个行为都是一个事件。而一个事件的发生，显然是诸多条件共同激发的结果。 因此克里克建议，要探索行为的秘密，首先必须回顾发生于四五十亿年前的那个震撼事件，即地球生命的出现。他感叹道：“一个诚实的人，不管知道多少，也只能说生命的起源几乎是一个奇迹，因为有多少条件需要达到啊！”的确，生命的条件极其复杂：大气、水、火山、雷电、紫外线等，在这些必不可少的要素之间，仍然需要想象、概率、偶然等词汇予以填补。从这个伟大事件中找出所有原因几乎不可能，不过假如我们把这个事件看做一次巨大的行动，却能够找到这个行动的主体，或者说“当事人”。如今大家很清楚了，这个主角就是克里克和詹姆斯?沃森（James D.Watson）等人发现的一种大分子，名字叫DNA（脱氧核糖核酸）。
DNA是地球上一切生命的基础，而它的自我复制行为，是地球上一切生命行为的基础。进一步讲，DNA的复制行为体现出来的特征，无论多么原始多么粗陋，它仍然称得上“自主性”或“能动性”（agency）。而这种自主性，正是生命与非生命的最大区别，它构成了这个世界上意义与意识的终极基础。如果我们在讨论人类意识与行为时，竟然把这一确凿无疑的事实排除在外，那将是不可思议的。 打个比方，把变形虫放进培养基里，它们的行为并非随机的。变形虫总会趋向培养皿里营养丰富的一端，而远离有毒的一端。这种趋利避害的行为就是自主性行为。从DNA到原核细胞，再到真核细胞，从病毒到细菌，再到植物、动物以及人类，自主性行为贯穿于远未结束的生物演化过程。慢慢地，一亿年两亿年，五亿年，生命开始有了回应环境的开关功能，有了代谢系统，然后是免疫系统、体液和神经系统等，一直演变成高度复杂的生物体。同时在这一过程中，自主性也在不断强化、分化、细化、结构化和网络化，直到演化出了高级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足以让大多数生物体成为“意向系统”（intentional systems）。 所谓意向性，其实就是指向性。一些哲学家，例如约翰?塞尔（Joho R.Searle）认为，它是人类意识的一部分，是涉及或关联到外部环境的一种心理状态或能力。（《意向性》）譬如一个人相信明天会下雨，或者担心末班车已经开走了，这样的心理状态就是意向状态，而这类相信或担心，就可以叫做意向性。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意向性未必是人类独具。一个生物体具有指向某个对象的状态或能力，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称作意向性。至少，很多生命，包括变形虫在内的生物体，只要它们具有自主性，就会产生类似于意向性的东西。而任何具备自主性的生命，只要能够从意向性的角度来解释和预测，都可以叫做意向系统。人类的独特仅仅在于，我们的意向系统更加复杂而已。 回头再想一想那两辆布瑞滕堡小车。如果它们是真实的生命，那么依据行为，我们可以判断其中一个具有趋热的意向倾向，而另一个具有避热的意向倾向。当然，我们分明知道，它们不是生命，表现出来的意向能力和状态，都是设计的结果。反过来讲，如果说每个生命都是大自然设计的结果，那么人类这种高度复杂的意向系统到底是如何设计出来的呢？ 看来，我们有必要继续用演化论（theory of evolution）的视角来探究意识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