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第二节 为什么50%的人喜看“好消息”，100%的人喜看 “坏消息”——心理需求 在长期进化的过程中，人类在心理上形成了对利益和弊害反应和调控的固定模式，即情感。对“利益”的反应和调控是积极性情感，以快乐为中心，表现为自豪、惊喜和迷恋等；对“弊害”的反应和调控是消极性情感，以痛苦为中心，表现为羞愧、惊愕和厌恶等。 利益和弊害分为绝对的利益和弊害及相对的利益和弊害。前者比如，赚了，是利益；赔了，是弊害。后者是在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中产生的。纵向比较为：过去赚得少，现在赚得多，是利益；过去赚得多，现在赚得少，是弊害。横向比较为：他赚得多，我赚得少，对他来说是利益，对我来说是弊害。反之亦然。 俗话说，恨人有，笑人无，指的就是因相对的利益和弊害而引发的情感。人既会因为“他有我无”而忌恨（妒忌）他，也会因为“我有他无”而嘲笑（鄙视）他。 如此，“好消息”或“坏消息”常常会引发各种各样的情感。“好消息”是有关人获取利益的报道，比如，升官、发财；“坏消息”是有关人遭遇弊害的报道，比如，失业、受灾。 “好消息”，50%的人喜欢看，因为他们习惯于“羡慕”——“说不定哪天我也会撞大运”；然而，50%的人讨厌看，因为他们习惯于“妒忌”——“有啥了不起，不就是靠拍马屁吗”。 “坏消息”，100%的人喜欢看，一半人是因为他们习惯于“同情”——“哎，多可怜哪”；一半人是因为他们习惯于“宽慰”——“原来他比我更糟糕呀”。网上流传着一句经典语录：“知道你过得不好，我也就安心了。”如今，草民最喜欢看的“坏消息”是：某个高官被逮了，然后被判了，最后被毙了！ 对习惯于“羡慕”的人来说，他人的好消息就是自己的“好”消息； 对习惯于“妒忌”的人来说，他人的好消息就是自己的“坏”消息； 对习惯于“同情”的人来说，他人的坏消息就是自己的“坏”消息； 对习惯于“宽慰”的人来说，他人的坏消息就是自己的“好”消息。 各种情感可以用来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和弊害，或可放大对利益的快乐性感受，或可缩小对弊害的痛苦性感受。 心理需求分为六种：情感需求、乐趣需求、美感需求、友情需求、亲情需求和爱情需求。 为什么甜葡萄是“酸”的，酸柠檬是“甜”的 ——情感需求 忌恨源于“羞愧”、“妒忌”，嘲笑源于“骄傲”、“得意”。当年，周瑜仰天长叹：“既生瑜，何生亮？”说毕，吐血而死，只因妒忌。显然，周瑜没有掌握一种情感“安慰”。 在伊索寓言中，有一只狐狸，喜欢把吃不到的甜葡萄说成是“酸”的，而把吃得到的酸柠檬当成是“甜”的。“酸葡萄”心理意味着“凡我没的”总是孬的，而“甜柠檬”心理意味着“凡我有的”总是好的，两者通过“安慰”以避免“羞愧”、“妒忌”之类痛苦性情感的发生。见别人当了官，有人就说：“嗨，如今当官可是风险最大的职业。”见别人娶了漂亮老婆，有人就说：“老婆长得丑，活过九十九”、“家有丑妻是个宝”。 凡是顺着生命过程的，就是利益；而凡是逆着生命过程的，就是弊害。人类的大脑拥有快乐中枢和痛苦中枢，前者是一个奖赏中心，对利益提供一种正反馈——表现为心理上的快乐；后者是一个惩罚中心，对弊害提供一种负反馈——表现为心理上的痛苦。情感是心理上的快乐和痛苦，是对利益或弊害所作出的积极或消极（肯定或否定）的心理反应和调控——反应是被动的，调控是主动的。 情感需求是人们通过各种手段满足追求积极性情感和避开消极性情感的欲望。 情感需求的行为动力机制：趋积避消（趋乐避苦）。 为什么“鄙视”乞丐，“崇拜”明星 好事来了，你会高兴；坏事来了，你会沮丧。如果好事不期而遇，你会感到惊喜；如果坏事不请而至，你会感到惊愕。人生最大的遗憾：人还在，钱没了；人生最大的欣慰：钱没了，人还在。人嘛，见不得别人得意，于是妒忌；也见不得别人失意，于是同情。 情感，是人类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心理现象的凝结——形成一定的心理反应模式。所谓心理模式，对人类来说，是在不同的空间和时间内对各种利益和弊害作出相对固定的心理反应方式。 那么，人为什么有时会有一种“鄙视”情感，有时会有一种“崇拜”情感呢？ 人分为两种：强者和弱者。强者比如明星，是相对而言获得较多利益的社会成员；弱者比如乞丐，是相对而言获得较少利益的社会成员。“鄙视”是人们认异于（排斥）弱者的消极性情感，显示了人们对弊害的一种规避；“崇拜”是人们认同于（接纳）强者的积极性情感，显示人们对利益的一种向往。 只有喜欢唱歌的一见周杰伦才会欢呼，只有迷恋跳舞的一见杨丽萍才会激动。不迷恋音乐的人不会崇拜贝多芬，不喜欢科学的人不会崇拜爱因斯坦。拜倒在比尔·盖茨脚下的，总有一些想钱想得发慌的爷们儿。名人，只是某种利益的偶像，代表着一个崇拜者的嗜好、追求和梦想。于是，商家常常把消费者对名人“崇拜”情感把玩得淋漓尽致。 1984年，耐克公司出资250万美元，购买一名NBA新手——迈克尔·乔丹5年的“穿鞋权”，从此开始了“造神”运动。1985年，耐克的“飞人乔丹”卖出了几百万双，创下了1.3亿美元的营业额。1986年，耐克公司的销售额突破10亿美元。几年里，耐克公司仅从销售乔丹的服装和鞋帽上的赢利就达26亿美元。 除了耐克，HANES内衣、麦当劳、可口可乐、雪佛莱汽车和佳得乐饮料都因为乔丹而获益。1996年，迪士尼动画片《太空大灌篮》将“造神”运动推向了顶峰，除了巨额票房，仅纪念品和录像带的销售额就突破了20亿美元。 当然，乔丹本人也将3.5亿美元收入囊中，据专家估计，这个数字将在乔丹有生之年增长到7.5亿美元。 迈克尔·乔丹，曾经三进三出NBA，并十次荣获NBA得分王和六次NBA总冠军，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人们纷纷拜倒在他的脚下。在大街上，乔丹迷们披上了“上帝的战袍”——火红色的23号公牛球衣，到处晃悠。2003年，美国《财富》杂志估计，“乔丹效应”的经济价值达到了130亿美元。美国有项调查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乔丹为美国的GDP直接或间接贡献了2.3%，约合2125.3亿美元。 为什么开车喜欢“敞篷车”，就餐喜欢“落地窗” 1899年，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一书中首先提出了“炫耀性消费”的概念。炫耀性消费，就是建立在一方“自豪”、一方“羡慕”的基础之上。 1959年，凯迪拉克轿车专为女人设计了一款带有尾翼的粉红色轿车，广告说：“当你开着这辆‘车中之车’时，你会发现自己成了所有人瞩目的焦点。而这是多么令人骄傲啊！”邦迪亚克轿车有则类似的广告：“坐在其中是件美事，被人们看见你坐在其中也是件美事。” 如果想要明星般地吸引眼球，那么就开一辆敞篷法拉利进城，那雷鸣般的轰鸣声由远及近，街头两边的人们齐刷刷地张开了嘴巴、瞪直了双眼……一辆敞篷法拉利足以聚拢大街两旁所有路人的眼球，想怎么骄傲就怎么骄傲。一辆敞篷法拉利既能“兜风”又能“拉风”，前者满足享受需求，后者满足情感需求。 帕梅拉·丹齐格在《人们为什么要买不需要的东西》一书中说“奢侈品就是为了看与被看”。消费，是一种看和被看的艺术。这令人想起了星巴克咖啡厅的落地窗。 有一种男人叫星巴克男人，有一种女人叫星巴克女人，他们喜欢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喝着浓郁的拿铁，不时地在本本上敲打几下键盘，浏览一下网页，然后不屑地抬起眼皮，透过落地窗品味着来来往往的路人，显得十分惬意。然而，更为惬意的是，他们喜欢被来来往往的路人透过落地窗欣赏着。 星巴克咖啡厅一般都设在人流比较集中的路边或街角，总有一面或两面是落地窗。在落地窗里面，人们自豪着；在落地窗外面，人们羡慕着。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落地窗，星巴克的拿铁还有什么味道？如果没有落地窗，还有星巴克男人或星巴克女人吗？ 同样，路边的高档餐厅一律采用落地窗。人们总是喜欢靠着落地窗就餐，似乎因此而胃口大开，男人优雅地喝着，女人优雅地笑着。显然，落地窗既可用来“往外看”——一片风景，又可用来“往里看”——风景一片。或许，主要不是用来“往外看”的，而是用来“往里看”的。 为此，不妨欣赏一下深圳苹果园房产的一则广告。 主题：在电梯里，成为别人眼中的风景。 副题：苹果园，享受观光电梯的小户型。 会争执，会吵架， 甚至会在电梯里狠狠地掐他。 但在苹果园的电梯里， 我们上演恩爱的最完美脚本。 在看得见风景的电梯里， 有一种成为别人眼中风景的愿望。 观光电梯，不是为电梯里的人提供电梯外的风景，而是为电梯外的人提供电梯里的风景，这令人想起了一个幽默。蜗牛，十分鄙视鼻涕虫，逢人便说：“那小子穷着哩，连幢房子也买不起，还敢出去泡妞！切！”此话传到了鼻涕虫的耳朵里，鼻涕虫气愤地骂道：“呸！我买了房子也不会像他那样，天天背着房子出来炫耀！德性！” 趣味链接 幸福指数，为什么有些“富国”很低，有些“穷国”很高 2010年，《福布斯》推出了155个国家的幸福指数排行榜。与GDP排行榜基本一致，排在该排行榜最前面的是北欧5个富国：丹麦、芬兰、挪威、瑞典、荷兰；排在最后面的是非洲5个穷国：多哥、科摩罗、布隆迪、尼日尔、布基纳法索。 然而，按照2009年人均GDP，有些富国排名很低，比如，日本（38972美元）和新加坡（38559美元）并列第81名，法国(46015美元）第44名，西班牙（35331美元）第43名；有些穷国排名很高，比如，哥斯达黎加（6579美元）第6名，巴西（8197美元）和巴拿马（6784美元）并列第12名，土库曼斯坦（3242美元）第18名。 幸福指数与自杀率（人/10万）紧密相关。富国系列：2007年，日本为24.4；2006年，新加坡为10.3；2006年，法国为17.0；2005年，西班牙为7.8。穷国系列：2005年，哥斯达黎加为6.3；2002年，巴西为4.3；2003年，巴拿马为6.3；1998年，土库曼斯坦为8.6。为什么会如此？ 幸福指数是衡量一系列积极性情感或快乐性情感的指标。 高级动物的情感已经很发达了。优雅的丹顶鹤实行一夫一妻制，但得为争夺配偶撒野。丹顶鹤以头上的红色肉冠得名，胜利者的肉冠红艳艳的，而失败者的肉冠灰溜溜的。动物争偶的胜利或失败，会引发生理反应——胜利者的性激素分泌会增加，而失败者的性激素分泌会减少。然而，除了生理反应外，胜利和失败还引发了心理反应——胜利者的“得意”和失败者的“失意”。 如此，情感是对利益和弊害的反应和调控。 对人类来说，情感可分积极（快乐）性情感和消极（痛苦）性情感两大类。前者是对利益的一种正反馈，比如自豪、惊喜和迷恋等；后者是对弊害的一种负反馈，比如羞愧、惊愕和厌恶等。积极性情感是大脑给人们的奖赏——快乐，消极性情感是大脑给人们的惩罚——痛苦。 “庆幸”是对过去利益的反应，“惋惜”是对过去弊害的反应——两者是追溯性情感；“得意”是对现在利益的反应，“失意”是对现在弊害的反应——两者是现实性情感；“渴望”是对未来利益的反应，“恐惧”是对未来弊害的反应——两者是预期性情感。 情感又可分为“对事情感”和“对人情感”。以上是“对事情感”，以下是“对人情感”——用来协调人（强者）与人（弱者）之间的利益关系。 妒忌既可以和羡慕构成一对，也可以和同情构成一对。“妒忌”是“见不得别人好”（弱者对强者），一见别人得意或发财，心里就别扭，于是就想为自己争取利益；同情是“见不得别人孬”（强者对弱者），一见别人失意或遭殃，心里就着急，于是就想对别人出让利益。 在现实中，快乐和痛苦对利益和弊害的反应和调控是相当复杂的，幸福指数就是如此。 利益可以分为绝对利益和相对利益。利益的绝对值高，快乐度就高；利益的绝对值低，快乐度就低。如此，一般而言，人均GDP高，幸福指数高，丹麦人均GDP为62625美元；人均GDP低，幸福指数低，多哥人均GDP为414美元。 相对利益是在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中产生。过去的利益少，现在或未来的利益多，快乐度高；过去的利益少，现在或未来的利益少，快乐度低。如此，人均GDP增长快的穷国幸福度高，比如，土库曼斯坦人均GDP虽然只有3242美元，然而近几年每年的增长率竟为20%左右；人均GDP增长慢的富国幸福度低，比如，日本人均GDP虽然达到38972美元，然而近几年每年的增长率仅为0.2%左右。 利益的横向比较涉及贫富差距。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高，多数人的快乐度低；基尼系数低，多数人的快乐度高。中国的基尼系数，1978年为0.18（多数人的绝对利益低，但相对利益高），2010年为0.52（多数人的绝对利益高，但相对利益低）。如此，改革开放30多年，前一半时间是幸福度上升的阶段，因为绝对利益增加了；后一半时间是幸福度下降的阶段，因为相对利益减少了。中国（3315美元）的幸福指数位列第125位。 利益还可以用效益——所费和所得之比来比较。论基尼系数，哥斯达黎加很高，为0.48左右；日本很低，为0.25左右。然而，论物价和工作时间，前者很低、很短，后者很高、很长。哥斯达黎加的教育、医疗、退休等社会福利堪比美国、加拿大。在哥斯达黎加，家家住别墅，人人开洋车，民风闲散、慵懒，羡煞累死累活的日本人。 为什么喜欢“悲剧”的人少，喜欢“喜剧”的人多 ——乐趣需求 日子过得顺顺溜溜的，就去看悲剧——与一个痛苦的角色切换，以便在“模拟的痛苦”中彰显“现实的快乐”；日子过得磕磕绊绊的，就去看喜剧——与一个快乐的角色切换，以便在“模拟的快乐”中忘却“现实的痛苦”。然而，顺顺溜溜的少，磕磕绊绊的多，于是，喜欢喜剧的人总比喜欢悲剧的人多。 如此，从唐代到元代，张生和莺莺之间始乱终弃的悲剧《莺莺传》终于被改编成了才子佳人的喜剧《西厢记》。郁闷啊，太郁闷了，到处都是贪官污吏。还好，你可以在《康熙微服私访记》中与某个角色切换，你就是那个微服私访的皇帝，到处惩恶扬善。痛快啊，太痛快了，闲来还可以和民间美女缠绵一番。 模拟，是将真实世界的快乐和痛苦、利益和弊害等状态理想化、规范化或象征化。所有娱乐活动——比赛、游戏、电影、电视、戏剧、舞蹈、歌曲、绘画和小说等都可以为人们提供一种乐趣：在现实身份和模拟角色之间来回切换，从而通过模拟角色体验以现实身份无法体验的各种积极性的情感或消极性的情感。 情感需求是现实世界心理上的快乐和痛苦评价体系，乐趣需求是模拟世界心理上的快乐和痛苦评价体系。 乐趣需求是人们通过各种手段满足在模拟世界中追求积极性情感和避开消极性情感的欲望。 乐趣需求的行为动力机制：趋虚避实（趋乐避苦）。 为什么一边喜欢看“足球”，一边喜欢喝“啤酒” 不是人生如戏，而是戏如人生。 球类比赛，特别是足球，是对战争的模拟。在足球场上，每个国家都派了11个人上场，参加攻城略地。在两边的看台上，号角齐鸣、锣鼓震天，来自各国的球迷为各国的球员摇旗呐喊，捶胸顿足。球迷既是现实世界中的一员，也是模拟世界中的一将。他们既会因胜利而“狂喜”，也会因失败而“狂悲”。虽然，胜利和失败所代表的利益和弊害都是模拟的，然而，因为胜利而产生的自豪和荣耀，因为失败而产生的羞愧和耻辱，都是真实的。 1982年，英国与阿根廷发生“马岛海战”，阿根廷战败。四年之后，两国在世界杯赛场上相遇，迭戈·阿曼多·马拉多纳以手进球未被发现，从而毁灭了英格兰。赛后，马拉多纳自称这个进球“一半是上帝之手，一半是迭戈的脑袋”，是上帝对英格兰人的惩罚。“上帝之手”把阿根廷从战败的沮丧中拖曳出来，从此马拉多纳被阿根廷球迷尊为“足球上帝”。 足球，是仪式化的战争、战争的仪式化。足球，是最能将胜利和失败、得意和失意之间的切换简单化、程序化和象征化的一种游戏。可口可乐的一则平面广告，曾获第12届欧洲广告大赛奖，描述了疯狂的球迷。 画面：一个男人痛苦地双手抱着头。 主题：不是因为一个女人，而是因为11个男人。 文案：睡亦足球，吃亦足球，喝可口可乐。 可口可乐公司是世界上最善于体育营销，特别是足球营销的公司之一，喜欢将可乐和足球捆绑销售。 可乐是享受类产品，足球是乐趣类产品。享受需求是生理上的快乐——主要涉及味觉、嗅觉，乐趣需求是心理上的快乐——主要涉及视觉、听觉。享受需求是生理上的乐趣需求，乐趣需求是心理上的享受需求。如此，享受类产品和乐趣类产品是一对天然盟友。因此，迪士尼、好莱坞、麦当劳和可口可乐，并称为美国娱乐文化的“四大天王”。然而，前两者是真娱乐产品——乐趣类产品（玩），而后两者是伪娱乐产品——享受类产品（吃）。享受类产品常常借着乐趣类产品的影响力实施营销，如此形成了体育营销、足球营销。 然而，与可乐和足球相比，啤酒和足球才是绝配。世界杯期间，啤酒的销量总是大增。在1998年世界杯期间，台湾地区Tiger Beer推出了两则广告，荣获了第21届《时报》广告金像奖。 广告一 世界上只有两种男人：一种是足球员，另一种是足球迷！ 广告二 上帝对男人最大的惩罚：只给他足球，不给他啤酒！ 世界杯期间，在大街小巷，男人们的一个典型动作是：一边看足球，一边喝啤酒。因为啤酒是生理上的刺激（享受），足球是心理上的刺激（乐趣）。啤酒是快乐的这一半，足球是快乐的那一半。快乐，不能只给这一半——吃，不给那一半——玩。 如此，世上还有很多绝配：篮球和可乐、戏剧和咖啡、相声和瓜子、电影和爆米花儿…… 为什么东方人“好吃”，西方人“好玩” 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期间，最抢眼的不是足球而是章鱼。德国奥伯豪森水族馆的“章鱼哥”保罗，对世界杯球赛的输赢进行了猜测：两个玻璃盒子，外面各贴着一面参赛球队的国旗，里面各放着大小一样的贻贝，保罗用爪子打开哪个盒子把里面的贻贝吃了，哪个国家的球队就赢。结果，八猜八中，风头盖过了所有人类的预测专家。 保罗该不是博彩公司的托儿吧，背后一定有什么“鬼把戏”！或许，在国旗颜色和章鱼偏好之间有一种微妙的联系。或许，只是一种罗森塔尔效应，受到胜利或失败暗示的球队将变得更为坚强或脆弱。然而，无论如何，保罗只是玩了一种游戏——动物对人类预测行为（比如，抛硬币）的模拟，只是，玩得太绝了！100%的正确率让保罗比足球还抢眼。当然，抛硬币的正确率永远都在50%上下，玩得越多，越接近这个正确率。
西方人擅长“玩”。现代体育运动多起源和盛行于西方，比如，足球、棒球起源于英国，篮球和排球起源于美国，台球和网球起源于法国。在英国，足球派生出橄榄球，网球衍生出羽毛球。起源于西方的运动还有高尔夫球、乒乓球等。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诞生地是希腊。 然而，东方人擅长“吃”。中国满汉全席的菜谱令人眼花缭乱，冷荤热肴196品，点心茶食124品，共计肴馔320品。 吃是一种享受，玩是一种乐趣。东方人注重生理上的快乐，西方人注重心理上的快乐。 西方人的玩法就如东方人的吃法，花样百出。 俄罗斯的芦迪科俱乐部专为俄罗斯富豪提供另类刺激，比如，在莫斯科体验一下在餐厅里端盘子、刷锅子的日子，或者干脆当一回儿流浪汉，当然他们得为此支付1万美元。如果钱再多花点儿，他们还可以到巴黎当乞丐、到威尼斯当街头艺人。有个俄罗斯富豪的妻子竟然花1万美元当了一回妓女。当然，费用之所以如此昂贵，是因为俱乐部得为他们营造逼真的环境。 穷人，想着法儿“装一回富”；富人，想着法儿“装一回穷”。假扮一次乞丐或佯装一晚妓女，可以让活得腻味、麻木的有钱人猛然醒悟：喔，还是当“有钱佬”的好！ 乐趣，既来自动物对人类的模拟，又来自人类对动物的模拟。人们为什么喜欢裸体游泳、裸体进餐？因为穿腻了衣服的人们，渴望模拟一下动物，在蔽体和裸体、人类和动物之间的切换中体验一种乐趣。 在纽约曼哈顿，有一家裸体餐馆。一进门，无论男女，都得把裙子、裤子和袜子统统脱光，只是依然可以穿着鞋子、戴着项链，当然，座位上得垫一块布什么的。顾客都是裸体主义者。只是，为了卫生，服务员一律穿戴整齐为客人上菜。当然，作为一种私密的聚会，餐馆的窗帘一律是拉上的。 天体运动，只是模拟了动物的某些行为，比如裸体，而没有模拟动物的其他行为，比如乱交。如此，在任何天体场所，男女不可有任何示爱行为，即便是夫妻之间。一丝不挂的男男女女，在裸体浴场比在百货商场更严肃、更规矩，男女之间连一点亲昵的举动都没有。 作为模拟行为，天体运动具有规范化、仪式化和象征化的特点。 趣味链接 为什么没有篮球流氓，只有足球流氓 在盛产绅士的国度英国，也盛产足球流氓。看来，英国人不太会玩游戏，太当真了。当然，游戏并不是人类发明的。 两只小狮子喜欢互相扑打、撕咬，时而伏地，时而跃起，煞有介事格斗起来。它们是在模拟它们未来作为猎者的行为。几只小羚羊悠然地吃着青草，突然它们一阵狂奔，然而，此时附近并没有出现任何狮子或猎豹。它们是在模拟未来作为猎物的行为。人类既是猎者又是猎物，如此，小男孩最喜欢玩“捉迷藏”，我追你逃，你追我逃，轮番地扮演着猎人和猎物的角色，体验着追赶和逃跑、攻击和躲避的刺激。 如果把这类游戏故事化，写成文字，就是小说；编成动作，就是舞蹈；搬到台上，就是戏剧；拍成胶片，就是电影。如果把这类游戏对抗化，就是竞赛。 当年，200多个城邦小国生存在古希腊这片土地上，彼此争夺，相互吞并，战争连年不断。战争需要强健的士兵，于是通过模拟战争中的各种行为，比如奔跑、跳跃、投掷和搏击等设置了各种训练项目。公元前884年，伊利斯王和斯巴达王签订了《神圣休战条约》，决定每隔四年举行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并试图用竞赛来取代战争——运动会期间禁止一切杀戮。如此，游戏从战争时期的一种训练变成了和平时期的一种竞赛。奥林匹克运动起源于人类对战争行为的模拟——简单化、规范化和象征化。 那么，人们为什么喜欢各种娱乐呢？因为模拟的利益或弊害（成功或失败）——快乐或痛苦，可以给平静的生活带来一种刺激——或添乐，或添堵。 所有娱乐活动——比赛、游戏、电影、戏剧、电视、舞蹈和小说等都可以为人们提供一种机会：在现实身份和模拟角色之间来回切换，从而通过模拟角色体验以现实身份无法体验的各种积极性情感或消极性情感。 然而，在“游戏模拟生活”的同时，也常常发生“生活模拟游戏”的事情。所以，中国民谚“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男不读《红楼》，女不读《西厢》”。在真实身份和模拟角色之间的切换过程中，人们常常混淆了两者之间的区别。可不，一场足球，总要倒腾出几个流氓来。 然而，为什么没有篮球流氓，只有足球流氓？ 看篮球，一个球进了，又一个球进了，一个快乐接着一个快乐，虽然总有一个球不会进。因为进球的频率高，赢球一方的快乐程度低，同时输球一方的痛苦程度也低。看足球，一个球没进，又一个球没进，一个痛苦接着一个痛苦，虽然总有一个球会进的。因为进球的频率低，赢球一方的快乐程度高，同时输球一方的痛苦程度也高。在情感上，快乐和痛苦成正比——你越快乐，我越痛苦。当球迷极端痛苦的情感以一种野蛮的方式宣泄的时候，就成了流氓。 那么，为什么英国绅士常常变成足球流氓呢？ 因为，绅士的行为是矜持的，流氓的行为是放纵的。现实世界里矜持的——压抑的，往往希望切换为模拟世界里放纵的——宣泄的，而足球正是这种切换的工具。在心态上，矜持和放纵成正比——现实世界里越矜持，模拟世界里越放纵。球场是模拟的战场，球迷是模拟的将士。在真实世界里，你是优雅的；在模拟世界里，你可以呼天抢地，骂爹骂娘。在真实世界里，你是羞涩的；在模拟世界里，你可以袒胸露臂，手舞足蹈。 当真实身份和模拟角色之间的界限一旦混淆，人们就会在球场之外投石块、砸玻璃。此时，英国绅士就变成了足球流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