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不在增长率，也不在通货膨胀，而在经济增长方式。中国的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投资，过度依赖于出口，而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毫不客气的讲，被坊间一再提起的所谓“稳增长”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安全的催眠药。 政府我行我素 2011年3月全国“两会”结束后，在回应记者“十二五”计划期间，能否真正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这一担忧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说，“转变发展方式，最难难在什么地方？我以为难在两个方面：一是观念；一是创新机制和干部考核的标准??如果不彻底从根本上解决这两条，我们现在制订的计划也是难以实现的。” 按照温家宝总理的说法，转变观念就是要转变“唯GDP的观念”。在目前中国的政府官员考核体制下，要真正转变“唯GDP的观念”， 首先要从中央政府做起。 不幸的是，从201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2012年经济工作定下的基调看，中央政府并没有真正放弃“唯GDP及其增长”的观念。 中国各界早已认识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是经济增长方式问题。早在1994年制定“九五”计划时，就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2001-2011年间的历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将“调结构”、“扩内需”列为工作重点的，更有4次之多。但是10多年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仅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过度依靠投资的现象反而有恶化的趋势。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努力迄今仍然没有取得明显效果的根源在于政治体制，即政府官员的任命、考核方式。但是，中央政府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担忧一次次地将“调结构”这一根本问题挤出议程却是直接原因。 过去的10多年中，每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调结构”，但随后就被其他目标所替代。例如，200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下的基调是“稳物价，调结构，促平衡”，但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机爆发，“调结构”的目标在2009年就被“保八”所替代。2010年为2011年定的基调是“稳经济、调结构、控通胀”，但2011年“控通胀”成了事实上压倒一切的目标。 在过度强调GDP及其增长的恶果显露出来后，“十二五”计划将GDP指标定在7％，比“十一五”少了0.5％，希望以此来引导各地认真落实中央政府提出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任务。但是，在中央政府自己仍然将“稳增长”作为首要目标的情况下，全国大部分地区做大GDP的热情丝毫不减的现象也就毫不奇怪。 不必要的“稳增长” 在保持GDP高速增长的情况下，进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经济结构的调整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要实现8％的增长率，在目前投资效率低下的情况下，投资增速至少要达到9％，而中国经济过度依赖投资的问题将不仅难以缓和，甚至会更加严重。而且，在已经有大量过剩产能的基础上继续加大投资，以实现“稳增长”，虽然可以避免短期的衰退，却会加重长远上经济过剩的矛盾，从而留下未来产能过剩导致经济严重停滞乃至经济危机的祸患。 有人说，中国必须保持8％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才能将失业率控制在5％以下，才能维持社会大局的稳定。但是，失业率与社会稳定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而且，在财政收入超过10万亿元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已经有能力建立比较好的失业救济体系，以应付经济增长率下降导致的失业率升高。 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说，经济增长速度一定程度的减缓不是坏事，而是好事：一方面，它可以为中国实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调整经济结构创造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可以促使中国建立更好的失业救济体系。 在过去十数年宽松信贷政策下，以大规模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过程中，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房地产等行业是既得利益者。放缓经济增长速度，以进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经济结构的调整需要突破许多重大的体制障碍，需要重新调整利益分配关系，也必然触及既得利益者的利益。 经济减速之下，防风险是中国经济今年的重点工作之一。中国经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爆发，主要集中于两个领域：一个是地方融资平台，另一个是房地产市场。而这两个领域基本上又都捆绑在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上，因此对中国经济而言，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实质上是重点防范地方区域性金融风险的扩大化，也意味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宏观调控政策方面的深度博弈。 今年以来，随着国际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导致外需大幅收缩，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长趋缓，我国经济增速下行趋势明显，稳增长的问题变得突出起来。从此前公布的一系列经济数据看，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位置，既是应对当前经济形势的重要举措，也是今后一段时间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提升发展质量的必然选择。 没有一个平稳较快的经济增长环境做基础，无论是调结构、控物价还是保民生、促发展，都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针对目前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有针对性地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必将有利于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更好地实现年初确立的经济发展目标。 增长只是手段，提升发展质量，让发展成果惠及百姓才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稳增长不仅意味着保持一定的速度，更需要在经济结构更趋优化的过程中实现，从而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稳增长，关键在于怎么“稳”。是头痛医头式的被动应对，还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正确处理保增长、调结构、控物价三者关系。在中国经济保持三十多年高速增长，资源能源环境瓶颈约束增强，产业升级经济转型压力加大的背景下，稳增长的内涵是关系到中国能否突破发展瓶颈、保持发展势头的重大命题。 从这个意义上看，稳增长是挑战，更是机遇。在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中，更加注重鼓励和扩大消费需求，发挥消费对经济拉动的作用，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政策不稳是关键
银河证券首席顾问左晓蕾坚定的认为：中国经济短期的问题不是政策不稳定，而是对经济形势和影响增长原因没有弄清楚，受一些似是而非的情绪化表象描述影响太大，信息不对称，导致政策针对性不够。另外，执行严重不力，基层跳不出过去三十年推动增长的粗放式的思路和方式，遂使政策效果事倍功半。 2012年7月份投资和消费实际增速基本与上月持平，工业增速从几个月前明显下滑的斜线，变成近期的平缓水平线。虽然没能出现人们原先期待的经济快速回升局面，但稳增长政策效力正在显现。 在审慎乐观、坚定信心的同时，我们应当看到，稳增长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当前中国经济遇到的困难，既有国际金融危机波澜再起带来的外需萎缩，也有国内房地产调控等主动因素；既有长期存在的产能过剩、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等结构性矛盾，也有新近出现的劳动力成本持续攀升等原因。这些交织在一起的问题和矛盾的解决，需要时间和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的政策目标是稳增长，而不是保增长。也就是说，我们要的是经济长期保持稳定的适度增长，而不是再迅速刺激回到曾经的两位数高增长。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依然低迷，未来有很多不确定性。眼下的现实任务是，有针对性地采取对策，稳住经济增速，不能再出现明显的下滑。 今年为地方债首个还款高峰，融资平台的现金流压力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去年，云南、上海等地城投公司的停止还贷做法已提前敲响了警钟。今年在卖地输血难以承担重任的情势下，部分融资平台的风险加速显露。 房地产市场方面，在政策调控高压下，房地产市场需求遇冷，楼市库存量仍处于高位，“供大于求”的格局短期内难以改观。9,000亿高库存重压楼市，潜在的金融风险难以让监管层放心。尽管房地产属于有保有压中的压，但现实中银根部分放松的资金总能通过各种渠道流入暴利的楼市。此外，地方政府楼市调控的意志其实只是“被坚定”，一季度一些地方楼市政策“微调”增多被叫停已释放出此种信号。因此，在楼市调控上，政策更多的是踩平衡木，尽管国务院近日重申“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决不让调控出现反复。” 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同时，停滞不前的金融改革终于有所动作，在宣布扩大人民币汇率波幅之前，中央政府谨慎的放行了地方金融改革的试验。对于金融体制改革滞后的中国而言，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最好途径就是金融改革与创新。只是不管是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的破冰，还是深圳、湖北等地的金融创新举措，仍然只是迈了一小步，在聚焦防风险的同时，中国金融更需要在法律、政策措施等方面更大力度的协调推进。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面临的一切问题仍然需要在发展中去解决。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面临新的发展关口。只有充分利用当前市场变化形成的倒逼机制，调结构、抓改革，中国经济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形成自己新的核心竞争力，为下一个30年的经济蓬勃发展打好基础。稳住增长，才能稳住阵脚，更好地推动调结构、抓改革。 否则，稳增长只能成为经济安全的催眠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