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年的精神接力 伟大的是改变了社会 谁为无信仰买单？ 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在影响一个企业的同时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他们带来了榜样的力量，建构商业道德伦理的基础，激励着后来的创业者，成为社会进步不可忽视的动力。社会责任一直是企业家精神的必备基因，没有责任规制的精神是危险的，没有精神激励的责任是无力的，一个没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可能会一时强大，但绝不会长久。中国几代的企业家，一批批的企业，一直在用活生生的例子证明着这个结论。 在扬弃中完成与世界的对接 20年的精神接力 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代企业家们身上共有的可贵的闪光点、可悲的劣根性，也能明显感受到每一代人价值观的大不同。中国的新一代企业家们在扁平的全球化时代里，会为我们展现出何种特质？ 在19世纪的西方，人们将企业家具有的某些特征归纳为企业家精神。结合经济学家熊彼特和“现代管理之父”彼得·德鲁克承前启后的定义，创新、冒险、合作、敬业、学习、执著、诚信、责任被公认为是成功企业家们共同的特质。遗憾的是，这些人类的优秀特质迟迟没有在中国人的身上得到呈现。 直到1992年，中国才迎来了商业的春天。自此，中国进入了企业家群体崛起的20年。长江商学院的创始院长项兵教授把中国的企业家分为了三代：第一代集中在技工贸、制造业，代表人物是柳传志、张瑞敏等；第二代集中在服务业与模式创新，代表人物是江南春、马云等；第三代整合全球资源，代表人物正在诞生中。 每一代企业家的成长都是和当时中国所处的改革开放不同阶段的政治、经济大环境息息相关。企业家的思维模式正是中国社会不断发展的浓缩与见证。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代企业家们身上那些属于共性的可贵的闪光点、可悲的劣根性，也能明显感受到每一代人价值观的大不同。 中国的经济社会已经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当前中国企业面临的经营环境，可谓是“五千年未有之变局”，既无法从国学的故纸堆里找到足够的企业经营智慧，也无法将西方管理经典拿来照搬照用，中国的新一代企业家们在扁平的全球化时代里，会为我们展现出何种特质？ “红帽子”也有企业家基因 “种子的力”撬开了体制裂缝 20年前，在保守的人看来，当时只有厂长、经理，而不应该有“企业家”。那时，中国还是一个士农工商身份界限分明的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的管理者们也是走在仕途序列里的官员。 这些早期的国企管理者们不乏优秀企业家的潜质，他们作为将中国人身上的企业家精神激发出来的火种，在1992年之前仍然有着重要的标本意义。之后的“92派”注定是要靠着从当时的这些厂长、经理们，或者是乡镇企业、“红帽子”企业的最高管理者们身上汲取的营养，才能借着政策的东风快速成长。 他们中的明星是步鑫生、马胜利等等这些国企早期改革者。可以说，这是中国企业重拾效率与激励机制的最早样本。 但正如张维迎所说，国企不可能产生真正的企业家。成为明星的步鑫生其后的命运已经完全不在自己的掌控中，在被上级领导指示抓西装、盖大楼的过程中，衬衫厂的效益开始一路走下坡路。仅仅几年，步鑫生被浙江省政府免去职务。 替代步鑫生成为经济明星的马胜利，其推出的承包制成为国营企业当时摆脱困境的灵丹妙药，但马胜利好大喜功，吸收100多家企业成立“中国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后，却无法再进行管理制度上的创新，最终同样没有逃脱被免职的命运。 虽然二人先后黯然退出历史舞台，但他们为企业带来的变化却开始推动中国国企的改革。没有他们成为“马前卒”，后面可能就没有柳传志、张瑞敏这样从国企里成长起来的教父级企业家。可以说，步鑫生与马胜利身上体现了中国人正在苏醒的、属于企业家的那种不安于现状、积极求变的精神，在这种精神与体制发生了碰撞之后，后面的联想、海尔才能汲取教训，通过改制为柳传志、张瑞敏们创造条件，实现他们的创业、经营梦想。 国有企业经理人的光芒之所以难以持久，根本原因在于国企改革的核心命题一直难以破解。市场化企业的成长，必须建立在产权清晰的前提下，否则，即便是一个天才型的企业家仍然难有作为，“步鑫生现象”无非是无数例证中的一个。 但正是“红帽子”们的尝试，将死板的体制撑出了缝隙，他们的“无法无天”让变革中的中国社会无形中向更加自由的市场经济靠拢。他们从死板、落后的小型国有企业起步，带给了人们关于效率、质量、品牌、价值等观念的第一次思想冲击，这种尚不成体系的“分点突破”，给了尚在体制内的后来者充分的启发，也带给了国家对于国有企业改革的积极思考。 让商业进入社会主流价值 光荣的“92派”开始反思 1992年，是中国企业家成长的井喷年。大批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受南巡讲话的影响，纷纷主动下海创业，泰康人寿董事长兼CEO陈东升将之称为“92派”。 从企业家的定义上讲，他们才是中国真正的第一代企业家：他们有着对现状的不满、有着自己的野心和理想，他们敢于尝试新鲜的空气，还多少怀揣着改良社会和国家的匹夫之责。更重要的是，这一批人的知识层次比前两拨有所提高，原先大多是体制内的政府官员、政策研究者，这些人对中国体制改革的方方面面有着清晰的思路，并非是简单的冲动。 比如一直在中宣部、中央党校和体改委工作的冯仑，日后白手起家，创建万通地产，还策划并领导陕西证券、华北华联等企业的收购及重组，使万通集团在几年内总资产增长逾30亿元。现在，他更愿意以地产思想家的身份出现。 而俞敏洪辞去了北京大学英语教师的职务另谋出路，尽管留学失败，他却从出国考试和出国流程上找到了商机，于是后来新东方英语培训学校一度成了出国留学人员的不二选择。而今，他已经是年轻人创业的精神导师。 同时期下海，如今成为行业翘楚的人物还有：泰康人寿陈东升、慧聪郭凡生、中期田源、汇源朱新礼、中坤黄怒波、中诚信毛振华、建业胡葆森、零点袁岳等等。这是一个让人激赏的长长名单。郭凡生曾说，他们下海的动机并不只为赚钱，更多是想做一番事业。 “92派”继承了80年代那批探路者很多共性——吃苦耐劳、充满改变现状的欲望，但他们比“前辈”们更进一步，无论是在知识储备、对体制规则的理解程度上，还是在人脉资源整合上，都远远胜过上一代人。他们比前辈们更加游刃有余地行走于体制与市场之间，甚至从灰色地带上攫取利润。他们像胶水一样，将彼时这个国度里政治规则与经济规则的分裂与背离用自己的方式粘合。企业家身上的变通精神被他们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们对商机的敏锐，步伐之大胆，远远超过前辈。 也正是“92派”，用一个接一个的财富神话将商业价值推上了社会主流价值观，使得经商成为了一件荣光的事情，开创了现代企业发展和经济变革的新篇章。“92派”以现代企业制度的形态创立企业，然后找世界上最好的企业模仿，填补了很多中国先进产业的空白，形成这些标杆性企业再去带动整个社会的发展。 但“92派”同样也有着自己的年代局限。其时很多耀眼的明星企业和企业家，更多注重的只是营销，甚至用毛主席的思想治理企业。爱多、秦池、太阳神、巨人，它们快速崛起，又快速倒下。 上世纪90年代的媒体真实地记录了那个充满激情的时代，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在《大败局》序言中客观地总结了那一代人的不足：在2000年之前，中国企业界和企业家形成了一种非理性的市场运营模式和思维……可也正是这场激情又把中国市场推向新的无序和盲动。不少企业家对民众智商极度藐视，在营销和推广上无不夸大其词，随心所欲，对市场规则十分漠视。中国企业家要真正成为这个社会和时代的主流力量，那么首先必须完成一项工作——那就是塑造中国企业家的职业精神和重建中国企业的道德秩序。 这正是在商业战场里存活下来的“92派”们做的事情，“热血已去”的他们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当中，为这个问题频出的社会寻找着可能的出路。从“创业——影响社会价值取向——改变社会”这个规律上看，他们已经具备了美国最早那批企业家的雏形。 从企业家的定义上讲，“92派”才是中国真正的第一代企业家：他们有着对现状的不满、有着自己的野心和理想，他们敢于尝试新鲜的空气，还多少怀揣着改良社会和国家的匹夫之责。 很多早期的中国企业家酷爱登山，他们认为登山精神其实也是企业家精神：勇于挑战，敢于冒险，他们想通过登山的行为寻求内心的宁静，并思考自己、企业与社会的关系。 在产权与管理上与国际握手 IT一代正在完善定型 随着网络年代的到来及知识更新速度的加快，2000年前后，互联网产业的兴起让中国诞生了一代更年轻的企业家。 他们的名字现在如日中天：马云、马化腾、李彦宏、雷军、周鸿、刘强东，加之早期的张朝阳、丁磊、陈天桥等等，以及类似江南春、邓中翰这样的“隐形”行业巨头，共同构成了IT一代的代表。 与“92派”类似，IT一代的企业模式仍然是模仿发达国家同行而来。他们没有核心技术，少有商业模式创新，但充分利用海外资本市场和PE，一样在中国巨大的服务业市场中打造出优秀的企业。这一代企业家充分利用了良好宏观环境，将海外资本市场与中国本土产业发展有机结合，实现了自身的创富神话与中国新领军企业的打造。 IT一代在群体气质上与“92派”有着一道明显的鸿沟，他们更加敢于彰显个性与时尚，不掩饰自己的好恶。但他们在起点上，则与前辈们并无太大的差异：几乎都是白手起家，靠着对时代变革的良好嗅觉加上聪明，在互联网大潮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马化腾、丁磊、马云，都曾带领着自己的初始创业团队苦苦生存，最窘迫时甚至手里的企业想卖都卖不掉；雷军、周鸿在不同的细分领域都有过成败，才锁定自己的突破口；刘强东从程序员出身，销售、信息、物流，像万金油一样做了一遍才找到商机。 IT一代大多数都是技术出身，“海归”的经历让他们熟稔美国的创业模式，对新事物、新概念接受迅速。IT一代在产权关系和公司治理方面一开始就比较正规，免去体制风险。从创新角度讲，IT一代引进了创始人制度和期权制度。创始人制度使IT一代成为清白的财富英雄，没有所谓的原罪。而期权概念，让所有职业经理人都具备了未来价值，让互联网行业缔造了一批非常正规的“金领”阶层，结束了中国商业没有职业经理人的空白。 但IT一代是正在进化的一代，远没有像“92派”一样已经走到了职业生涯的后期。2005年之前成名者，如马云、丁磊，已经大致有了自己可以输出的价值观体系，并且高度契合现代社会的普世价值，开始将目光投向改变社会价值观的层面——这从马云在美国哈佛商学院演讲时座无虚席就可见一斑；而新近的一线红人如刘强东、周鸿等人，尚还不同程度重复着“92派”当年的错误：追求企业的快速扩张、偏重营销推广而非研发，甚至开始践踏市场的道德底线打压竞争对手。尤其是在2005年互联网企业的盈利模式开始逐步明晰之后，IT一代的功利、浮躁开始甚嚣尘上，商业口水战、价格战、割喉战层出不穷，为一己之利破坏行业生态环境的例子也开始出现，对盈利的追求让很多企业抛弃了最初恪守的价值观。IT评论人谢文甚至认为，中国互联网企业自2005年后就已经不再与世界同步。 IT一代诞生时间毕竟还短，需要经历一个从青涩到成熟的转变。从对中国商业契约精神的建立角度而言，没有历史包袱的IT一代还有不少人正在痴迷于技术与模式，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价值观体系。 惟一遗憾的是，IT一代无论从企业家背景还是从产业特点来看，本应该是一个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开始，但事实证明，大多数IT一代与世界同步的仅仅是产品模式的引入、企业管理架构与资金的引入，在技术研发、产品与服务方面，以互联网、电商为代表的企业，还不具备与国际“对接”的可能，大多数互联网企业依然指望着中国自身的“人口红利”去完成产品与服务的消化——所以争夺、稳定、锁定用户基数，成为了所有互联网企业的生存根本。 与“92派”、IT一代都不一样，以李想（上图）、陈欧为代表的“80后”企业家往往不是为了赚钱而开办公司，而是为了找到生命的价值而从事商业，他们年纪轻轻就有了丰富的创业经验，也知道如何包装自己的公共形象。 用年轻消除价值观鸿沟 “80后”一代尝试与世界接轨 项兵教授将第三代中国企业家定义为：更具有全球视野和创新意识，在管理创新、组织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方面都要超越前两代企业家，并建立起富有穿透力的全球化对接和全球资源整合能力，在主流产业、主流市场赢得主流地位。 如果IT一代完成了企业制度、资金与技术上的“进口”，那么中国的下一代企业家，则要肩负起跨越价值观的鸿沟，完成上述“出口对接”的任务。 而新近的80后企业家们还处于萌芽时代。他们被IT一代的财富神话影响，重复着“卖概念——找风投——做上市”的创业，创业项目十有八九与个人的爱好相关，但暂时不会与“92派”口中的理想有什么关系。
从胡润预测的未来中国企业家名单里，以李想、茅侃侃、舒义、陈欧等人为代表的80后企业家的佼佼者们，有着惊人的相似：他们都有着强烈的、与互联网技术相关的兴趣爱好；都可能没有完成高等教育的学业或者小小年纪就已经出国接受教育，然后像比尔·盖茨那样小小年纪就拥有了丰富的创业经验；他们的心态比IT一代更加开放，对新鲜事物可以无缝对接；由于资本市场的成熟，他们的创业环境已经相对宽松，或者干脆是衔着金钥匙创业；他们管理企业的理念更加人性化，很多团队都是由兴趣而非利益集合在一起；最后，他们真是年轻逼人，活力四射，甚至是将青春期的冲动融入进了创业中去，创业绝非上了岁数的人可以相比。或许他们现在只能被称为“创业家”，但那种不安分、冲动、创新、想做属于自己的事业的天性，正是企业家精神的基本面之一。 现在很难估测这一批随时可能“大闹天宫”的80后企业家们，在下一个20年里会为中国商业写下什么样的故事，甚至是颠覆掉所有的模式，但从小在互联网信息世界成长的他们，可能注定会用自己的方式推动中国社会与中国商业前行一大步。 但这一代人受制于中国社会的宏观环境，两极分化也很严重：与“92派”当年毅然抛弃公职下海相比，现在每年去考公务员的年轻人大军令人绝望。 尽管前行不易，但中国出现一批类似马克·扎克伯格式的企业家的条件确实已经具备。今后数年将是全球创新竞争进入白热化的时期，或许中国有远见与胸怀的三代企业家们，总会有一天冲破“中国市场”的思维惯性，整合全球创新能力，集合全球创新资源，兼收并蓄为我所用，才能完成中国三代企业家的蜕变，将中国商业真正推上一个新的高度，而非仅仅以一个消费型的市场沾沾自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