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短短的37年人生中,凡高把生命的最重要时期贡献给了艺术。他的作品与争议联系在一起,“极美”与“极古怪”的评论从未分开过。他夸大或随意改变色彩,所以之后野兽派将这一系列发展到了顶峰。凡高说他“千方百计想通过红色和绿色来表现人类强烈的情感。咖啡厅是血红色和暗黄色,中间放着一张绿色的台球桌,四盏灯呈柠檬黄色,散发出桔黄色和绿色的光芒。到处是各种绿色和红色的冲突,这种冲突与斗争,反映在蜷缩着身子熟睡的小混混身上,反映在空旷凄凉的房间里,也反映在紫色与蓝色的对比中”。凡高的宇宙可以在《星空》中永存,所有的恒星和行星在“最后的审判”中旋转着、爆发着——这不是对人,而是对太阳系的最后审判。
凡高癫狂到无以复加,但他的《吃马铃薯的人》、《向日葵》、《星空》与《麦田群鸦》等等,都已跻身于全球最知名、最昂贵的艺术品行列。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钟情凡高,着迷于他的作品?这是一种巧合,还是艺术史的必然?那些被夸大和随意改变的“审美趣味”,现在或许有了新答案。 神经运动决定审美 关于“美”和“审美”的问题,早在18、19世纪就在西方哲学家中激起了广泛争论。但众多的美学理论将“美”的现象仅仅停留在哲学思辨的层面,“审美”的机理被认为是一种精神化的存在——审美的主体只能是灵魂。就像笛卡尔给出的结论“我思故我在”,心灵是不同于身体的实体,其本质是思维。 但问题是,身体真的如笛卡尔所说,是一个“非思维的事物”么?身体无疑可以“感觉”,而“感觉”本身也是“我思”的内容。一个顺理成章的推论就是,身体与心灵一样,也可以成为审美的主体。但直到20世纪出现了美学与心理学的交叉分析,才第一次将身体列为审美的主体。精神分析、格式塔、行为主义和信息论等不同的心理学流派都对审美的规律和实质进行了阐述。不管美学发展如何流派纷呈,都有一个重要的倾向——美学逐渐变为一种关于“身体”的经验描述的科学,而非涉及“灵魂”的形而上的哲学。 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审美成为了身体化的模式”——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作为身体的五种感官和组成部分,究竟如何参与到审美活动中,成为学界关心的热点问题。而在西方一些神经科学家的率领下,审美的神经基础开始成为新的研究焦点,人类开始探讨大脑与艺术的关系问题,开启了艺术审美的神经机制的科学研究。越来越多的人持有这样的观点:所有的人类活动——从音乐到绘画,从文学到建筑——都是人类大脑组织的产物,并遵循其规律。 虽然艺术是属于主观世界的,不同个体在创作与欣赏艺术上有主观差异,但存在一个共同的神经基础——大脑是人体中最为精密复杂的器官,有多达200亿个细胞。大脑半球的内部结构可以分为灰质和白质两个部分,灰质层包含脑细胞和神经细胞,负责处理信息;白质层包含神经纤维,这些纤维的功能就像电缆一样,负责发出化学信号并帮助细胞间交换信息。单单一个大脑所包含的神经纤维的数量,比整个国际电信网络所拥有的电缆数要多得多。1999年,伦敦大学学院(UCL)著名的神经生物学教授赛米尔·泽奇(Semir Zeki)通过对视觉艺术的探索,首创了神经美学的研究。他利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开展研究,检验当经历强烈的情感时,大脑会发生怎么样的变化。研究显示,审美的神经确实处在大脑中一个固定的位置,与一个被称为“眶额叶皮质”的大脑前部内侧的区域有关。实验中,参与实验的观众需要观看不同的画面,并将画面主观地确定为“丑的”或是“美的”,由神经科学家对他们的脑部进行成像扫描。当查看一幅“美丽的”画面时,眶额叶皮质就会产生神经运动。当实验者觉得画面“越美”,测得的神经活动也就越发强烈。 泽奇教授的研究进一步发现,那些伟大的艺术家在创作作品时不自觉地运用了大脑堆砌意识图像,使用了相同的基本视觉元素,这些元素最利于产生观众的额区神经刺激。而相比之下,非专业画家创作时纺锤体区活动更强,需要更多的努力才能激发观众的神经运动。例如,脑科学家设计了三个实验,分别代表抽象画派、表现主义画派和野兽派绘画风格,并测试观众神经活动的强烈程度。尽管三个画派对颜色和形状的观念是不同的,以蒙德里安为代表的抽象画派强调对颜色和形状的恒定性表现,野兽画派的主旨是彻底解放颜色,不去区分形状与颜色,表现主义则统一了颜色和形状。但在实验中,观众的脑部都测得了较为强烈的神经活动。 泽奇教授对视觉系统的研究进一步显示,蒙德里安、毕加索、但丁、米开朗基罗、瓦格纳和其他艺术家更像神经科学家,他们使用了与自然科学家不一样的工具和方法,通过艺术创作,获得了开启观众神经运动的钥匙。不仅画家们凭借直觉,就摸索到了视觉神经系统的运行机制,随后开展的一系列的研究似乎证实,无论是作家的巨著、音乐家的乐谱、建筑家的图纸甚至是数学家的数学问题,都符合这一“神经运动”的规律。 泽奇教授表示:“几乎任何事物都可以被视作是艺术的,但我们认为,只有引起内侧框额叶皮质兴奋的艺术作品才能称之为美。比如说弗朗西斯·培根画的画,它可能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但却不一定美。一些晦涩难懂的古典音乐作品也是如此——人们普遍认为它们比摇滚乐更有艺术性,但有些人会觉得摇滚乐更好听,听起来更美。” 神经受损改变审美? 在泽奇教授看来,“审美”不仅受到神经运动的决定,更会因为神经结构的改变,而引发许多意想不到的结果:当人类大脑神经受到损伤后,神经会尽可能地进行自我修复,尤其是遭受重大损失时,神经纤维会重新排列组合,最终盘织交错在一起。不仅审美品味会发生改变,还会产生艺术创作上的“奇迹”。 2005年5月,瑞士神经学家发表了一项研究结果印证了这一说法。他们对两位曾经中风的视觉艺术家进行观察,发现他们中风后的作品明显与中风前的作品有所不同。其中一位艺术家,大脑损伤发生在被认为是影响创造力的区域,中风后他开始用更加真实的方式和更加明亮的色彩作画;而另外一位艺术家的脑部与形成心理图像的连接部分受损,中风后,他开始用另一种更加抽象的风格作画,“以前在开始作画前,我会对着画布躺下来,花一个小时想象画面。现在我的灵感是在作画的过程中,从头脑中一次突然闪现一点。”判断一幅绘画的审美价值是主观的,很难界定他们是否在创作出“更好”的作品,但神经受损后他们的艺术风格确实发生了巨大转变。 牛津大学神经科学家苏珊·格林菲尔德(Susan Greenfield)教授也表示,“在研究了大脑额叶和颞叶有损伤的病人后,发现他们看颜色和影像比实际更为鲜艳且生动。这些区域的功能失调可能会导致强烈精神感觉的产生,创造出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传感经验”。她指出“凡高的创作成就可能与此直接相关”,癫痫病和精神错乱对凡高的生活和艺术创作有着较大影响——大脑的损伤改变了他看世界的方式,直接使他形成极具个人风格的艺术形式。或许就是因为神经损伤,让凡高创造了无数令普通人产生剧烈神经运动的作品。 除了凡高,苏珊还认为“自闭症”中的一些人因为神经损伤而激发了艺术的潜力。他们通常具备显著的绘画、音乐或数学能力,但同时伴随着脑损伤、低智商、沟通困难和其他行为困难,文艺复兴巨匠米开朗基罗或许便是其中的代表。而出生于伦敦的史蒂芬·惠特谢尔(Stephen Wiltshire)患有自闭症,但他可以凭借记忆,精确地画出1小时、1天乃至1周前,整个伦敦的俯视图,画中风景的细节精确度高达90%以上。苏珊教授根据流行病学的推断,安迪·沃霍尔、苏格拉底、爱因斯坦也有可能是自闭症中的“天才”——她解释说,“由于大脑意外伤害而变成艺术奇才的事例有很多。人类大脑中有专门抑制创造性行为的机制,如果这一部分大脑组织受到伤害,则刚好释放了人们想要进行艺术创作的冲动,于是造就了这些艺术家。” 如此看来,所有人都有成为天才的潜力。中风、癫痫和自闭症患者发生的神经损伤,让他们的大脑被“重新连接”了一下,无意中驾驭、激发了这种潜能。这项研究领域,最让人感兴趣的是,未来是不是能创造一个经过“脑神经转变”(如同基因转变)一般的后天“天才”,让凡高重新回到我们的身边?只是这样的“天才”,是让艺术走向“极美的”重生,还是“疯狂的”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