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近期，地方版产业规划密集出台，涉及投资额动辄上万亿元，由地方政府主导的新一轮投资潮来临。据不完全统计，7月以来已公布的地方投资计划涉及金额约7万亿元。 如果用黑色来代表钢铁、煤炭、水泥等过往增长的功臣，以及当下的稳增长举措，用绿色来代表新能源、新经济等新兴产业的方向，以及“十二五”时期调结构的目标，那么，“黑”与“绿”正被推向假想的水火不容的对立面。 现实情形究竟是怎么样？稳增长与调结构如何对立统一？对此，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佐军，分别从当务之急与战略方向、合适速度与最佳时机、稳增长误区与调结构陷阱、宏观形势与微观举措等几个方面，畅谈当下中国经济所面临之“黑”与“绿”的博弈论。 当务之急与战略方向 朱敏：针对前段时间发生的什邡事件和启东事件，有人认为，这是稳增长与调结构、保民生的博弈，值得反思和警醒。那么，在稳增长、调结构与保民生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逻辑与现实关系？ 李佐军：稳增长是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调结构是我们所说的结构优化。稳增长与调结构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它们之间既有统一的地方，又有相冲突的地方。 一方面，稳增长是调结构的条件之一。稳增长有利于调结构，反过来调结构也是实现增长的手段。包括扩大内需、产业结构优化、区域结构优化、城镇化等都是调结构的内容。调结构的过程实际上是提高效率的过程，提高经济效率又是增长的前提之一。从大的方面来说，提高效率需要三个基本环境，即是我一直说的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要素升级和结构优化。当然，增加要素投入，增加劳动力投入，也可以实现增长，但可持续的、健康的增长只能通过制度变革、要素升级和结构优化来实现。所以，我们不能把稳增长和调结构完全对立起来。 另一方面，稳增长与调结构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矛盾主要体现在，如果经济增长一直保持过快的速度，调结构的压力就不那么明显。 朱敏：过去十来年，我们一直强调调结构，但始终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原因何在？ 李佐军：因为在经济增长速度很快的情况下，产业、企业调结构的压力和动力不足，它们同样能够挣钱，何必去调整？而现在，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下滑，原来低附加值、低端的产业无以为继，面临破产，这就倒逼它去调结构，去发展高端、高附加值的产业，由原来的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产业向绿色低碳产业转型。要想调结构达到一定的效果，需要把增长速度降下来，为调结构创造更好的压力条件。 实际上，稳增长与保民生也存在一定的对立统一关系。关键是我们如何把握、处理它们之间的平衡关系。没有绝对的好，也没有绝对的坏。如果增长速度快，意味着就业岗位多，收入水平提高，但增长速度过快，则很容易带来通货膨胀、资产价格泡沫。而增长速度过低则意味着就业减少，以及更多的社会问题发生。调结构与保民生的关系同样如此。朝绿色低碳的方向发展，当然可以满足民生环境的需求，但如果过度强调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也会使有些产业不能上马，就业岗位减少，有些中小企业就没有生存空间。而发展高端、高附加值的产业，那些低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就会失去一些生存空间，这会影响就业。 朱敏：其实，我们对于经济增长的提法，已经从2008年时的“保增长”，悄然改成现在的“稳增长”。一字之差，微妙何在？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稳增长”？ 李佐军：稳增长是今年5月刚提出的新政策。这是基于前几个月的经济数据的分析。今年一季度经济数据出来后，核心指标GDP降到8.1%，去年四季度这一数字是8.9%。这实际上反应了经济增长出现了快速下滑，不是平缓下滑。去年的GDP增速，从一季度的9.7%降到二季度的9.5%，再到三季度的9.1%，四季度为8.9%，其下降总体上是比较平缓的。而今年则出现了快速下滑，我们原以为二季度的经济形势会有所好转，但实际上，4月、5月份的经济数据出来后，也出乎很多人的预期，二季度数据并没有好转，反而还在往下走。 同时，在产业层面的一些指标，如企业效益的指标，财政收入的指标，货币金融的指标等，要么是增速下滑，要么是负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国务院采取了稳增长的措施。稳增长措施的关键在于：遏制经济增长速度过快下滑的趋势，如果这种趋势再这样快速地下滑下去，会产生一些问题，不利于实现我们年初设定的“稳中求进”的目标。稳增长不是要我们实现经济的快速反弹，不是要把GDP指标拉得很好看，不是否定“十二五”的主线，我们还是要强调调结构，还是要保民生。实际上，稳增长是当前的应急措施，如果经济快速下滑的趋势得到遏制，经济得到比较平稳的增长态势，也许稳增长的措施又要退场。
朱敏：退场看来似乎并不那么及时。前有湛江市长“吻增长”，今有地方投资七万亿。据媒体报道，地方版产业规划近期密集出台，由地方政府主导的新一轮投资潮来临。据不完全统计，7月以来已公布的地方投资计划涉及金额约7万亿元。由此，有人怀疑，当前稳增长的举措，已动摇甚至背离了当初设定的“十二五”时期的调结构目标。 李佐军：稳增长是应急举措，“调机构”是中长期战略。当下，把稳增长放在优先的位置，不改变我们“十二五”时期把调结构作为主线的事实。调结构是国家“十二五”时期工作的重心，也是“十二五”时期经济工作的主线。“十二五”规划非常明确提出，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很多内容，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即我们所说的调结构，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所以，作为“十二五”时期一个大方针，调结构要持续进行，要贯穿“十二五”全过程，不能因为发生了某些情况就动摇。2012年，我们调结构的很多目标任务，还远未完成，调结构一定要作为当前和今后中国经济工作的主线，不能放弃。 调结构是中国经济目前必须要解决的最主要问题。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经济发展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等问题可以归结为结构的不合理。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都存在这种结构性问题，如内需外需不平衡、产业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不平衡问题等，这种不平衡已经到了必须要解决的时候了。所以“十二五”时期，我们下了这么大的决心，陆续出台的很多产业“十二五”规划，其实就是要强调转变发展方式，即经济层面的调结构。 合适速度与最佳时机 朱敏：正如前面所讨论到的，多年前我们就已提出调结构，目标却一直未能实现。为什么说，高速增长和低速增长对调结构都不太合适，而中速增长是调结构的最佳时机？ 李佐军：过去十来年，我们一直在强调调结构。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出现后，我们强调调结构，在“十二五”规划中我们更强调调结构。尽管年年都在说调结构，但客观上，不管是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调结构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原因有很多，最核心的原因是，调结构的体制机制没有建立起来，调结构最核心的问题是政府职能转型，政府的职能没有转变，调结构是调不好的。 当然，调结构是很痛苦的事情，需要脱胎换骨，不是那么春风拂面。而产业结构调整不只是淘汰落后产能，还有建立新的经济增长点，新的产业要接上去。所以，调结构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淘汰落后产能的过程中，又涉及到很多利益补偿问题，涉及到部分就业问题，需要做很多工作。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使新的产业能够接续上，也要做很多工作。两者衔接好之后，调结构才能真正顺利推进 朱敏：现在为什么是调结构的最佳时机？调结构的条件已经成熟了吗？ 李佐军：首先，调结构需要具备的一个条件是，经济增长速度合适，过去经济增长速度过快，调结构没有动力。而如果经济增长速度过慢，调结构也没有能力。现在，中国经济迎来了中速增长的时代。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产业企业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很多企业面临非常大的生存压力，这时调结构更合适。 其次，市场为调结构带来压力。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产业形势不太好，央企、国企的利润下降，中小企业面临很大的困难。很多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型的行业都面临比较大的生存压力。利用这样的新机会，有利于把一部分产能过剩、低附加值，以及一些不利于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行业、企业和项目淘汰。 第三，政策的正确引导为调结构创造了条件。近年来，在淘汰落后产能、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政府出台了很多规划和相关政策，可以说，政策环境已经有了一些好转。如果利用这次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机会，加快结构调整的力度，调结构应该可以取得明显的进展。 此外，那些享受到曾经高速增长带来的利益的产业、企业，有一定的积累，也更有实力来实现转型调整。在调整过程中，可以采取一些有效的补偿措施，通过转移支付措施来推动结构调整。这些都是调结构的有利条件。所以我认为，调结构在今明两年迎来了最好的时机。如果不把调结构当回事，可能还会走上高污染、高排放、低附加值的老路。 朱敏：我们经常说调结构，但调结构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恰恰是“调什么”。也就是说，调结构主要调的是哪些方面的结构？ 李佐军：实际上，这至少涉及六个方面的结构调整： 一是，要素投入结构的调整。原来主要依靠原材料、土地等普通要素来实现经济增长，要转到依靠高级要素（如技术，人力资本和信息等）来实现经济增长，这也是中国一直在强调的创新驱动。要素投入结构调整实际上也是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前提条件。 二是，排放结构调整。排放结构调整就是要增加好的排放，减少不好的排放，这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绿色低碳化。好的排放是指氧气、水蒸气等，可以通过植树造林来增加；不好的排放包括废水、废气、废渣、二氧化碳等。 三是，产业结构调整。这是我们强调得最多的一个方面。第一，由原来的主要发展农业、工业，今后要更多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提高非农产业的比重；第二，由原来更多的发展低端、低附加值、劳动资源密集型产业向高端、高附加值、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第三，由原来发展没有品牌的产业，向发展品牌产业，提高品牌附加值，在国际的分工体系中，参与产业链高端的分工，向微笑曲线的前后端转移，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四是，区域结构的调整。这包括几个方面内容：第一，要继续推进新型城镇化，最核心的是要让农民进城，实现农民的市民化，要让农民分享城市化的成果。要推进集约、集群、绿色低碳的城镇化。第二，区域的东中西部、南北等地要公平竞争。原来，我们鼓励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今后要建立全国的统一的市场，要让各个地方公平竞争。第三，要建立主体功能区，进行产业转移。此外，还包括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等内容。 五是，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调整。增长动力结构涉及到两个层次的问题：第一，原来主要是靠需求边的“三架马车”（出口，投资、消费）作为经济的增长动力，今后主要是靠供给边的“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要素升级和机构优化）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三架马车”只能解决短期问题，中长期的经济增长动力，可持续的增长动力一定要靠靠供给边的“三大发动机”。第二，“三架马车”内部也需要结构调整：从主要依靠外需要向主要依靠内需转型；从主要依靠投资向主要依靠消费转型；从主要依靠政府投资向主要依靠社会投资转型。 六是，财富分配结构调整。这涉及到政府与民众，以及不同民众之间的财富分配问题，首先要解决政府与民众、企业之间的财富分配问题。以前过分强调“国富”——即国家、中央省级以上财政富裕，企业、老百姓比较穷。今后要强调“民富国强”。政府要更多地让利于民、藏富于民。原来很多权贵、垄断阶层攫取了过多财富，广大老百姓、普通劳动者获得的收入则偏低，这涉及到他们之间的平衡问题，这就是我们说的收入分配改革问题。 朱敏：刚才我们已经知道了要“调什么”，但现在看来，“怎么调”是关键。实际上，实现目标的途径是最重要的。调结构一定要设计一套好的政策体系，这个政策体系应该怎么设计？ 李佐军：这涉及货币政策、财税政策、土地政策、人才政策、投资政策、外汇政策等。 首先，在货币政策方面，货币政策应该保持长期的相对稳定。有利于调结构的货币政策应该是稳健的货币政策。因为货币是重要的社会契约，不能频繁地变动。而频繁地加息、降息、提准、降准都不利于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更不利于调结构。 其次，在财税政策方面，要全面减税。第一，当前迫切需要解决中小企业面临的负担过重的问题，为它们提供生存空间。只有这样，调结构才能推进。第二，在分配财富时，政府掌握过多资源、财富；广大民众、中小企业负担过重，收入水平相对偏低。只有通过全面减税政策，才能优化政府与企业、民众之间的财富分配关系，同时为企业提供更好的发展动力。 朱敏：税负太重了。您对当前提的“结构性减税”有何看法？ 李佐军：我认为，结构性减税是比较取巧的说法。如果这边减，那边增，还等于没减。当然，在制定财税政策的过程中，也会遇到结构性问题，比如有些企业本身并不符合产业发展方向，那就让它自然淘汰。有些企业符合产业发展的方向，那就在财税政策方面予以支持、鼓励。 除此之外，还有土地政策、人才政策、投资政策、外汇政策等，这些政策也都是要朝有利于调结构的方向推进。尤其是技术人才政策，调结构最重要的引擎是产业要升级，要发展高端、高附加值、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需要高素质的人才，需要新技术，需要有品牌，需要解决知识产权问题。这就需要人才与技术政策与之相配套，才能实现调结构的方向。 朱敏：央行此番连续两次降息，间隔之短出乎很多人意料。与降息相比，减税比较难以推进？为何出现这种情况？ 李佐军：如果全面减税，政府一下子没有了收入来源。所以，减税的前提是要改革，要“三减”：减权、减人、减机构。如果政府还像目前这样庞大，人员不精简，职能不转变，权力也不削减，全面减税的结果就是，政府收支缺口逐渐变大，政府财务负担加重，甚至出现政府债务危机。之所以降息比较容易，而减税难以推进，就是因为改革没有推进。 稳增长误区与调结构陷阱 朱敏：有人担心，稳增长的应急措施会带来更大的副作用。比如湛江钢铁项目，原本不可能获批，还有一些原本就产能过剩的风电、太阳能项目，也趁机就通过了。 李佐军：为了避免经济快速下行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我们采取了稳增长的措施，但同时也要警惕可能引发的新问题。经济下行过快带来一些问题，或为稳增长带来一系列副作用，都不是我们所期望看到的。我们不能为了杀死一只老鼠，又放出来另外一只老鼠。 首先，稳增长可能带来，把原来很多积压的项目批准上马的问题。实际上，上什么，不上什么，还要围绕“十二五”调结构的主线。要上那些符合产业转型升级方向，符合绿色低碳方向的项目。如果说，为了稳增长而稳增长，把什么项目都上了，后遗症就很多了。 其次，要避免稳增长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产能过剩问题。现在，发生在很多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本来就没有得到解决。在稳增长过程中，可能会造成一些行业的产能进一步过剩，比如钢铁行业就是其中之一。因此，要避免产能过剩进一步恶化。 第三，为了稳增长，放松银根，加速新的投资力度，又可能带来新的问题，如资产价格泡沫、房价上涨、通货膨胀等，其带来的副作用极为严重。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增长速度下滑过快，经济硬着陆，这不是好事；但如果房价快速反弹、通货膨胀同样不是好事。 朱敏：或许，“调结构”最理想的状态是，三高项目逐步退出，而低排放、低耗能项目有序上马。但最近发改委一天批了100个清洁技术项目，节奏是不是太快？ 李佐军：在稳增长过程中，要把握好力度。稳增长、控制通货膨胀等就像我们开车时加油门和踩刹车。这要根据路况，比较平缓地，慢慢加，慢慢踩，不能踩得过急，不能加得过急，否则一下失控或熄火了，这就是不会开车。今年6月份CPI同比涨幅降至2.2%。我在微博上发表了一篇评论，CPI下滑过快，从侧面反映过去踩刹车踩得猛了点，这不是好事。稳增长同样如此，如果加油门过猛，可能导致房价上涨、通货膨胀、资产价格泡沫，也是麻烦。 但这几年，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一降息就连续地猛降，一加息就连续地猛加。这不是科学的宏观调控。科学的宏观调控是要把握好政策的时机，要比较艺术和平稳地，并要提前预计后果，力度一定要把握很好。同时，还有各种政策工具的组合要选择好，这样才能达到比较好的效果。既要能把速度降下来，实现预期目的，又能调整优化结构，实现多个目标。如果只盯着一个目标是不行的。比如批一个项目就为了GDP，为了稳增长，但可能会对调结构，保民生产生负面影响。因此，要平衡各目标之间的关系。 朱敏：说到各种政策工具的组合，这取决于央行、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等部门的协作、联动，但现实是效果有限。 李佐军：的确如此。一方面，需要有顶层制度设计，即从国务院的层面进行统筹协调，让各部门内部自行协调肯定效果不太好。另一方面，各部门之间应该建立一套长效的协调机制，尤其是与宏观调控相关的领域，但现在这种协调机制是不够的。这种机制建立后，当某些数据指标发生异动，机制就会马上自动启动应急措施，靠领导点头决策不是机制。 朱敏：中央的意愿非常明显，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给实体经济让利，但房地产却顺便受益，这与调控政策是否相悖？能否直接屏蔽资金流向房地产？ 李佐军：降息最主要的目的是利好企业，不是给房地产行业松绑，当然房地产顺带受益，因为房地产行业是资金密集型。也有一种可能是，房地产行业顺带受益比其他实体经济受益感觉更加明显，可能大家也观察到，降息后房地产板块股票比其他产业的股票表现要好。 但这也没办法，房地产行业与其他实体经济是绑在一起的，不能搞两套措施，很难直接屏蔽，更是防不胜防。现在，主要通过限地、限购、限贷，以及增加房产税等行政手段来间接屏蔽。长远来说，要解决这一问题，则要通过土地改革、政府转型、货币政策趋向稳健，只有实体经济发展环境变好，才能解决房价过高的问题，但这些短期之内很难实现。 朱敏：其实，在调结构的过程中，中央和有些地方的意愿并不一致。可能国家层面呼声更高，但地方可能有些倦怠。比如有些地方，钢铁、煤炭等是其主要经济支柱，调结构等于切断了它们的经济命脉。有些地方原本没有那么多负担，可能更加支持？ 李佐军：国家有国家层面的考虑，地方有地方的担心。有些地方本来就是煤炭、钢铁大省，你要调结构，它们的经济增长大头就没了。所以地方政府从自身GDP、财政收入和维护当地社会稳定出发，调结构的阻力就比较大。所以，不管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要从大局出发、长远出发。 朱敏：当深层次的矛盾集中在一起的时候，调整起来是不是非常困难？ 李佐军：尽管困难很多，也要痛下决心调整。身上有毒瘤，就要割掉，痛苦以后才可能更好地生存。其实，现在地方政府已经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政策只能引导你去调整，但市场的力量更大，市场是残酷的，它会逼迫你去调整，市场不允许你再搞那么多钢铁、水泥项目，即使你搞了这些项目，你的产品也卖不出去，只会再造成更大的产能过剩。虽然眼前效率还行，但几年后，产品大量积压，还要增加存储费用，又谈何对GDP的贡献？ 宏观形势与微观举措 朱敏：对于这次经济下行，有人认为是2008年经济危机的延续，也就是说，我们还并没有从上次经济危机中走出来。对此判断，您如何看待？ 李佐军：国研中心部分专家有个一致的观点：整个国际经济危机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部分金融机构危机；第二阶段是，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第三阶段是，国际货币体系危机。目前，经济危机正处于主权债务危机不断发酵的第二阶段，危机并没有结束。 如果美国、欧盟、日本、中国等都通过印钞票来解决现在的问题，就等于把过去的财富都稀释了，那就可能会导致国际货币体系危机。因此，货币政策一定要保持稳定。至于危机发展到第三阶段的概率有多大？还要看对危机第二阶段的控制情况，只能拭目以待。 其实，我一直在强调，走出危机必须有两个重要前提：一是，出现重大的技术变革；二是，出现重大的制度变革。这是走出危机的根本出路，但现在这两个条件还没有完全具备。 朱敏：危机未退，经济形势不容乐观，令产业界和实业界牵肠挂肚。面对难以捉摸的一轮新商业周期，您对企业有着怎样的建议？ 李佐军：在目前，既要稳增长又要调结构的背景下，企业面临一些选择，我的建议是： 一是，要树立危机意识。尽管经济可能会反弹，但这只是短周期的反弹，短周期的反弹不能改变经济下行的大势，中长周期的趋势并没有扭转，经济最坏的情况还没出现。在此背景下，企业还是要有危机意识，做好过冬的准备。 二是，企业要找准自己的定位，发挥自己的优势。打个比方：经济形势不好，相当于发洪水。如果企业能抓住自己的核心优势，抱住一颗树，就可能生存下去；如果企业没有核心优势，没有清晰的定位，只是随波逐流，就可能会死。这时，企业一定不要东扯西拉，盲目多元化投资。 三是，要制定经济低迷时期特殊的战略，比如谨慎投资、降低成本、防守反击等。有些企业甚至提早上班时间以应对危机，但有些企业没有感觉到危机正悄悄来临。 四是，进行产品结构的调整，开发一些新产品。对原来不符合时代要求的产品，一定要下决心淘汰，发展要符合消费升级方向，符合绿色低碳方向，符合政府政策鼓励方向的新产品和新服务。如果说是因为市场还没成熟，可以先做好储备，否则今后会非常被动。 五是，企业要在内部管理和制度建设方面下功夫。越是经济低迷时期，越是要练内功，通过体制机制把内部管理制度的优化完善，实现自己抵抗经济低迷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