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读任蒙的历史文化散文，是一种极大的享受。它带你穿越幽深的时间隧道，徜徉于历史长河中，让你看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激流，看到一朵朵低吟浅唱的浪花，时而让你俯首沉思，时而让你仰天长啸。你仿佛看到一个集作家、学者和哲人于一身的思想者，站在时代的讲坛上，用极富诗性与哲思的语境，向你深刻解读中国五千年的历史，让你享受品质极佳的历史文化盛宴，在细细品嚼之余，受到深深的启迪。
认识任蒙是一次机缘的巧合。 2009年8月，我接到中国散文学会的通知，到北京领取第四届全国冰心散文奖。当我走进下榻的酒店推门进房时，发现房中已有一位中年汉子，正靠在窗前，借着一缕夕阳，气定神闲地看书，茶几上那只高脚玻璃杯冒着几缕青雾，整个房间飘溢着一股淡淡的茶香，见我进来，他忙放下手中的书卷，微笑着迎了上来。我定睛一看，眼前这位汉子，一副军人的身板，一脸诗人的气质，剑眉下那双明眸，闪烁着睿智之光。稍一寒暄，乃武汉任蒙也！与他虽素未谋面，却早已闻知。此前不久，他夺取了首届“全国孙犁散文奖”唯一的一个大奖，这次冰心散文奖，又凭《任蒙散文选》折桂。我们一见如故，话甚投机。当晚，还应朋友之邀，一同驱车到京郊去品农家菜。 离京后我们频繁往来，对任蒙便有进一步了解。 看来，我们有不少的共同点，都是出生于农村贫苦家庭，都是从写诗迈入文学殿堂，后来也都成了传媒人，目前都是业余从事散文写作。不同的是，他多了一段从军的经历，后来又从传媒转到党政机关工作，并一直干到现在。此外，他还多了一副写杂文的笔墨，且每副笔墨都十分了得。早年写的《诗廊漫步》，一册风行，一版再版，并多次重印，至今还为不少读者所称道。其后写的杂文，成了数十家报刊专栏的“紧俏品”。九十年代中期，他又一头扎进散文的写作中，几年过来，成就斐然，成了历史文化散文群落中奔出的一匹黑马。迄今，他已出版诗歌、散文、杂文、随笔和文学评论等各类专集近二十本，在文坛上声名鹊起，研究和评介他的文章也汇编出版了厚厚的四本集子。 在京相识时，正值辛亥革命百年将临之际，他曾跟我说，他准备花点工夫写一写这场伟大革命。我很理解，辛亥革命的第一枪是在武汉打响的，那是他长期工作的城市，但辛亥革命的源头毕竟在广东，我当即邀请他到广东来走走。当年秋天他赴约前来，我们一起去看了中国近代史的开篇之地虎门，寻访了林则徐指挥销烟的销烟池，凭吊了当年鸦片战争的古战场。随后又去中山市翠享村，参观了孙中山的故居和博物馆。然后，折回广州去凭吊黄花岗起义的七十二烈士陵园。他回到武汉之后，花了数月的业余时间，赶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前夕，洋洋洒洒写了十多万字，从辛亥革命的历史背景写到革命的爆发，写到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落幕。写得跌宕起伏，写得扑朔迷离，他视角独特，把这场革命解读得入木三分，具有极强的历史穿透力，这就是收在本集首篇的《世纪的黎明》。此文尚在写作过程中，就有《天津文学》等主流期刊向他预约，问世之后，即被多家报刊和大型网站争相转载，任蒙也被多所知名大学相邀前往开设辛亥革命的纪念讲座。《长江文艺》近水楼台，在任蒙没有动笔之前就预订了几万字，后来他们颇为庆幸，说“这篇散文支撑了那期特刊”，因而他们也毫无争议地将其辛亥百年纪念征文唯一的一个散文特别奖授予了任蒙。这篇力作，也是迄今为止描写辛亥革命唯一的一部长篇散文，也许有人仅仅把它当作历史来读，而我更愿意把它看做历史文化散文，且是历史文化散文中高高耸立的一座丰碑。 作为中国散文学会会长、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的著名学者和散文家林非，在读完《任蒙散文选》之后曾经作过这样的评说：“任蒙的散文，细节与形象的描绘、思想之分析、情感之抒发、文字之表达，都浑成一体，使我读后深受启迪。其中尤其觉得文中的一些哲思诉说，最为精辟。”他还特别列举《伊水岸边的那条小径》一文，由于任蒙在此文中不但集中展示了白居易人生品格的“两重性”，而且还让读者看到了他具有综合性人生成就无人比肩的陌生一面，而这种“个性”意义所折射的恰恰是几千年知识分子的悲剧性命运和整个封建体系残忍与荒诞的本质。所以林老称赞这篇散文“无疑是我读到的相关篇章中的最佳之作，启发不小”（见《东方散文》2010年第4期）。《光明日报》曾发表专评认为，任蒙的文化散文可以让我们领略“大散文”的风采，无论写历史事件，还是历史人物，都能够从历史哲学层面上进行深度开掘，“具有震撼人心的思想力量。” 有评论家说任蒙是实力派，有评论家说他是先锋派，有评论家说他是偶像派，还有人说他最大的优势是写给大众看的，是一个大众派。我认为，他们说的都是，也不全是。他们都是从一个侧面去评论任蒙。其实，任蒙就是任蒙，他总是用前行者的姿态，既博取各派之长，又勇于对种种流派和陈规进行质的突破，写出自己的风骚来。《世纪的黎明》如此，其他历史文化散文也是如此。我无意把任蒙划归哪个流派，也无意将任蒙与其他历史文化散文大家论个高低。我只认为，要研究中国当代历史文化散文，任蒙是一座绕不过的峰峦。 任蒙的新作《帝陵斜阳》分为四辑，第一辑《世纪的黎明》，写的是辛亥革命；第二辑《遥远的影像与符号》，写的是古老的沧桑沉浮；第三辑《青灰的往事与记忆》，写的是历史文化遗产；第四辑《神奇的圣贤灵光》,写的是历史人物。可以认为，它们均从不同侧面对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进行了深度解读，字里行间展露的是诗性语境与思辨色彩，批判的意识浓烈而又有度，从某个角度来考量，可以看成是对中国史书的一种反读，让人耳目一新，让人心灵震撼，是历史文化散文创作领域近些年来一部不可多得的力作。
其一，质疑与批判双锋并出，彰显出洞悉时空的穿透力量。任蒙业余酷爱读史，但不是作为茶余饭后的一种消遣，也不是为了在学术会议上掉书袋，而是为了“认识中国”，“理解中国”和“透视中国”，这种强烈的使命感，使得他把史学的功底打得很扎实，并且具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和独到的见解。历史是胜利者写的，修史更多的是为统治者所用，写出来的“正史”，往往有众多扭曲和不真实的成分。对此，任蒙认识得更为透彻，因而他敢于对正史提出质疑，敢于对一些传统文化进行反诘。他那种站在思想高地的批判姿态和批判精神，不时流淌出幽默的语丝，闪耀着智慧的灵光。在《昏黄午后的明祖陵》中，作者写道“五千年的封建帝制，不知留下多少荒唐，”“帝王权柄的魔力，要胜过神话中的法宝一万倍，……正是有了这种诱饵，历史又开始沦入几乎与从前同出一辙的新的怪圈”。这岂止是在写明祖陵？他为封建社会涂上了一层底色，把历朝权力更迭的历史本质解剖得淋漓尽致。正因为他准确地把握了这个主脉，所以，对封建时代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如何评判的许多问题，都能够在他笔下游刃有余。在《悲壮的九宫山》中，作者引用了史学界的新发现，对《明史》说李自成因抢粮食而致人马陷入泥潭，最后被农民锄击而死提出质疑。作者在文章的结尾写道：“这是荒谬的封建历史遗留给我们的荒谬”。在这里，作者剑锋所指不仅是“正史”的荒谬，而玩弄历史的人则更显荒谬。这种批判所向，又岂止是明朝，又岂止是历史！？《放映马王堆》一文，写的是长沙马王堆。当初汉墓出土，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一个劲儿去赞叹一具在地下长眠两千多年的女尸竟然完好保存下来的奇迹，作者并不否定这种奇迹，然而他着墨更多的，却是去反问这个被封赏七百户的小小列侯夫人的“阴间奇迹”是从哪里来的？结论是“漫长的时间使腐朽化作了神奇，而我们通过神奇更透彻地看到了腐朽”！是呵，小小的官太已是如此奢华，更大的帝王将相还用说吗？这一批判，仿如一支响箭，穿越两千多年历史的迷雾，直穿封建社会的本质！ 其二，是历史与文化的相互融合，展现出高远旷阔的文化视野。历史文化散文，极易产生两种倾向，一种是只有历史而缺文化，另一种是只有文化则缺历史。前者看似旁征博引，考究论证，还不如以往那种“读史札记”来得实在，读起来枯燥苦涩，味如嚼蜡。后者常是“文化”膨胀，情感泛滥，实际是虚张声势，缺乏洞察历史的器识，读来如云山雾罩,不着边际。任蒙历史文化散文的可贵之处，正是历史与文化的高度融合，既有翔实的历史，又能调动所有的文学手段，把历史解读得既深刻又生动，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历史深处的昭君背影》一文，将昭君出塞写得荡气回肠，写得文采飞扬，还原了一个不能主宰自己命运的少女身世。然而，这篇散文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作者对和亲的历史作用表达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事实上，在匈汉和睦中起根本作用的不是（也不可能是）公主外嫁，联姻只是一种形式，通过这种形式宣告结盟或归附和体现友好。能否实现友好，关键仍在于双方政治和外交的方略是否正确。”最后，作者饱蘸诗意地对王昭君这个千古传奇的美人形象作了耐人寻味的描绘：“如果从正面或侧面去着笔，也许只能描画她那‘落雁’之美，……似乎只有这个无限丰富的背影才是历史上的王昭君。”读到此处，历史与文化的水乳交融怎叫人不低首沉吟，感慨良多？《一个财富王朝的解读》，劈头一句“走进乔家大院，使我一步走近了晋商，”便一下抓住了读者的神经，接着文章便直切主题：“此次晚到的寻访，我试图拂去历史的尘埃，通过埋藏在这座大院的历史记忆，来解读一个传承了两个世纪的财富王朝，重新审视我以往只能在书堆里认识的晋商。”文章写的是乔家大院，叙述的是乔家发迹史，解读的却是晋商文化，层层展开，娓娓道来，三管齐下，还有谁不跟着作者去寻觅？ 其三，是诗性与理性相映生辉，营造出大气雄浑的美学意象。任蒙的历史文化散文中还有一大亮色，就是诗性的构建与理性的升华。这得益于他的文学创作的经历，他是从诗歌起步的，随后又写过不少杂文，近年又浸淫于史学之中，所以他的作品将诗、史、思融为一体，文中常是意境精妙，文采灿然，哲思丰盈，达到艺术性与思想性并举的境地，具备超越同类的一种特质。《拜杜公祠》写杜甫的临终一幕：“当时没有人料到一个被后来的历史反复追溯的时刻，会发生在洞庭湖一侧的野江孤舟之上，会发生在那个凄迷的夜晚。然而，一场悲愤的历史大剧以这种意想不到的平静方式落幕，更为其主角的伟大生命增添了撼人心魄的力量，更能诠释出一种穿透时空的不朽精神。”读来让人情绪难抑，一场悲情的历史大剧，竟在如此落寞凄清的背景下终结，怎叫人不痛彻心脾？ 《昏黄午后的明祖陵》文中写道：“当时，整个陵地和泗州城皆沦为泽国，树梢行舟，殿顶游鱼，以龙地自喻的皇室祖陵，果真成了水晶宫。”与其说作者以诗的语言来描绘水淹皇陵的场景，不如说他对这块“风水宝地”的讽刺运用的是诗化了的哲思，怎叫人不拍案叫绝？在《围墙》一文中，作者把长城比喻为一个民族统治者垒筑的一堵围墙，把故宫喻为一个一元中心的院落。这种跨时空的意境状述，不是诗的构思又是什么？又一篇《登临长城》，任蒙则形容“它像一条浴火的长蛇，曾在漫天硝烟中疯狂地舞动了几千年，曾在无穷的血火中痛苦地扭曲几千年，才留下了今天弯曲的遗体”。又说“它像一道高高挥舞的粗大鞭影，千百回抽打过我们的民族，最后沉沉地落在这块土地的脊梁上”。这样的散文语言，怎能分得清哪是诗意，哪是哲理？《千年送别》整篇就像一首诗，诗的意境，诗的语言，而精妙的哲思均融在其中。古老桃花潭的神韵，先贤依依惜别的离情，圣境幽情，丝丝入扣。“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的意蕴，还能用其他语言来解读吗？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任蒙是一个文学的殉道者，他耐得住寂寞，杜门避嚣，不为尘世喧嚷和犬马声色所诱惑；他守得住清贫，从不为金钱而折腰；他身在官场，却淡泊权欲，不屑于官道上的种种争权逐利。他宵衣旰食，辛勤耕耘，执著得有点痴迷，追求的是一种文学的品位与境界。我坚信，凭他的才智，凭他的执著，凭他的坚持，将有更多更佳的力作面世。我们期待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