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葛兆光先生现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办公室挂着余英时先生的两幅书法，一幅为文史研究院成立的贺诗：“文史英才聚一堂，国魂未远重召唤”；另一幅则录1978年故国之行的旧作送给戴燕、葛兆光夫妇：“此行看遍边关月，不见江南总断肠。” 学者的“两支笔” 早年读书太勤，用眼过度，如今葛兆光的左眼近乎失明，看书主要靠右眼。葛兆光自认读书是一个“野狐禅”：到处乱读，知识很杂。他有写日记的习惯，但基本上都是摘资料，没有私密性的东西。他分析同时出道的学者中，很多人都有所谓“两支笔”：一支写学术著作，一支写公共评论。他也写了不少书评，“中国的特点是书评往往借题发挥，其实是在发挥社会、政治关怀。比如我写陈寅恪的那篇文章看起来是书评，实际上是在借陈寅恪说事。”而他感慨现在的大学制度慢慢催生一批趋向于专业而不关怀社会的人，“既是专业知识分子，又是公共知识分子”才是他心中理想的状态。 1978年春天，在贵州边远小城的葛兆光收到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风驰电掣地跑回家，和父母一起拆看，从来喜怒不形于色的母亲，竟失态大笑。这一年，葛兆光已经28岁，此前的10年里，他因为家庭出身的缘故，不是在砖瓦厂做砖瓦，就是在农药厂熬肥皂。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改变了葛兆光的命运。 在上世纪80年代，葛兆光先是研究中国史学史，考证古典文献，然后致力于研究禅宗、道教与中国文化，后结集成《禅宗与中国文化》和《道教与中国文化》二书。在此基础上，葛兆光又费了近十年之功，完成了《中国思想史》两卷。21世纪初，葛兆光将眼光投向“世界”、“东亚”与“中国”、“学术”与“政治”、“认同”与“拒斥”、“国别史”与“区域史”等大问题，在2011年出版了《宅兹中国》一书。他说：“我这30年，前十年研究禅宗、道教，中间十年做思想史，后十年做跟东亚和中国有关的东西。”
上世纪90年代初，葛兆光到日本进行学术访问，发现日本的中国学研究从1868年明治以后逐渐兴起，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历了一段辉煌的时期。他说：“不要忘了任何学术能够产生巨大影响和形成话题，都跟政治相关。明治时期对中国的研究，显然既有和欧洲东方学竞争的取向，发展了具有现代性意味的东洋学术，又带有一种在亚洲成为霸主和领袖的政治背景，跟当时日本在亚洲的扩张有直接相关性。这使得日本形成了非常强大的所谓‘东洋学’的传统，也包括了中国学在内。这个传统一方面结合了东西方对中国研究的长处，同时又跟日本国内的关心和政治影响有很大的关系，成为当时日本学术界一个强大的主流。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到了中国‘文革’以后，日本的中国学逐渐变成一门技术性的外国学，跟其国民的关怀有点距离了。”葛兆光认为，已故的沟口雄三教授，在日本学者里是少数抱有大关怀的人。“我的理解，沟口是想把日本中国学从现在比较衰落状况中拯救出来。所以，他提出了几个口号，一个就是要从亚洲出发去思考，如果把中国放在亚洲，因为日本也在亚洲，互相之间的关连，就使中国学涉及到日本，这样，与日本相关的中国学就有了活力。另外，沟口强调中国研究要防止拿欧洲尺度来看，当然，他反对欧洲中心主义，同时他又落入欧洲中心主义。”而葛兆光《宅兹中国》中最早的篇章，便是与日本学者的论辨而引发的，他所批评的日本学者中，也包括了沟口雄三。 思想史最容易涵纳政治关怀 沟口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学者，也是一个很好的朋友。有一次，余英时先生到日本访问，沟口雄三要请余先生吃饭，自己先去饭馆试菜，试好了，过几天再请余先生。余先生说的这个故事，葛兆光也有同感，他说：“我也很喜欢沟口先生，但我把个人情感和他的理论是分开的。沟口先生是一个很好的人，这是他能够成为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品质，人要‘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要让人家觉得亲切，而不是倨傲，才能当领袖。有时候诚恳也是一种利器，我想，沟口先生是真正的诚恳，这种诚恳使得他成为日本中国学界领袖式的人物，大家愿意跟他在一起，这就帮助他的理论和方法能够让大家所接受。” 近年来，每年春天葛兆光都会客座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与余英时先生时相论学。余先生有言，“我对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但这不妨碍他有中国情怀，葛兆光也说：“我不会和政治近身肉搏，那不是我的特长”，但也不意味他没有政治关怀。在视野所及的学术界，葛兆光看到，“在美国，学术和政治离得很远，所以在学术上专业化、规范化和技术化相对比较厉害。但中国是始终分不开。我想，中国知识分子传统还是很厉害，道统对政统，总是希望有所制约，当思想不能够自由表达，就要通过学术来表达，那么，学术背后的政治关怀当然就很厉害。在学术尤其在历史领域中，思想史是最容易涵纳政治关怀的。” 在《宅兹中国》中，葛兆光强调有一个历史中国，有一个政治中国，还有一个文化中国。文化中国就像余英时先生的名言：“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葛兆光专门请人刻了一方“无处非中”的印章送给余先生。“这句话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地球是圆的，没有哪里不是‘中’。艾儒略当年写《职方外纪》，恐怕就是为了破除中国人认为自己总在天下中央，别人都是四夷的观念。在一个球面上，可不是哪里都是中吗？‘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跟‘无处非中’意思好像可以相通，也合乎‘世界公民’的看法，世界主义的文化立场和身处某个国家的生活现状，完全可以结合起来。其实，余先生最爱中国，所以才有《情怀中国》这样的书名。我经常讲，最深切的爱国情怀，有时反而常常在外国。” 坐看学界云起云落，葛兆光不免有一点悲观。他说：“欧美学术争论是非常激烈的。但是激烈争论到最后，大家会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可我们这儿学术争鸣好像是一个反常现象。自由争鸣的环境是很多人一起辩论，却并不影响到生死存亡。可是，现在的辩论实际上是有点生死存亡或者是争一块大饼，因为大家都是在一个大锅盖下面，大家纷纷试图找到自己存活的地方。如果说自由的学术争鸣，首先，舆论环境和学术环境应该是自由的。可是现在有些话总是要曲折拐弯或者含蓄隐晦地说，而且，更可怕的是，有些大声说的话是说给上位的人听的，有些大声说的话是说给外国人听的，还有些小声说的话，倒是说给本土的人听的，所以，声音就不太一样。”不久前，葛兆光写了一篇文章叫《人文学科拿什么来自我拯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