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媒体让我谈谈我的第一份工作。可说实话，我一时还真不清楚哪份工作是我的第一份工作。我在乡下当过农民，那期间当过大队（村）团总支书记，当过大队民兵连长；作为“工农兵学员”走出大学后当过翻译；从研究生院出来后当了大学老师，一直当到现在—若无退回二十岁或返老还童奇迹的发生，肯定当到退休。 当农民务农算不算工作呢？按照世界职业分类标准，想必应该算。既然当工人务工算工作，那么当农民务农岂有不算工作之理？不算工作算什么？算儿戏？而另一方面，在中国话语系统中，务农又的确算不上工作。别说问当年务农的我，即使问现今务农的任何人“你有没有工作？”回答都无疑是“没有”。但我经年搞外语和外国文学，大约属于同“国际”接轨之人，所以我倾向于认为当农民也是工作。这样，我就做过或做着三份工作：农业工作者、翻译工作者、教育工作者。 农业工作自然是我的第一份工作。那可是整整40年前的事了。我1968年初中毕业（因为“文革”，实际只读完初一），年底回乡务农。但因父亲是在公社（乡）工作的“国家干部”，所以我的回乡在有关文件中算是“下乡”，工龄也从“下乡”的1968年算起—喏，怎么不算工作呢？“下乡”之初我才十几岁，铲地跟不上，就跟在一群姑娘媳妇大娘二婶屁股后面薅地，把谷（黍）苗里的杂草一根根一把把薅掉。谷苗长大不薅地了，被生产队长派去离家十里外的铁路林场薅苗圃里的草。那期间有两件事记忆犹新。一是林场一个放马的小伙子喜欢看书，我从他那里一本本借看了不完全的“茅盾全集”，得知林家有个“林家铺子”；二是有十几个从长春来锻炼的女中专生，其中两三个长得相当漂亮，让我第一次对异性美有了感觉，和她们在一起薅草，自己心里首先长了“草”，而且是怎么也薅不掉的草。入冬后，又回生产队刨粪或跟牛车马车往地里送粪。转年开始跟普通劳动力铲地割地，不再是“半拉子”了。一天挣10-12个工分，相当于1.00-1.20元钱。如此干了两年，帮家里盖了新房。
又转年的冬春之间来了“五七战士”（大体相当于下乡干部）。有一次生产队开批判会，批判“地富反坏右”。我在会上慷慨激昂的一篇发言，引起“包队”的一位“五七战士”的注意。她姓张，名字忘了，是从长春市商业局下来帮助“清理阶级队伍”的。她丈夫姓米，同是“五七战士”。听说这对夫妇后来向大队书记推荐了我：“这样有水平的青年，你们为什么不用呢？” 这么着，1971年春天我去生产大队当了半脱产的团总支书记。说来有趣，那之前我还不是共青团员，所在生产队的团支书匆忙给了我一张“入团申请书”，并亲自介绍我入了团。经由大队团代会举手表决后，我在会上即席发言，表示决不辜负党组织和全体团员的信任，一定做好团总支工作。实际上我也干得相当来劲。晚间不时一个人摸黑走去山前岭后七个生产队，分别给那里的团支部开会，或找团员个别谈话“做思想政治工作”，解决所谓思想问题。还组织“毛主席的思想文艺宣传队”，排练，各队巡回演出，去公社会演，敲锣打鼓，热火朝天。有一段时间还自己动手刻腊纸，自己写稿，油印“支部园地”小报，刊登各团支部开展工作的情况。若干年后回乡探亲时我曾在后岭的山路上遇见一位当年作为我的“部下”的团支书，她有小孩了，身上的衣服有些破旧。她惊喜地招呼我一声，一时相对无语；又一次在山前采石场碰到另一位团支书，他推着装满石子的独轮车在我面前停了下来。样子非常让我不忍—鲁迅笔下的闰土，想必就是这副样子了—可我又能做什么呢？幸好衣袋里有一张钞票，我塞给他，他推辞一会儿，收下了。当时一起做团工作的年轻人，两人也都很认真，为什么后来竟相差这么大？ 团总支书当了八个月，接下来当民兵连长—休看我这样，我还是行伍出身！那时正是“林彪事件”前后，加上东北边境和苏联摩擦不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毛主席语录），全国弥漫着火药味。民兵们手里有时候甚至有枪，有子弹。打靶，集训，拉练，昼夜忙个不停。生产大队为连，生产小队为排，一排三十几人，七个小队七个排，加起来二三百人，按人数差不多够一个营，因此也叫民兵营长。那年我还不到二十，像《智取威虎山》里的杨子荣一样腰扎皮带，率领这二三百人，发号施令，雄姿英发，爬冰卧雪，呼啸山林。一次半夜进山拉练时叫我弟弟当“特务”，差点儿被“英雄排长”走火的三八大盖给毙了，吓得弟弟险些尿裤子，再也不肯当“特务”了。由于工作虎虎生威，几次受到公社武装部的表扬，被评为“五好民兵连”。我就这样当了4个月连长，之后弃武从文，作为“工农兵学员”进省城上了大学。 这就是我的第一份工作。100%当工作干的，不考虑工作以外的东西—不考虑人事关系，不考虑经济收入，不考虑个人得失，无所畏惧，一往无前—老实说，我的心态从未那么纯净，斗志从未那么昂扬，精神从未那么饱满，也从未那么勇敢过。尽管发生在该死的“文革”期间，但我还是想把自己所有的怀念、所有的爱献给她，献给我的第一份工作。或者莫如说，那本身就是一种爱，一种“初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