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最近，广东改革风生水起。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佛山顺德区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的行政体制改革和社会领域改革，以及南海区以“政经分离”为重点的农村综合改革，这两者的改革都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肯定和广东省委的大力支持。 近几年来，改革在民间渐有“污名化”趋势，而相当一部分官员受既得利益的羁绊或其他原因，则患有“改革疲劳症”和“精神懈怠症”，不愿改革，对改革有畏难情绪。总的来看，尽管中央领导一直在呼吁、倡导、鼓励改革，在全国层面也出台了一些惠及民生、顺应民心的改革举措，但对社会影响很大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改革措施还是很少，尤其是约束政府权力、转变政府职能的改革，几乎没有破题。有些改革半途而废，或者无疾而终；有些改革仅停留在文件上，就是落实不下来；有些改革实施后变形走样，与初衷相反。凡此种种，让人不免为中国的改革前途担忧。
社会上对改革的争议也很大。应该说，这几年改革事实上的停顿使我们浪费了一些改革的时机，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争议亦有助于廓清改革的迷雾，还改革本来面目，为改革正本清源，达成改革共识。现在的问题是，就全国而言，缺乏鲜活的有说服力和震撼力的样板去带动和推进改革。 广东的改革正好充当了这个角色。除顺德和南海外，这几年深圳、东莞、云浮、阳江、阳山等地综合改革也各具特色，亮点纷呈。诚如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日前在全省推广顺德南海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现场会的讲话所说，近年全省各地各部门结合实际推动的各项综合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富有探索性和开创性，经验宝贵，值得推广。 汪洋在这个指导性讲话中，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概括了广东改革最鲜明的特色，即改革试点工作全面统筹、系统配套，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广东改革已经过了“单兵突进”的阶段，不是为了解决某一个问题而进行单项改革、单边改革，而是注重系统设计、统筹推进。二是批评了在改革进入“深水区”后，一些领导干部在思想上求稳怕乱；一些部门对改革敷衍了事；一些地方怕得罪人，惹火烧身，既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无所作为的心态。三是指出了今后广东改革的方向，是大力推进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的行政体制改革，努力使广东成为全国“行政审批项目最少、行政效率最高、行政成本最低、行政过程最透明”的先行区；积极推进以“政经分离”为重点的农村综合改革；大力推进以基层自治和社会组织建设为着力点的社会管理创新。 顺德的改革为汪洋的讲话做了实践的注解。顺德2009年在全国率先进行了比较彻底的真正意义上的大部制改革后，近期又出台了《构建小政府大社会综合改革规划纲要（2012～2015年）》正式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该纲要指出，今后2至3年，顺德将延循“大部制—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路径，加快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公共治理和服务架构，切实解决公共权力不恰当干预市场和社会资源配置问题，推进市场充分自由竞争和社会充分自律自治。 其中很多规划如得到实施，不仅开全国改革之先河，而且对纠结的中国改革也将是一大突破。它们包括从明年起，凡拟新提拔为副科级以上干部，一律须先接受审计调查，并向公众公开家庭财产等信息；2014年起新招公务员一律实行聘任制；在区和每个镇街试行一定比例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专职化；实行聘用制和任期制、事业单位取消行政级别推行全员聘用制等。 可以讲，以顺德为代表的广东改革很好地解决了中国改革的一个实践路径问题。迄今为止的中国改革得以推进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基层有强烈的改革需求，也有改革的办法，上层则有改革的决心，上下联手，推进改革。目前，中国改革由于矛盾的复杂性，“单打独斗”的改革已经结束，到了综合改革的阶段，综合改革也就是汪洋指出的，要整体规划，系统设计、统筹推进，这也是中央提出“顶层设计”的原因所在。“顶层设计”所要解决的，是改革的整体思路和框架，以此作为规范各类具体改革的标杆，和制定具体改革政策的依据。所以，它并不意味着基层就无所作为。从中国改革的历史看，过去30余年真正有意义的改革多发生在基层和地方，大凡成功的制度创新，基本是由基层政府和群众在实践中创造摸索出来的，高层不过是将基层创造的方法经验加工总结，变成制度或法律，在地区或全国推行。 与早年相比，当前地方的改革和探索，由于缺少来自上层的充分授权，或者没有上层权力的政治支持，已很难把地方的改革经验上升到国家层面，得到推广；正因此，对地方改革的主导者来说，其命运也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甚至风险。这是地方官员改革精神懈怠的一大因素。广东的改革告诉我们，要把地方潜在的改革创新动力激发出来，上层就不能垄断改革的解释权，就需要给予地方的改革创新以支持和保护，换言之，在强调“顶层设计”为改革提供整体规范和原则的同时，应当为地方政府的改革创新创造条件，使其在符合规范的基础上，结合地方实际，大胆突破，创造不同的改革模式，共同推进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