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广州民间金融街 从“钱会”看中国民间金融
我国的钱会源远流长，其历史记录至少可以追溯到唐末唐宣宗时期。根据《新唐书?循吏韦宙传》的记载，唐宣宗时永州刺史韦宙为解决农民因贫困无耕牛的问题，采取二十家为一“社”，每家出月钱若干，以抽签方式决定得会次序，再以所集会钱买牛，轮流下去，使得社中农民都解决了购买耕牛的问题。这里的“社”，就是钱会。钱会的运作解决了老百姓购买耕牛的资金短缺问题，其重要性和正当性从中可见一斑。 钱会的具体称谓五花八门，足以令人眼花缭乱。不同的地方可能有着不同的叫法，不同的称谓可能有着不同的内涵，有着比如又称合会、帮会、赊会、认会、摊会、标会、轮会、摇会、互助会、来会、请会、话丛（化从）、做会、台会（抬会）、等等，甚至就称“会”、“社”。其中“合会”是其学名，属于一种统称。“钱会”的名称容易为百姓所喜闻乐见，更能传神传递我国的“小传统”，飘送乡土气息。 钱会集中体现了我国的民间智慧。钱会的运作规则，外人有时感到非常复杂，甚至不可思议。即便理解，也往往易于意会，难以言表。但是，在熟人社会里，会首打个招呼，没说几句话，亲朋好友、左邻右舍就已识其真意。 钱会秩序不是源自单个人的行为或者心智。它是一种哈耶克（Hayek）意义上的“自发秩序”：它是人的行为的产物，但不是人为设计的产物。钱会秩序是自发演化的秩序，而不是整体建构的秩序。钱会秩序既体现了金融自治，也体现了社会和文化自治。如果说哈耶克完全有理由把自由企业制度视为“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那么我国的钱会秩序也完全够得上是金融、社会和文化领域中的一种“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无论是自由企业制度，还是钱会秩序，两者均是可以不断扩展的人类合作秩序。 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中指称民国时期华北农村社会的村治秩序为“权力的文化网络”。顾名思义，“权力的文化网络”是指权力行为嵌入于乡土社会的文化网络之中。文化网络由乡村社会中多种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构成，包括宗族、市场等方面的等级组织或巢状组织（比如强制性的庙会和自愿性的商会与水会等），还包括非正规的人际关系网（比如血缘、地缘甚至业缘关系）。我国的钱会秩序则是“交换的文化网络”。钱会的交换活动也嵌入于乡土社会的文化网络之中。不过传统的钱会交换活动是去权力化的，主要嵌入于非正规的人际关系网，所涉及的文化主要是乡土文化，而乡土文化的主要内涵就是熟人社会的信任文化。我们以上述唐宣宗时期杜宙发起的钱会为例来说明：正因为存在信任，会首凭借其声誉才能凑齐足会员设立钱会；正因为存在信任，会员才能一轮又一轮把会钱交付到会首那里，并依照抽签规则在会员之间轮转得会；正因为有信任，会员违约时会首能够垫补违约留出的会钱空缺，而在事后向会员单独索要欠款；正因为有信任，会员即便违约也会尽其所能补回欠款，以防被排斥在本土社会网络之外。 村庄里村民之间所存在的信任关系，被我的好友胡必亮教授称为“村庄信任”（villagetrust）。这种“村庄信任”与乡土社会的礼治秩序相结合。这种礼治秩序也是一种“自发秩序”。“村庄信任”可以说是礼治秩序的基础。钱会背后涉及大量的习惯法，它们都是乡土社会内生的内部规则。这些习惯法包括仁、义、礼、智、信。在孔子那里，这些习惯法是以伦理价值的名目出现的。但其渊源应该是孔子之前业已存在的习惯法，孔子的贡献就是对这些习惯法的系统确认和授述。仁、义、礼、智、信集中体现在钱会之中。尤其说这是儒家的贡献，毋宁说这是习惯法的结晶，集中体现我国先人们的民间智慧。这里引用《福安市志》对民国时期当地钱会的描述，一方面作为对上述观点的稍许佐证，另一方面对钱会的多样性略作示例： “民国时期，福安流行期会和轮会，按会脚得到会款的方式，分为摇会和标会。摇会是以掷骰子的方式决定得会顺序。标会则以投标方式得会。通常合会，以急欲用款者为首办酒一席，邀请好友8-10人，席上各人出若干元，以后按月、按季集中一次款项，以顺序解决会社成员用款，到8－10人轮满至，利息公议，大多为纯互助性质，不计息。农村合会有干会和水会两种，每会均8人，干会以钱纳会金，第一次由会首收取，每人5元，其后按标金多少以扣其会金。水会以稻谷为会金，每人纳谷25公斤。其后按标金照减。干会、水会每年均两次，时间大约在早晚两收季节。” －摘编自《福安市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第600-601页。 “村庄信任”在计划经济时期遭受严重的压制和破坏，传统村庄被人民公社体制解构。除了一些单位组织的不计息互助会之外，钱会在“文革”期间几尽禁绝。改革开放以来，钱会随着市场交换的增多和资金需求的增大而重新抬头，钱会传统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再续。这得益于我国乡土精英们社区记忆的“魂兮归来”。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难以完全重建传统村庄。正如耶鲁大学著名人类学家萧凤霞教授所言，中国的村庄历经了与传统的断裂，传统村庄一经失去，就覆水难收。工业化和城市化增进了农民的生存机会，但是也进一步解构了传统社会。既有大量村民离乡背井进城务工，也有大量外地人口杂居众多村庄。人口的流动性增大，社区的封闭性削弱，熟人社会演变为半熟人社会甚或匿名社会。百姓的趋利性日强，信任机制的约束力弱化。伦理危机日趋严重，仁、义、礼、智、信这类习惯法或者伦理价值观日益遭到无视或者践踏。甚至有人无视法制，骗取会钱或者恶意违约。孔子曾在二千多年前感叹礼崩乐坏。他不会想到真正的礼崩乐坏发生在今天，而且有过之无不及之嫌。 因此，时过境迁，钱会的运作环境与传统中国大相径庭。趋利性本身并不是谴责的理由。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论证了在市场社会每个人追求自利，似乎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引导，无形中达致了公共福祉的增进。斯密所指市场社会有着一系列隐含的规则约束。可以说，斯密的市场社会是仁、义、礼、智、信最受尊重的社会。斯密在其另一本巨著《道德情操论》里，其实也佐证了这些伦理价值的重要性。斯密的核心概念是“sympathy”，即“通情心”或者“通感心”。这一概念意蕴了孔子所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以意指不要对人施以不仁、不义、不礼、不智与不信。 钱会无论强调互助性还是商业性，只要基于平等交换和诚信，都应在总体上加以鼓励。但是为了追逐高利，局部地区很多标会会首和会员“以会养会”、“以会抬会”，资金运作上规模越来越大，利率高进高出，远远脱离实体经济。一些会款用于赌博或者挥霍。一些地方还曾大量出现“日日会”，即一日轮转一次的钱会。大量金融风险聚集，很容易因为善意或者恶意违约而造成钱会资金链断裂，甚至引发“多米诺效应”，使得整个区域众多钱会崩盘。因此，在当今中国，既要总体上允许钱会的运作，又要确立和维护一个正式规则框架，为钱会自由、稳健和合法的运作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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