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按照成王败寇的逻辑，迅速将企业做大做强似乎没有资本原罪。“中概股”在美国资本市场的遭遇阻击却不能不引起他们反躬自省。要想找到世界一流企业的突破口，反思中国企业的道德底线则是必要的。 悖论的困惑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式道路的背后中国式管理的命题也受到业界的关注；然而当我们真正反思建立于新的实践而非故纸堆里的中国式管理应当是一个什么模式的时候，往往会陷入一种困惑：企业家“道德血液的流淌”在国际国内两种环境下存在着一系列的悖论：国内打假打不怕，国外做空忙招架；国内价格战犹酣，国外力避反倾销；国内上市热不退，国外退市“私有化”。 打假与做空，以非官方的力量去挑企业的毛病，难免都有不同程度的盈利性质。做空的手法是披露企业在业绩上造假之类，也包括产品与管理中的瑕疵，其牟利的程度是国内专业化的打假所难以比拟的。一旦遭遇做空，往往会陷入股价暴跌、市值缩水甚至无奈退市的境地，任何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都不能不无动于衷，企业家个人也难辞其咎。比如浑水早前做空嘉汉林业，导致前主席陈德源请辞。但是在国内市场上，几乎没有企业因为被民间打假而伤筋动骨。在淘宝商业帝国光鲜的背后，大量的假货充斥其中，阿里巴巴的马云早就知道假货泛滥，曾经表示“花1亿元打假”。豪言过后，马云也有无奈：“如果淘宝关闭可以让中国杜绝假货，那么我今天晚上就把淘宝关了！” 价格战与反倾销，企业在后者面前避之唯恐不及，而对于前者，完全可以因为由此而起家而感到自豪。倾销的直接表现就是价格低于合理的利润和成本，在国际市场上被认为是扰乱了正常的竞争秩序而被当地的法律所禁止。企业在开拓市场时为了免遭反倾销的严厉处罚，需要竭力证明自己没有进行低价倾销。而在国内市场上，我们看到的则是另外一番情景，价格战进行的如火如荼，参战的企业直接以不惜“血本”自居。电商京东商城掀起的被称为“三国杀”的8·15价格战还没有告一段落，国美电商甚至被京东的轻视所激怒，称京东进行的是“一场伪价格战”，只有国美与苏宁才能打得起正宗价格战，毫不回避国美对价格战玩得最“认真”。 上市热与私有化潮，作为企业上市融资的两极，分别在国内与国际资本市场上上演，可谓是冰火两重天。当上市融资被视为企业成功的标志和一种圈钱工具时，在国内一直热度不减。较新的版本是“有着数百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们在资本市场的大门外排起了长队”，黄酒企业会稽山公司计划募集3.76亿元用于年产4万千升中、高档优质绍兴黄酒项目，狗不理集团和广州酒家的发行股票申报处于“落实反馈意见中”，迎驾贡酒正处于证监会“初审中”。而从美国资本市场上传来的消息是，2011年有28家在美上市的中国企业宣布私有化，几乎占在美上市中国概念股的十分之一。今年以来，又有12只中概股宣布了私有化（即退市）方案。在私有化潮中，多少有做空机制“使得很多公司不敢做坏事”有关。 为什么被宠 同样都是中国企业，对同样的问题在国内与国际所持态度形成的反差告诉我们，很难说他们的血管里没有道德的血液；他们在国外所表现出来的一定程度的理性说明，他们在国内所表现的那样似乎没有道德底线，很可能是被环境宠坏了。比如光伏产业的发展，就有发改委官员称其为被地方政府“过度溺爱”。当国内企业抱怨审批太多、管制过严的时候，殊不知资本恶的一面恰恰在人们对市场魅力的期待中得到了放纵。 至于为什么被宠，首当其冲的是企业扮演了发展宠儿的角色。在发展尤其是跨越式发展的冲动下，企业的快速增长很容易受宠；这种受宠反过来又助长了其野蛮生长。8月17日，因涉嫌合同诈骗罪被逮捕的中国世代投资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禹晋永正是利用地方政府吸引投资心切等特点，在地方政府与受害公司之间辗转腾挪，实施诈骗的。政府在招商引资时有急切的心态，担心错过投资大客，试图用最少的鱼饵钓到尽可能大的鱼；赔了鱼饵，他们也不会承认错误马上收网，而是冀望大鱼会再来。据禹晋永案中受害公司人士描述，能吸引他们合作的正是禹晋永自称“拥有足够的开发资金，而且已经获得梁山县政府信任，签订土地协议”；政府承诺的前期垫款、工程融资保障等可谓宠爱有加。
中小企业的实体经营相对于资本运作而言，的确举步维艰；然而当他们按潜规则办事时马上就会感受到地方保护的裨益。比如打假应该是政府职能部门的事，但是当造假可以成就当地经济的一块蛋糕时，地方政府更乐见各个“山寨”能够得到招安。个人打假或者职业打假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支持，连其合法性都存在问题。一些部门对知假买假的诉求不予支持；一些部门认为假一赔二这样的数额太小不能进行经济处罚就不予追究；一些部门则出面在买假者与售假者之间斡旋“私了”。在打假中，像“三鹿”这样的大企业是地方的财税支柱，地方市场监管部门得罪不起；中小企业又是地方市场监管部门的预算外收入来源，也不能赶尽杀绝。诚如王海所说，3?15越来越热闹，正说明消费者的权益没有得到很好保护。 企业的被宠也与就业问题有关，无论企业的运作是否规范，只要它在运作，总能提供一定的工作岗位。一个时期以来，让劳动者有尊严的生活必须以劳动力成本提高为代价，由此可能会造成的中小企业倒闭潮，一直让顶层设计很纠结。地方政府明知道劳动者现有的福利保障条件大多达不到法律所要求的基本标准，也不能苛求于企业。前两年一度被热议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一再搁浅，就有新的风向标意义。当有专家预计2013年传统的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的时候，地方政府似乎比企业还要着急，有经济学家甚至希望政策导向能带来第二次人口红利。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除了在有关员工的合法权益方面保持着资本一方的强势之外，不规范的操作还可以在“保饭碗”的标签下得到庇护。 扬弃投机观 如果说“中概股”在美国资本市场遭遇阻击时所表现出来的理性，表明中国企业正走向成熟，那就不能说他们在国内的表现更具有中国特色。否则，浮躁和投机取巧的心态就成了一种“文化魔咒”而挥之不去。当然，要想在国内的市场竞争中真正进行“无依托作战”，进行流淌着道德血液的竞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企业自律的角度看，从扬弃投机观做起应当是十分必要的。 在股市上，投机、恶意投机、过度投机的区分已经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如果说健康的股市应当是一个基本上没有“恶意违规投机”和“过度投机”，投资投机两相宜的场所；那么在实体经济中树立正确的“投机观”就应当坚持更高一些的标准：以创新而不是投机论短长。实体经济不同于金融、股票、期货市场，做大做强固然要抓住机遇，但是不能把投机当作不劳而获；一夜暴富的想法背离了投机的正当含义，终将会走向失败。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把投机作为市场意识觉醒的一种表现，不再将其作为一个纯粹的贬义词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完全不顾其中所含贬义，甚至以恶为善，模糊是非界限，那可能正是道德底线被突破的一个缺口。因此，要想完成经济转型的任务，必须在投机的观念上进行一次拨乱反正。 企业的恶意或者过度投机应当予以校正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在观念上的投机似乎更应当引起人们的注意。观念上的投机不仅是指像赵本山小品中所表现的那样，在产品与服务上忽悠人，在营销上进行概念炒作，主要是利用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两难问题对舆论进行绑架，从而迫使政策的走向朝着有利于自己利益的方向倾斜。今天的投机远非改革开放初期“倒爷”、“官倒”们的单打独斗，已经形成了既得利益群体，开始影响政策的决策。比如收入分配改革所面临的阻力就来自以贪腐官员为代表的权贵利益群体、以垄断企业为代表的垄断利益群体和以房地产业、资源行业为代表的地产和资源利益群体这三大公认既得利益群体。他们可以采用专家代言、网络个案等方式进行舆论投机，形成会哭的孩子有奶喝的结局。 在理论上澄清投机观或许并不难，难得是在实践中怎样不被眼前的，局部的利益所俘获，践行科学发展观。企业的生命力在于为社会、为消费者创造价值，而盈利应当是其副产品，负责任的企业家理应坚持比赢利更重要的价值观。正如姚明在伦敦奥运会上所说：“体育在很多时候体现的是我们这个社会公民的价值观，如果一块金牌可以超越我们的价值观的话，那我只能说我们的价值观比金牌低。”同样的道理，要想对投机观进行扬弃，必须校正中国社会的畸形价值观，不能靠投机获得的业绩或者绩效证明自己行为的正当。马云的哥们卫哲在引咎辞职的时候痛陈：“我们不能被业绩所绑架，放弃做正确的事”。这当然不是说“做正确的事”一定会忽视业绩，而是说在道德的荒漠上站立不起一个伟大的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