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就这样，我继续在绝望的煎熬中前行，不知道自己会走到哪里，但除了坚持我别无选择。绝望中的坚持只为了我爱的人能够幸福，痛苦也就成了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我依然没有放弃"走出来"的希望，虽然这种希望，连自己看来都是一种自欺。但，不能死，就只能对自己说：也许有一天会好起来的！"有一天会好起来的！"这个遥远的希望不知道伴随了我多少个日日夜夜。有时这句话缥缈得像露珠一样，阳光一出来就很快地消失了。那时我怕阳光，阳光意味着一天的开始，而我又要经历内心的折磨，绝望的煎熬。晚上，虽然黑暗，却可以静静思考，独自舔舐白天留下的伤口。终于有一天，我看到了曙光。那一天，我刚好从学校出来两年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了一期访谈节目《天之骄子，为何自杀》，主持人是马东。他的访谈对象是两位自杀未遂的北大学生，他们自杀的原因正是抑郁。记得其中一位女学生自杀未遂的经历是这样的：因为抑郁，所以她想轻生，她没有去过泰山，所以她想在泰山上结束自己的生命。但到了泰山她只剩下了40元，当年的门票是60元，当工作人员得知她来泰山的原因后，把她送回了学校。后来她经过了三个月的治疗最终康复。于是她大胆地走上电视，呼吁全社会对心理问题加以关注。看了这个节目，我很激动，终于等到了这一天，终于知道了抑郁症是可以在北京治疗的，而且三个月就可以治疗成功。为了得到嘉宾更多的信息我记下了栏目组的联系方式，随后就给栏目组写了封信，希望能够告知我两位嘉宾是在哪里治疗的，但信寄出去，却一直没有得到回音。虽然栏目组没有给我回信，但这两位学生是北大的，如果到北大找到这两位学生，问问他们是在哪里治疗的，也许我还有希望。于是，正值我高中同学高考的时候，母亲随我来到了北京，来到了北大。也许这是一种巧合，也许是一种命运的安排──我与昔日的同学都同时面临着人生的转折，虽然我们的目标不同，但对整个人生的意义是同样重要的。经过一夜火车的颠簸，我和母亲终于来到了北大。我们走在北大长长的马路上，感觉好像走进了公园一般。看着在校园里散步的学生，新建的图书馆，坐在草地上的情侣，我不禁竟有些伤感──他们的幸福我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呢？他们正在为自己的前途努力的时候，我却在与自己抗争，这是何等的命运，何等的不公！想着正在高考的同学，想必过一段时间他们也会走进大学校园开始新的生活，而我的幸福在哪里呢?走了一会我就开始向周围学生打听起那两个上过电视的同学，但因为忘记了名字，所以没有人知道我要找的人是谁。在北大不知道名字和系别，仅仅通过是否上过电视这一个线索来找人简直是大海捞针。后来一些好心的同学告诉我，可以到北大校医院去看看，也许能找到新的线索。
当时的北大校医院是一座独栋的两层小楼，走进小楼发现这家校医院的规模还是比较小的，我和母亲到了二楼才找到一位穿白大褂的大夫。简单和大夫说明了我的来意，他以为我是想在这里治疗，就告诉我这里的床铺已经满了，只能到北大六院（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去看看是否可以提供治疗。虽然在这里依然没有找到我想找的人，也没有得到我所希望的治疗，但总算是不虚此行。北大六院是一所治疗精神类疾病的专科医院。我去的那年主楼还是一栋普通的小楼，但前来就诊的患者却非常多，在这里可以听到全国各地不同的口音，这也更加坚定了我治愈的信心──毕竟这里是北京，而六院又是北京屈指可数的治疗精神类疾病的医院，所以我有一种来对地方的感觉。因为有很多和我一样来自各地的患者，母亲就和一些同样带着孩子来治疗的人聊起天来，这一聊却让我担心了起来。同样来北京治疗的一对母子，他们的老家在内蒙古，已经来北京快一个月了，因为治疗不是一次就好，需要定期来治疗，他们母子在北京租了一个地下室，每个月450元，加上治疗和吃饭等费用每个月要花费一两千元，这还要省吃俭用才行。这次来北京我们总共就带了1000元，真的担心这点钱是否能治得好，如果要待在北京治疗的话，不知道以后的生活会怎样，也不知道就算做到了这些，结果又会如何。在挂号的时候我才知道，预约咨询分为普通号和专家号两种类型，因为来就诊的人太多，所以当天的专家号已经售完，只能预约普通号。但千里迢迢来到北京，我还是这么严重的患者（我是这么认为），当然要找最好的大夫了，虽然可以马上就挂普通号，但我还是决定明天预约专家，母亲也只好听从我的意见。忙完这些事情后，天黑了，接下来我们又要找住的地方了，但大宾馆我们是不敢问的，在小胡同里我和母亲找到了一家小宾馆，标间是50元，虽然嫌贵但还是去问了问，却没有空余的客房了。在医院一带没有找到合适的宾馆，最后我和母亲只能在离六院不远的三院的候诊长椅上睡了一夜。因为旅途的劳累，我很快就睡着了。第二天醒来，发现妈妈早就起来了，她告诉我她一夜都没有睡。这时，我心里又是一阵酸楚，因为都这么大了还不能为母亲尽孝道，还让她为了给我看病和我东奔西跑，想到这里心里就很不是滋味。于是把希望都寄托在今天的治疗上，希望在中国最好的地方，最好的医院，可以治好我的病，这样总归没有白费妈妈爱我的一片苦心。等待的过程也是一种幸福，就好像期待已久的幸福之门即将向我敞开。在医院里我的情绪反而平静了许多，对于治疗我充满了希望。专家一般出诊一上午，只预约六位患者，前面几位患者治疗的时间不长，基本上每位二三十分钟就会结束，所以很快就轮到我了。当我走进那扇门的时候心情很复杂：激动、希望、倾诉的欲望混杂到了一起。不知道走进那扇诊疗室的门，里面等待我的将是什么。是否会像梦中一样：一个人，一双手，带我走出阴霾，重获新生。走进门，发现诊室里面的布置和普通医院的诊室并没有什么不同，几张略显简陋的桌子散落在三十几平方米的房间里，透过窗子还可以看到街道两旁的树木和行人。大夫是一位看起来有五六十岁的女性，穿着白大褂，她的对面坐着三四个同样穿着白大褂的年轻人，也许是来学习的年轻大夫或研究生吧。虽然诊室里还有"旁观者"，有些不情愿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讲起我的"故事"，但为了治疗我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看到大夫宽大的办公桌侧面的木凳子是空的，于是我就坐了下来，大夫并没有看我，只是低着头拿着笔问道："能谈谈你的情况吗？"我的情况，终于等到有人问我情况了，我把事先准备好的病情陈述（我把病情写在了几页纸上，怕在关键的时候忘记）拿了出来，尽量抑制自己的激动读起了我的病情。从头到尾，虽然少了些修饰，但却详实地描述了我当时的心态。读的时候只是奇怪，大夫从开始到最后都没有抬头看我一眼，周围的学生倒是在关注着我，倾听着我的病情。当时只感觉自己像试验台上的小白鼠被一群人观摩，但为了治疗，被所有人"观摩"都无所谓了。大概不到20分钟，我终于结束了自己的"长篇大论"，抬头看了一眼大夫，她依然在记录我刚刚说的内容，依然没有看我一眼。正当我等待她能够和我说点什么，哪怕是一点同情的话也好，但她只是"淡然"地说了一句:"你可以出去了，让你母亲进来。"也许是她听惯了世间的痛苦和纷扰吧，这位大夫的"淡然"让我茫然，我不知道这种淡然是治疗的一部分，还是一种冷漠。出了诊疗室的门，我的心情从高峰跌入了低谷，猜测着她和母亲谈完是否还会和我谈一会或有着后续的治疗。我出来后母亲进去了，10分钟不到的样子她也出来了，当我问她大夫问了什么或说了什么的时候，她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最后护士带着我去做了一个心理测试。认真地答完题目，我又和母亲共同进了诊室。这回大夫终于和我说话了，她说我得的是轻度抑郁症（当时我很怀疑这个诊断，我算轻度，不知道重度是不是早就不在人间了），并给我开了些药，还告诉我们以后就不用来北京了，直接到长春的精神科医院去就好了。在药房拿过药后，我的治疗就结束了。也许是我期望太高，充满希望来到北京，来到北京最好的精神疾病治疗中心，却得到了以后不用来了，到长春就行了的建议，除了药物我一无所获。难道这就是治疗？难道这就是中国最好的医院，难道这就是专家？我不知道，如果有钱的话，我想去美国一趟，看看最好的国家的心理治疗，心理医生是什么样的。从那一刻，我对北京，对治疗变得有些绝望，还把这种绝望的情绪撒到了母亲身上。出了医院的门，和母亲走在陌生的马路上，竟然对母亲发起脾气来，因为我不想这样就回去，不想这样就结束我千里迢迢找寻到的治疗，不想再次陷入绝望之中，在绝望中正是治疗给了我希望，结果却让我更加绝望。妈妈拿药的时候，我在医院一楼发现了一个卖心理书籍的小窗口，并找到了一本有关抑郁的书籍，名字叫《走出抑郁》，是一位英国的心理医生写的。带着几盒赛乐特（治疗抑郁的药物）和这本书，又在北京车站像难民一样等了一夜，第二天就和母亲坐上了回家的火车……虽然治疗让我失望，但药物和这本书却又是绝望中的那一点光。也许会有用，也许我真的会好起来的，也许我错怪大夫了，因为吃上药片情绪就会稳定，所以专家不需要讲太多，也许这就是治疗，也是她的治疗风格吧。一路上我不知道是为六院的大夫开解，还是在安慰着自己。回家的路上虽然不像去的时候那么充满期待，却因为药物和这本书给我带来了新的希望──真的希望这也是一个新的人生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