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访中山大学政务学院副院长、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教授倪星 《中国经营报》：此前国内包括新疆阿勒泰、湖南浏阳、浙江慈溪等多地都曾试点官员财产公开试点，但结果都不尽如人意。始兴县试行科级干部财产公开的做法你觉得是否有新意？ 倪星：从目前的内容来看新意还是有的，主要有两方面：第一，始兴县试点的官员财产申报范围有所扩大。不仅要求填写官员本身自己的财产情况，还要求申报家庭财产，包括父母及年满18岁的子女等直系亲属的财产情况以及是否经营企业等等，所有与申报官员有关系的利益相关者都没有忽略，相比之前的一些试点案例还是有比较大的进步，这是值得肯定的。 其次，始兴方案要求官员就申报的财产情况写保证书，包括旁系亲属经营公司也需要签订不知情保证书等规定也很有新意。这相当于要求官员作出法律上的承诺，承诺申报不虚假、不瞒报，否则接受处分，这理清了监管部门与财产申报官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更有利于提高官员财产申报的真实可靠性。 《中国经营报》：当地官员对于财产申报似乎非常敏感，按照目前始兴县的试点方案进行操作，你认为有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是什么？在改革的大环境下，始兴县试点又有怎样的积极意义？ 倪星：地方官员对形势估计得过于严峻，表现犹如惊弓之鸟大可不必。两三年前，湖北荆门市掇刀区也开始试行官员财产公示，而且是处级官员财产网上公开，级别更高，但至今似乎也没有很明确的效果，网上公开的都是明确的工资收入，都是在财政局就可以拿到的数据，没有太大意义。 我认为，公众对始兴县的试点也不要有太高的期望值，财产公开涉及到责任机制和义务问题，关键是要理清监管者的责任与申报官员的义务关系。官员作出承诺，一有虚假就要罚没所得或者作出相关处理。但怎样确认官员是在虚假申报？目前的制度设计和技术条件都无法做到这一点，申报的都是工资收入，没有太大的意义，新疆阿勒泰、湖南浏阳、浙江慈溪等地之前的试点在这方面的问题上都没有大的突破，至少从来没有一个官员是因为财产公示而暴露出经济问题或者其他问题而被查处。所以，民众不要期望值太高，官员也没必要像“惊弓之鸟”，显得小题大做。 但我们鼓励始兴县的创新试点，毕竟这也算官员财产公示的一种进步。官员财产公示目前推进难度比较大，但只要有试点，总会有突破，试点过程中会发现新的问题，比如发现问题之后的处理、执法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等，但只有试点了才会有解决的办法，才会有进步。 《中国经营报》：始兴县的方案似乎对官员财产公开、公示的范围并不明确，传闻其中备选方案是：实地查阅、不在网上公开，查阅人需要登记身份。对该方案你怎么看？你觉得要在怎样的一个范围内公示才会取得预期的效果？ 倪星：始兴县的备选方案显然不是一个稳妥的做法。在完全公开和组织范围内公开之间摇摆，官员在顾虑什么、保护什么呢？要查询官员的财产信息，公民要申报、要登记身份证、要批准都是一种形式，这种形式不能够阻挡什么。如果公民提出了查询要求，能够依据什么条例不给查询呢？所有这些形式都是没有意义的。目前政府信息公开法确实有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是否官员的财产公开也要沿袭这种依申请公开的做法值得商榷。如果按这样的方案实施，那不就从某种程度上证明了官员的财产信息有见不得人的地方？政府也认为这些官员的财产信息可能是一个潜在的炸弹，会把官员的一些信息曝光？党章要求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为何在财产公开方面又推三阻四呢？国际上官员财产的公开都是全部公开，没有说一定范围内公开的做法，我认为这才是要坚持的方向。 《中国经营报》：广东要在官员财产申报公开试点上取得突破，还需要从哪几方面努力？ 倪星：第一，不能又让申报制代替公开制，官员财产公开一定是全部的公开、网络的公开、面对社会公众的公开，这是大方向必须坚持。 第二，官员财产公示迫切需要一定技术手段的支持，需要建立一个跨部门的信息共享平台，监管部门要可以随时掌握官员的存款、房产、股票、证券等财产信息，并随时进行核查。而且，对于官员财产的核查一定要主动进行，不能依靠社会、网络举报，否则就会被社会牵着鼻子走，陷入消极被动，查处的越多越被动，社会也越不信任。现今广东省正在研发预防腐败信息系统，广州市目前也在做这套系统，这都是很好的尝试。 第三，官员的财产公示不能总是自下而上的，而应该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现在做的是科级干部试点，五六年以后可能会推广到处级、厅级干部公开，那么接下来该怎么走？不可否认，官员财产公开完全自上而下的推广不现实，但至少应该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在腐败的风险上，位高权重的高级官员比科级干部的风险大得多，更加需要推进财产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