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78年，那是中国开始探寻新的发展路径的历史时刻，12月份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后，国家领导人的目光聚焦于毗邻香港、澳门的深圳和珠海，这里设立了农副产品生产基地、对外出口加工区和吸引港澳游客的游览区，很快被确定为对外贸易的突破口。这个时期中国的思潮已经充分"发酵"，一旦包裹的封锁被撕开，就有一股强烈的改革狂潮要冲出来。这一年秋天，袁庚奉调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主持全面工作，成为第29任"掌门人"，他上任后马上开始规划香港招商局的发展问题。1950年，招商局起义时有13条船，船王包玉刚只有两条船；但到1978年，孤立封闭的中国内地与融入世界的香港已经是天壤之别，这时的包玉刚成了世界船王，拥有2 000万吨的船队，而此时的招商局却一条船都没有，破败不堪。为拓展业务，招商局亟须增设浮船坞、驳船仓库、集装箱码头，但是香港寸土寸金，于是袁庚把视线投向与香港隔水相望的宝安县蛇口，那里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和廉价劳力。那时候的深圳土地没有价格的概念，1979年1月6日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和交通部向国务院递呈了袁庚起草的《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县建立工业区的报告》，提出了"面向海外、冲破束缚、来料加工、跨国经营、适应国际市场特点、走出门去做买卖"的大胆建议。袁庚的计划刚好与中央试图改革的想法不谋而合，他得到的是36平方公里的半岛的批复，考虑到开发成本袁庚不敢要那么多，只要了面积为214平方公里的蛇口。1979~1982年，招商局先后成立了中宏制氧有限公司、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股份有限公司、华美钢厂、海虹船舶油漆厂4家中外合资公司，中集是蛇口地区第二家中外合资企业，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最早的中外合资企业之一。世界集装箱运输的兴起和集装箱专用船舶与码头的建设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由于其高效、安全和环保等许多方面的优点得到迅速发展。集装箱运输航线和集装箱制造基地随着制造业的转移以及码头建设而改变迁移。进入70年代后，伴随着欧美制造业向亚洲转移，亚洲的日本、新加坡、香港、中国台湾、韩国等国家和地区集装箱运输及其港口码头的发展突飞猛进，集装箱制造1973年进入日本，但之后不到10年的时间韩国就取代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集装箱制造国。中国的改革开放仿佛注定韩国的集装箱制造业要成为过往，就像在美国和日本一样，这个产业在韩国停留的时间也只是匆匆10年。1979年之前新中国在苏联切断了对中国的援助后，毛主席提出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但由于中国经济发展走的是封闭式的路线，制造业整体水平已经严重落后于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从欧美日引进了一大批制造技术。今天看起来非常简单的集装箱，在中国也没有任何基础，必须从国外引进技术。1979年中国大陆航运业务还只是刚刚开始萌芽，但敏感的商人已经在刚刚试水国际市场的中国尝试集装箱制造。当年广州广船、广州大旺、深圳中集、上海华海4家集装箱厂先后成立。当时美国国际集装箱运输公司（CTI）宣布将一个集装箱大订单交给中国的广船国际，其技术来自美国，这个消息震惊了全球集装箱行业。1979年5月24日，招商局代表与宝隆洋行及美国集装箱公司三方就筹建集装箱厂事宜在宝隆洋行香港分行洽谈。合作方讨论的内容非常详细，包括建厂程序和合营公司的结构、信贷、产量和销售、厂地和厂房及生产、劳动力、工资及技术等。在经过了一些程序和审核后，1980年1月14日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集装箱财团有限公司（由丹麦宝隆洋行与美国海洋集装箱公司组成）签订合资经营"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有限公司"总协议，初期投资规模300万美元，袁庚任董事长。在这个时间与空间的拐角处，前面是什么风景其实是看不清楚的，而且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准确判断集装箱制造业会朝哪个方向转移。公司成立初期股东之间对集装箱产业的认识就产生了分歧：美国海洋集装箱忧虑中国的集装箱厂过多而向宝隆提出退出合作。9月25日在招商局大厦，招商局代表与宝隆洋行讨论是否有单独合作的可能性。9月29日招商局发表题目为《关于中国集装箱厂的过量竞争与两种引进外资形式的比较》简报，决定继续投资。12月8日美国海洋集装箱公司将一切权利和头衔转让给宝隆洋行，退出合作，这样中集成为招商局与宝隆洋行两方合资的企业。这是改革开放后招商局最早成立的中外合资企业之一，也是深圳第二家中外合资企业。1981年1月24日，中集厂房在蛇口破土动工，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袁庚，宝隆洋行分行总经理洛克维兹出席了动工仪式，1982年4月中集首期厂房建成。5月3日生产出第一台集装箱，6月开始试生产，9月22日公司正式投产，成为中集开启事业的起点。公司的特殊身份受到各方重视，这家仅有150名工人、占地面积6 000平方米的企业的开工仪式由当时的广东省副省长刘田夫主持，袁庚、宝隆洋行董事长斯巴索、丹麦驻华大使索宁·皮特逊、丹麦驻港总领事马库森等出席了开幕典礼。集团成立之初中央及地方领导密集到公司视察，1983年4月13日当时的国务委员谷牧、外交部长黄华、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视察中集；1984年4月10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鹏来公司视察；12月5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书记处书记胡启立视察中集；1985年4月25日时任副总理姚依林视察中集。这家象征着改革开放与国际贸易的工厂承载了太多的希望，是对于改革开放和中外合资成功的希望。
作为深圳第一批中外合资企业、第一家与北欧合资的制造工厂，丹麦方为中集贡献了关于工业制造的几个重要思想：一是当时的管理全部交给了丹麦方，工厂只有一个中心就是总经理莫斯卡，这种管理结构更加符合工业规律；二是按照欧洲标准建立的一整套质量控制体系，质量的标准不是越高越好，而是样品的质量和大批量产品要一致，丹麦留下来一整套质量管理体系，包括各部门详细的控制流程，即原材料控制、生产控制、售后控制；三是按时交货。当时物流系统不好，条件不具备，国内企业还没有这些意识。1986年10月顾立基受招商局委派担任中集副总经理，后来成为公司第二任总经理。他回忆说："我记得很清楚，当时为中集提供油漆的海虹油漆厂进口一批原料早了一个多星期到码头，结果海虹油漆给供货商说，‘不行啊，你怎么早到了呢？如果你同意我的条件才可以从码头卸货到仓库，一方面仓储费必须你付；另外，必须是你进到我的仓库的那天才能付给你钱。‘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企业比较缺乏按时交货意识，很多出口制造企业不能把握这一条，而当时中集的大股东丹麦宝隆洋行把这些理念带给了中集。"中集今天能够做高端产品，并且把质量控制好，跟当时这些基础有很大关系。后来麦伯良沿海布局的战略思想很大程度来自按时交货的理念，在这些基础上，麦伯良创造了更能满足客户需求的集装箱商业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