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集装箱几乎是所有机械产品中结构最简单的品种，尺寸标准化，材料标准化，零部件标准化，工艺流程简单，看起来几乎没有什么技术门槛。正因为这样，20世纪90年代初期大量资金涌入集装箱行业。当时很多有了钱的农民都开始造箱，箱子是造出来了，却销不出去，即使国有的大企业广船国际也没有销售能力，他们当时通过一个叫林良成的香港代理商做销售，林良成与美国的船公司关系不错，代理费用非常高，这样广船一半的利润都被他拿走了。麦伯良很早就把目标锁定国际市场，并较早在香港设办事处，建立起集装箱的直销业务模式。除了销售渠道，大部分进入行业的人对于集装箱制造的理解上也存在很大误区，他们想当然地把集装箱制造看成很简单的事情，对于及时交付和成本管理没有概念。对于"能造出集装箱"和"造出怎样的集装箱"、"怎么样造出集装箱"却难倒了一批人，这样产品品质和交货期达不到要求就淘汰了一部分企业，其中中集第一阶段收购的大连集装箱厂、南通顺达集装箱厂以及新会大利集装箱厂都是因为没有规模，无法满足客户交货期而不得不出让股权。中国集装箱行业产能过剩导致了集装箱价格持续下降，到2002年，20呎干货箱的价格下降到1 350美元。进入21世纪，与中集同时期成立的另外3家最早的集装箱厂（广东大旺华侨集装箱厂、广船国际、上海船厂集装箱分厂）都因无法赢利先后退出了市场，而中集的市场份额却逐年攀升，到2004年中集全球集装箱市场份额达到55.96%。国内有一家集装箱公司的总经理，做飞机出身，以为飞机都能干，难道还做不了集装箱吗？干的结果是大败而归，跑去中集对麦伯良说，后悔当初没有听麦伯良的话，实在没有想到搞集装箱那么难，60多岁了，唯一的败笔就是盲目上马搞集装箱，再也没有机会挽回损失了。麦伯良解读说：能干与否的这个"能"字怎么解释是大有文章的。中集1 200美元做一个箱，你1 500美元做一个箱，这不叫"能"。刘学斌跟麦伯良经历了公司集装箱停产期和创业阶段，从蛇口到南通又到新会，最后回到南方中集，目前是集装箱业务板块的负责人。他描述中集竞争力提升的过程："初期时候，我们不懂集装箱，刚进入这个行业时韩国和中国台湾企业已经做到世界最好了，我们也是抓住了集装箱向中国转移的时机才把它们打败。"他分析有两个原因：第一点是韩国和中国台湾箱厂了解的集装箱技术、制造和市场，我们企业都懂了；第二点是对我们企业有利的，它们未必有利，我们企业比它们在本土化管理上更有优势。它们懂的是商品经济，我们不懂商品经济，不过中集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会了解商品经济。"我们的强项比他们多，韩国人进入中国以后，在中国没有机会给他们成长，以前的两家都退出了。"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成为其第143个成员，世界贸易迎来空前发展，到2005年，中集的普通干货集装箱的产能已达到180万TEU，中集进一步巩固了中集世界集装箱的领导地位（见图3-1）。图3-1 1993年上市以来中集干货箱产量及市场份额（单位：千TEU）资料来源：中集集团年报。即使在2002年普通干货箱价格跌到1 350美元，大部分集装箱企业面临亏损时，中集的毛利率也在13%以上，公司平均净利率5%以上，公司赢利率水平高于国内家电行业的平均赢利水平，也高于国内汽车厂家（不包括合资品牌汽车）的赢利水平。目前中集、胜狮、新华昌三家公司已经占据全球80%以上的市场份额，中集利润率高于竞争对手3~5个百分点。更重要的是，这个看起来非常简单的产业，这个看起来门槛低却能赚钱的行业在经历了90年代的整合后再也没有新的企业进入，显然这个行业要赚钱并不容易（见图3-2、图3-3）。图3-2 干货箱历年价格与中集集装箱产品毛利率（单位：美元）资料来源：中集集团年报。图3-3 随着世界集装箱向中国转移价格持续下降资料来源：杜烨.北大案例课堂教学手册《中集集团全球竞争与成本领先》.从本质上看，集装箱产业的不简单是这个行业风云突变，难以把握和掌控，你可以尝试投资家电工厂，也可以看看汽车行业是否有机会，但投资集装箱厂，要赚钱真的很难。中集在这个简单的行业做到50%的市场份额，并且在市场的起起伏伏中调整运行规律，让公司16年保持了世界集装箱行业的领袖地位。今天中集和世界主要的航运公司都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公司在全球航运市场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中集通过产业整合使得这个行业竞争比较有序，通过技术创新和标准制定使集装箱产业链更加健康和可持续。1996年，在中集成为全球最大的集装箱制造商时，中国也成为位居全球第一的集装箱制造大国。然而，直到2003年之前，中国在集装箱标准特别是ISO国际集装箱标准的制定和修订方面，仍然处于相对落后的"拿来主义"状态，仅仅局限于了解、掌握和采用集装箱相关ISO标准，此时ISO国际集装箱标准的制修订权被牢牢地掌握在欧、美等发达国家集装箱运输强国手中，中国及中国企业难言话语权。尽管2002年中集研究制定的5项标准被批准为国家级行业标准并颁布执行，但麦伯良"要成为负责任的全球行业领袖"的意愿越来越强烈，他与当时主持技术研发工作的王石生进行了一次深谈，提出要通过中集的努力使中国成为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的集装箱制造强国。于是从2003年开始，中集将"加强国际交流，参与ISO/TC104工作"作为集团重点项目，项目内容包括积极参与ISO/TC104各项标准修订，出席重要的ISO会议，参与投票活动，并且提出中集的标准修改提案。在2003年的一次国际标准讨论会上，以P&O-Ned和马士基为代表的几家大型船公司，对ISO1496-1、ISO830等国际标准提出一系列修改提案，包括增大堆码试验载荷、提高试验接受标准等。刚刚参加国际标准会议不久的中集代表认为，部分建议应予以支持，比如增大堆码要求，这是在集装箱船越造越大的航运业发展状况下应运而生，基本上已成为集装箱制造业的趋势，而且技术上也完全可行。中集代表同样客观地指出，部分修改提案要求过高，脱离实际使用需要，特别是提高试验接受标准值的建议。一直以来，由于行业内缺少客观、公正的评判机构，试验接受标准成了可有可无的一纸形式。如果再将这些标准定得不合实际，必定造成行业不良行为恶性循环更加严重。对此，中集结合工厂的经验和意见，形成了一份有说服力的、代表中国企业立场的报告，通过全国集装箱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交给ISO/TC104国际组织，并在第22届ISO/TC104全会上接受了与会代表和专家的辩论。最终，中集的提案得到部分采纳。这是中集也是中国第一次实质性向ISO/TC104组织提交标准议案，并得到采纳。2004年，中集先后参加了5个相关国际集装箱标准制定、修订的国际会议，根据积累的实践经验，研究并代表中国向ISO组织提出4项有针对性的提案和意见，累计2次对相关国际标准制修订提案投票表决。所涉及的标准包括集装箱角件的技术条件；集装箱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通用货物集装箱；集装箱分类、尺寸和额定质量；集装箱代码、识别和标记；集装箱装卸和栓固；集装箱箱体结构试验值的理论基础6项集装箱相关标准。中集这种严谨负责的态度引起了行业的关注，ISO相关国际标准组织的各分技术委员会以及其他国家的专家代表对中集增加了了解和尊重，对中集的观点也逐渐重视起来，中集发表的提案和建议，全部得到ISO国际组织的答复，其中部分得到认可，部分引起重视和考虑。至此，中集及中国在集装箱国际标准制修订方面的话语权，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栋梁之才 修枝长成集装箱事业的快速成长让中集看到了成功，也看到了公司良好的前景。但最初投产后连续四年的亏损烙印并没有在中集人心中消失，也忘不了公司依靠多种业务得以起死回生，并成就了中集天达登机桥业务。1992年麦伯良任代总经理后，一方面公司现金流非常充足，欲寻求更多的商业机会，另一方面也是防止单一业务的周期波动，当时公司就开始了多元化发展。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的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掀起了中国第一轮房地产热，中集想把当时广东的住房理念引入内地，决定进入房地产行业，1992年12月18日南京金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为了补充多元化业务的人才资源，公司1994年上市前后中集陆陆续续招聘了一批清华、北大和从海外留学的高材生，由他们到市场上寻找投资项目，曾经接触过与机械制造相关的工业缝纫机、城市垃圾处理、自行车等项目，也讨论过农村交换机项目，但都没有执行。来自清华大学的王飙是学环保设备的，1994年他考虑当时经济快速发展，国家电力供应不足，做了一份内燃发电机组的可行性报告，并与上海内燃机研究所合资开发这一项目，但项目执行了几年经营非常惨淡。站在当时的起点，地产和内燃机都是非常好的项目，但因为没有专业的团队经营导致两个好的业务都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但公司多元化的业务探索没有停止。20世纪90年代初期政府财政资金不充裕，上海市宝山区想投资高架桥，但缺乏资金，希望引进外资。因为中集在上海宝山有一家工厂，考虑到长期收益，作为中集谋求多元化发展的又一举措，1997年中集尝试城市高架路桥的投资，与中远太平洋、招商局国际合作开发上海逸仙路高架项目，项目总投资21亿美元，其中中集占股40%，专营权255年，希望以项目运作的方式从单纯的投资商向项目管理型公司转换。时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顾弘人在海外组了一个国际银团，获得了项目投资资金。但是，项目进展到一半，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国际银团纷纷撤资。为了兑现对上海市政府的投资承诺，中集从香港的子公司"截留"了81亿港元来补充项目资金。集装箱赚的钱除了多元化业务以外，还有一些富余的现金，经麦伯良同意，财务总监顾弘人拿2 000万人民币去做二级市场，跟广发证券合作成立了一个委托账户，中集和广发证券各出一半钱，赚了钱大家对半分，广发证券就拿这个账户的钱买了中集集团的股票。因为当时中远和招商两大国有股持股比例超过50%，国家审计署于1999年6月对中集进行审计。结果查出来了两大问题：一是逃套外汇81亿港元，一是利用自有资金炒中集自己的股票。两件事情都很大，尤其是逃套外汇81亿港元。审计署用《审计要闻》的方式直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改革开放之初，在国家外汇管理上，即使中集与自己在香港的全资子公司往来账也需要报批，但中集没有全部履行这个程序。此外，即使在今天上市公司买自己的股票也是不被允许的。这两件事情都严重触犯了当时的法律法规，从审计署角度看这是特大案件，大到可以震动全国的案件。于是，国家金融工委和证监会一起到公司检查，联合签报将检查情况进行了陈述，认为中集确实存在工作上的问题和失误，但这些问题和失误是企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报告经十几个部长级以上干部签阅后报到中央。事情并不像中集想象的那样就此平息，逃套外汇81亿港元显然不是一件小事，中央批示对麦伯良本人进行调查。到2000年年初，中国证监会、国家金融工委，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外管局、审计署、交通部、招商、中远，还有国务院的一些办公室开了一个会，研究怎么落实中央的批示。在会上讨论了三套处理意见：第一种意见是把麦伯良先抓起来，因为"逃套外汇"是严重犯罪；第二种意见就是先撤职，再审查；第三种意见是继续主持工作，配合调查。
麦伯良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中影响力巨大，当时接触到这个案子的19个部长中大部分人都跟麦伯良有过接触，而且了解他的为人，因此在处理这件事情上没有太武断，最后会议上形成了"中央的决定"：麦伯良继续主持工作，积极配合调查。然后中纪委、证监会、外管局、国家金融工委、审计署、交通部和中远、招商的联合调查组等7个专案组进入中集开始调查麦伯良的问题。当时作为中远代表的李建红任中集董事长，赵沪湘作为招商局代表担任中集副董事长，他们认为中集在工作上的确存在失误，甚至触犯了当时的法律，但中集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很好的状态，对股东的回报非常好，投资回报不是以百分之几十计，而是以几倍计。李建红、赵沪湘仔细看了审计署提出的问题，他们认为那些问题是企业经营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客观上，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很快，一些法规相对滞后导致一些企业超越了当时的法律。但没有显示麦伯良个人有问题。因此，两大股东的态度非常明确：力保企业渡过难关，化解危机。招商和中远都是国有企业，顶的压力非常大，赵沪湘当时是招商局的副总经理，他和中远的副总经理一起到外管局和审计署做汇报和解释，招商局和中远两家公司印发红头文件给审计署，同时他们也找审计署的人对公司管理漏洞进行审查。为了这件事赵沪湘从香港好几次到北京，外管局的人对他们说："我看你们不是来落实领导批示的，而是来为麦伯良辩解的。"他们说："也不是辩解，如果有问题我们要坚决处理，如果没有问题，则不能忽略了麦伯良在世界集装箱行业所做出的贡献。而且这个过程中我们两家股东也有责任。"改革开放后，虽然很多企业都做了股份制改造，但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普遍存在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不到位，内部人控制的问题。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在经营过程中做一点小动作似乎是一件不足为奇的事情，因此，人们容易用一种惯性的思维去套所有的人。甚至曾经有人问过麦伯良："麦总你现在起码有5个亿吧？"麦伯良很奇怪有这样的问题："我为什么有5个亿？"对方说："一吨钢材不说多，收20元就行了，一年中集买500万吨钢材。"麦伯良说："你这么算，可能我还不止。"对方说："我就不信你买钢材不收钱。"如果外管局和审计署也用这个推理，就一定会相信麦伯良有问题。但当时招商局和中远之所以敢"冒风险"，顶着巨大的压力为麦伯良"辩解"，不仅仅是因为了解麦伯良的为人，为人只是感觉不是法律依据，他们更清楚的是公司建立了科学的治理结构，建立了良好的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在改革开放初期，中集干部的收入是非常高的，按照周祺芳（他当时在中远集团任副总经理，分管买造船）的回忆，1993年中集上市，大股东为中集设计了一个激励机制，当时每年两大股东回报达到700万美元，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回报，周祺芳提出了一个激励方案：每年利润目标以700万美元为基数，超出部分会有一个激励，而且超出越多提成比例越高，其中经理班子占全部奖金的8%，当时这个基数少的时候不算多，后来虽然有调整，但基本原则没有变，中集经理班子的收入与同时期的国有企业比非常高，麦伯良当时的收入已经超过周祺芳。周祺芳在中远的收入最高5万元，到招商局任副董事长兼蛇口工业区总经理的时候，问顾立基收入多少，顾立基告诉他，他的年薪36万元，周祺芳大吃一惊。招商局和中远两家公司从来都有很深的渊源，而且里面的干部都是相互调动的。他们非常了解当时中集几乎是国有企业激励最好的，这对国有企业非常重要。周祺芳说："国有企业鼓励不够，只有两种结果，一是有本事的人被民企和外企拉走；另一种结果就是权力过大，导致内部人控制的腐败。中集之所以这么多年能够避免干部的腐败，我们相信麦伯良个人没有经济问题，与公司的激励机制有很大的关系。"另外中集8个董事会成员中有两个来自中远、两个来自招商局，还有三个人来自外部独立董事，麦伯良只是唯一的执行董事，来自两家大股东的代表都把中集作为重要的下属公司，他们都非常认真地在履行董事会职责，不给经理层太多犯错误的机会。这期间，来来往往的专案组在公司调查，但只有中纪委一个专案组找过一次麦伯良，其余的人都没有找他谈过话。中纪委的人问麦伯良："你知道你在公司还有多少奖金没有领吗？"按照董事会的激励机制，如果当年公司完成了董事会的经营目标是有一个奖励的，但因为平时麦伯良忙于公司的经营，这笔奖金对于他只是"纸上财富"，没有实质性领取，在公司那里是"应付工资"，相当于麦伯良的钱借给公司无息使用。"我真的不知道有多少奖金没有领，我只知道有一笔奖金。"麦伯良说。中纪委的干部告诉他："有400多万元，你是不是钱太多了？为什么不拿？"麦伯良说："不是钱太多，是我不愁用，我也用不了太多钱，我天天在这里上班，回家吃饭，有应酬公司买单，我不用钱的，肯定不是钱太多不拿。那为什么我没有拿？有两个原因：第一，我拿了，马上就要交税，又要公告，我觉得没什么意思；第二，确实忙，就留在这里，没想这事儿。"在接受调查期间，原则上麦伯良是不能离开深圳的，他每天上下班少了很多应酬，生活是轻松了不少，但心里不知道专案组到底在查些什么事情，非常压抑，公司上上下下也非常沉闷，到9月还没有结果。但一年一度的全球集装箱年会将要在美国阿德兰大召开，因为中集是行业领袖，麦伯良是必须到场的，他担心如果这次不去国际集装箱行业会因此引发议论，就写了一个申请报告，第一天下午4点钟给专案组，第二天下午5点钟专案组说："你可以去了。"得知麦伯良有机会离开深圳，很多朋友都跟他打电话，劝他不要回来。为了这件事儿，麦伯良特地打电话跟在澳洲的太太商量，麦太太想都没想，非常坚决地说："你必须回去。……不管人家怎么说，你确实没有对不起中集，没有拿过一分不该拿的钱，这个我心里最清楚。"麦伯良说："可是别人都说现在情况很复杂……""没关系，有我陪着你呢。"后来麦伯良回来了，所有的朋友都很吃惊。其实当时麦伯良的心里还是有些犹豫，虽然有太太的支持，但感觉心里没什么底。令他没想到的是，他回来的第二天麦太太就回来了。9月晚一些的时候，专案组形成了7份报告，最后又被综合成一份报告。很多专案组的人离开中集时跟麦伯良都说了同样的话：中集是一个好企业，麦伯良这个人不错。他们说："我们大案要案组查了无数企业，没见过那么好的企业，也没见过那么好的人，我们会据理保你。"11月18日，终于结案，大意是：第一，麦伯良在中国集装箱取得世界第一的历程当中是有较大的贡献；第二，中集集团是一个不错的企业，在麦伯良领导下，是一个有前途的企业；第三，的确他们在这两件事情的过程中，是有做的不妥的地方，未发现个人利益在里面。所以建议麦伯良保留中集集团党委书记和总裁职务，党内警告处分，行政记过处分，并建议董事会对麦伯良进行一定的经济处罚。这样那一年麦伯良被扣发40万元的奖金。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对于企业和企业家来说就像一棵树找到了肥沃的土地，几乎是疯狂地发育，如果树苗不正或者长出太多的枝蔓，树的主干就可能被枝丫压垮。这时需要园林师剪去一些多余的枝叶，保证营养尽量供应到主干，成长为栋梁。庆幸是肯定的，但麦伯良并没有因此而得意。相反，经过这次事件他做事情更加严谨，他认为如果没有这次事情"警告"自己，或者他很难驾驭一个规模日渐扩大的中集。因为一个大公司更需要在各个环节关心法律的边界，也需要更加缜密的管理。无论是公司本身还是麦伯良，在经历这次风雨后，变得更加成熟和稳重。回忆这件事情，麦伯良说："我是一个普通人，非常年轻就掌握着很大的权力，的确面临很多的诱惑，有人怀疑我利用权力牟取个人私利我是完全能够理解的。站在这样的位子经历这样的事情在我看来其实在所难免，但是否能够经得住考验，很大程度还是取决当事人本身面对诱惑是否有约束。我是非常运气的，首先两大股东所设计的激励和监督机制让我既没有需要也没有机会去窃取个人利益；另外，家庭对我个人的影响特别大，长期以来，我太太都在背后提醒我不要因为小利而失大义，她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人。其实我当时决定回来也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太太对我的鼓励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而且麦伯良说自己的确有错误，当时自己和企业都非常年轻，很多心力都集中在企业发展上，对于法律和相关的手续都有考虑不周到的地方，这显然不是一个世界级企业家应该有的素质。经历这个过程他看到了自己的不足，更重要的是两大股东的开明及为他所冒的风险让他更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使命："如果没有这件事，我不会那么成熟，不会坚定信心带着中集往世界级企业走。如果没有股东的监督和支持，没有主管部门严格的监管，即使走，可能也会跑偏。"赵沪湘说："在这件事情之前，麦伯良是一个激情有余而沉稳不够的人，经过这件事情，他变得成熟起来。"在2004年年度经济人物颁奖会上，当龙永图问麦伯良："麦总，你的集装箱业务占到全球50％的市场份额，应该说是很牛气，今天又当选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在你相当春风得意的时候我想问一个不太合时宜的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分析过那些曾经处在巅峰状态的企业，很快就衰败下来，甚至在阴沟里面翻船的事情，你分析过他们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这时候的麦伯良面对这个问题已经有很清醒的认识："我觉得他们失败的最主要原因还是他们自己。一个企业也好，一个人也好，在成功的时候，最需要的是清醒和冷静，很多成功的企业到最后走向衰败，一方面是他们过度的扩张，盲目的多元化，超出了自身的一些能力的范畴。有风和日丽的时候也一定会有狂风暴雨的日子，所以好的时候一定要想到坏时候。当他们走不下来的时候就去造假或者是欺骗，一旦事件揭露出来，或者说一旦遇到经济上一些大的变化的时候，这些变化是一定要来的，我想他们就无可选择了，只能走进衰败。中集有一个均衡的治理结构，形成了比较科学的决策机制，如果有一个人有不正确的想法是很难在公司行得通的。"那天晚会上，给麦伯良颁奖的恰恰是五年以前时任证监会主席并到访过公司的周正庆，而且当晚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也被评为2004年年度经济人物，而且是当年的年度大奖。"审计"在2004年中国经济领域被提及最多的词汇之一。面对周正庆、面对李金华、面对电视机前28 000名中集人，麦伯良接过奖杯时感慨万千："感谢CCTV，感谢这么多年支持我们的朋友们。也感谢我的家人、我的父母，特别是我的太太。也感谢中集28 000名员工以及他们的家人。也特别感谢让我想起了一点事情，因为刚刚给我颁奖的是周主席，今天又让我看到了李审计长，让我想起了5年前。1999年我们在一些国家部门对中集进行了一次为期18个月的审计和调查。这次确实在我的人生里面留下了非常深的烙印，对我的人生是一件很大的事情，这是对中集一次不小的挑战。我真的是深深地感谢国家审计署、中国证监会。正是这次让中集经受了一次考验，也让我对人生的诚信和责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甚至它对我的真诚做人、用心做事的人生观有极大的影响。通过这个事件让中集也让我成熟了很多。能够使我今天更有信心去带领中集的28 000名员工打造一个世界级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