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反腐:召回身体力行之魂



     企业反腐:召回身体力行之魂

  ——唐太宗论弓箭的启示

  传说10月前落地的铁道部体制改革并没有如期推出,对新体制的酝酿仍存悬念。其实对于公众来说,是否成立三大集团并不重要;因为在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案发后,人们对铁道部体制改革的关注重点绝非更有效率,而是更有助于避免重蹈刘志军贪腐覆辙。探寻刘志军贪腐的体制性原因,与反思他在体制面前的“穿越”,后者同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从唐太宗李世民谈论怎样识别弓箭的故事中,我们就不难受到这样的启示。

  从唐太宗论弓看体制

  唐代的一个史臣吴兢编撰的《贞观政要》中记载,贞观初年,唐太宗对一个大臣说:我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张弓射箭,跃马横刀夺天下可谓弓箭娴熟,自以为能够识别弓箭的好坏。我将近来得到的十几把上好弓箭拿给做弓箭的师傅鉴赏,弓箭师傅却说都不好。询问其中的原因,弓箭师傅的结论是“木心不正”。那意思是说,做弓的木头的纹路中心不端正,脉理是歪斜的,做出的弓在架势上看虽然完美有力,却不能保证射出去的箭不走偏,所以算不上好弓。唐太宗由此感慨:治理天下何尝不能从中领悟出很多道理来呢?

  这个故事记载在《贞观政要》第一卷“政体”篇的开头,作为对“君道”篇的补充,构成对“贞观之治”经验总结的核心提示。当然,《贞观政要》的所谓“政体”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组织结构之类,“体”在这里不是名词而是动词,即践行、身体力行之意。而“政体”篇以唐太宗论弓箭的故事开头,则揭示了体制好坏与人的“心正”与否的关系,重点是对“木心不正”现象的抨击。比如铁道部的体制与刘志军贪腐,我们固然可以从刘志军的贪腐中看到铁道部体制中的缺陷;同时也应当看到,假如由心术不正的人继任,即使给铁道部设计出完美的体制,也难保不出刘志军第二。正如“木心不正”,“箭”走偏锋一样。

  的确,体制有问题,往往会把好人变坏。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一个人如果意志薄弱,堕落之后往往也会把好的体制变坏,至少能在好的体制中继续贪腐。反过来说,任何一个企业体制,要想在经营实践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个体制一定是企业高管的身体力行之制,否则这个体制设计的再完美也没有用。这就是我们常常看到的歪嘴和尚把好经念歪,或者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先进的管理理念被引进后常常“变味”的症结所在。当然,这并不是说铁道部的现有体制多么完美,而现有体制的应有优势没有得到理想的发挥则是肯定的。

  历史的看,在“贞观之治”中,唐王朝的体制无疑起到了促进作用;然而正是在其体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在不屑子孙那里,唐王朝最终走向了灭亡。这至少可以告诉我们,应当将体制的好坏与心正与否区别开来,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能试图用前者的“科学”设计代替后者问题的解决。体制不是万能的,即使它科学到能自动精确制导的程度,也不能完全取消人的作用,更不消说解决新的实践问题。在温州动车追尾事故中,列车运行控制系统(CTCS)在理论上有极其安全的三套保障方案,然而在追尾事故中统统失灵。本来在事故发生前,不管前车的信号能否发出,铁路调度都应该发现前车停在某一路段,而调度竟没有发现。类似情况的杜绝,就不能完全寄希望于同层次的体制如何完善。

  摈弃体制决胜的神话

  《贞观政要》“政体”篇同时还记载了魏徵给唐太宗讲的一个故事:春秋时的晋文公出去打猎迷了路,幸亏一个打鱼人把他领出迷津。晋文公要赏赐这个打鱼人,打鱼人不要,说:只要你在你的位置上恪尽职守,我自然得到好处;否则一旦你迷失方向,国破家亡,即使我得到了你丰厚的赏赐,也难以保全。人们今天一般可以从中得出给资金不如给政策的解释;其实更深一层的寓意与唐太宗论弓的故事异曲同工,那不是强调体制有多神圣,而是在讲体制中的人恪尽职守的重要价值。

  这种理解就有助于我们摈弃当前存在的体制决胜的神话。当制度红利用尽,新的利益格局形成,既得利益集团更具有话语权的时候,任何体制都难以抑制他们不正当的扩大既得利益。比如进行投资体制的改革,打破铁路建设的国资垄断,允许外部或者民间资金进入。这在刘志军主政下,铁道部的领导已经表示过伸手欢迎;然而当外部资金进入之后,既得利益集团即使没有刻意“关门打狗”,客观上也会迫使外部资金俯首称臣。1991年9月,原国家计委批准浙江省与香港一公司合资建设金温铁路,但是港方在投资过程中就不得不宣布撤股。由此可以看出,在现有体制运作有弊端与选择更理想的体制无定论之间,解决好“木心不正”的问题更现实,否则极有可能是朝三暮四的瞎折腾。

  从实践来看,一个负责人的企业家固然会致力于建立健全一个可靠有效的体制,但绝不会藉此推卸自己的责任。因为企业管理是一种实践性但非适应性的工作,“绝不是一种官僚的、行政的或者是一种制定政策的工作”。如果以为建立一套体制可以用来管别人、管下级,可以减轻自己的负担和责任而不会受到束缚,那么这个体制就不可能产生实质性的制约作用。其实,发挥体制的作用应当成为企业家具有忧患意识的表现,唐太宗自己就是这样做的。历史上有不少他居安思危、灭私徇公、日慎一日、虽休勿休、从谏如流的佳话。反过来设想,铁道部作为中央政府机关的一个部门,无论政企分开的如何彻底,部门首长位高权重,对市场的影响力都是不可低估的,一旦其心有旁骛,就难以用企业化的运作为其廉洁奉公背书。

  任何一个体制都是由若干部分或者部门构成的整体,部分或者部门都应当独立对整体负责,而不能屈从某种压力或者只顾自己的特殊利益。贞观三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朝廷设置中书、门下这样的要害部门,就是要发挥他们的匡正作用,发现皇上下达的诏书和命令不正确,必须大胆地指出来。如果只知道照办转发,抄抄写写,何必委以重任?”就动车腐败来说,按照规定,成为铁道部的供应商必须有两个资格:一是获得铁道部装备部的认可,另一个是经过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的认证;另外还有质量监督部门把关。张曙光将这些部门都管起来,借机营私,固然有他个人堕落的原因;而这些部门的有关人员极少能够“犯言直谏”,同样令人遗憾。这样的问题不解决,再先进的体制拿来也难以让人信赖。

  召回身体力行之魂

  面对刘志军的案发与铁道部巨额投资蛋糕的诱惑,铁道部的体制改革时刻触动着社会的敏感神经,这是可以理解的。除了分别设立投资、建设、运营三大集团公司,以及郎咸平推荐的将决策、标准、执行、问责四大环节切开的德国政体经验,还有德国企业执行、监事双委员会并行的体制,抑或着力于将现有体制中的潜在优势发挥出来,何去何从当然要服从“顶层设计”;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刻不容缓地解决“木心不正”的问题,召回身体力行体制之魂。

 企业反腐:召回身体力行之魂
  首先,在指导思想上正本清源,对消费者负责而不是利润,防止业绩的野蛮生长。世界邮购业泰斗德国奥托集团在20个国家拥有123个企业,年营业额超过百亿欧元。有人问公司创始人奥托先生:你的公司做得那么大,又很赚钱,为什么不上市呢?奥托回答:我不愿意我的员工为利润打工。今年3月就任奥托中国总裁的邹果庆认为这句话的内涵非常深刻:“他是希望员工能为消费者带来更大的利益。因为这个公司把员工和客户都放在第一,所以它能够长久。”在企业反腐的意义上同样如此,如果企业在指导思想上把利润指标放在第一位,驱动整个体制为“跨越式发展”发力,那么就很容易为贪腐提供足够的灰色空间,甚至会把腐败当作业绩增长的正当成本。只有指导思想端正,才能谈及体制的健康更替。

  其次,在企业文化中回归本真,立足于实业创新,而不是在资本运作中过度投机。如果把体制比作硬件,把企业文化比作软件,那么再先进的体制,当软件中出现病毒时同样会执行错误的指令。这里所讲的企业文化不是用来包装的标语口号,而是管理团队实际奉行的行为方式之类。如果两者不一致,体制即使不会公然成为潜规则的工具,也等于在为潜规则贴上新标签。在此轮铁道部的体制改革的热议中,值得注意的一个倾向是试图为铁道部融资提供新的途径,摆脱负债率高升的困局。果真如此,即使推出的体制模式皆大欢喜,那也注定是一具僵尸,难以焕发技术创新和改进服务的新的生机。

  再次,在选人用人时不唯绩效论英雄,将以人为本与以人为镜结合起来,打破有利则合无利则分的组织路线。再好的体制也需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选对人非常重要。企业用人,当然要重视绩效标准;但是对绩效的取得需要进行客观的分析,必须放弃投机取得的绩效可以复制的幻象。与中国企业一度存在的找到一个“能人”就可以救活一个企业的神话不同,德国企业更重视拥有一批高素质的员工。在德国企业主眼里,具有“know-how”的员工极其珍贵。“Know-How”的意思是专有的技术或技术诀窍,而且在他们身上体现的敬业精神更是重要的无形资产。也许具有“know-how”的员工不会十分听话,但贪腐的触角也很难从他们身上打开缺口。与那些只知道明哲保身的人相比较,他们才能成为健康体制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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