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企业反腐：召回身体力行之魂 ——唐太宗论弓箭的启示 传说10月前落地的铁道部体制改革并没有如期推出，对新体制的酝酿仍存悬念。其实对于公众来说，是否成立三大集团并不重要；因为在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案发后，人们对铁道部体制改革的关注重点绝非更有效率，而是更有助于避免重蹈刘志军贪腐覆辙。探寻刘志军贪腐的体制性原因，与反思他在体制面前的“穿越”，后者同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从唐太宗李世民谈论怎样识别弓箭的故事中，我们就不难受到这样的启示。 从唐太宗论弓看体制 唐代的一个史臣吴兢编撰的《贞观政要》中记载，贞观初年，唐太宗对一个大臣说：我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张弓射箭，跃马横刀夺天下可谓弓箭娴熟，自以为能够识别弓箭的好坏。我将近来得到的十几把上好弓箭拿给做弓箭的师傅鉴赏，弓箭师傅却说都不好。询问其中的原因，弓箭师傅的结论是“木心不正”。那意思是说，做弓的木头的纹路中心不端正，脉理是歪斜的，做出的弓在架势上看虽然完美有力，却不能保证射出去的箭不走偏，所以算不上好弓。唐太宗由此感慨：治理天下何尝不能从中领悟出很多道理来呢？ 这个故事记载在《贞观政要》第一卷“政体”篇的开头，作为对“君道”篇的补充，构成对“贞观之治”经验总结的核心提示。当然，《贞观政要》的所谓“政体”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组织结构之类，“体”在这里不是名词而是动词，即践行、身体力行之意。而“政体”篇以唐太宗论弓箭的故事开头，则揭示了体制好坏与人的“心正”与否的关系，重点是对“木心不正”现象的抨击。比如铁道部的体制与刘志军贪腐，我们固然可以从刘志军的贪腐中看到铁道部体制中的缺陷；同时也应当看到，假如由心术不正的人继任，即使给铁道部设计出完美的体制，也难保不出刘志军第二。正如“木心不正”，“箭”走偏锋一样。 的确，体制有问题，往往会把好人变坏。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一个人如果意志薄弱，堕落之后往往也会把好的体制变坏，至少能在好的体制中继续贪腐。反过来说，任何一个企业体制，要想在经营实践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个体制一定是企业高管的身体力行之制，否则这个体制设计的再完美也没有用。这就是我们常常看到的歪嘴和尚把好经念歪，或者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先进的管理理念被引进后常常“变味”的症结所在。当然，这并不是说铁道部的现有体制多么完美，而现有体制的应有优势没有得到理想的发挥则是肯定的。 历史的看，在“贞观之治”中，唐王朝的体制无疑起到了促进作用；然而正是在其体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在不屑子孙那里，唐王朝最终走向了灭亡。这至少可以告诉我们，应当将体制的好坏与心正与否区别开来，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能试图用前者的“科学”设计代替后者问题的解决。体制不是万能的，即使它科学到能自动精确制导的程度，也不能完全取消人的作用，更不消说解决新的实践问题。在温州动车追尾事故中，列车运行控制系统（CTCS）在理论上有极其安全的三套保障方案，然而在追尾事故中统统失灵。本来在事故发生前，不管前车的信号能否发出，铁路调度都应该发现前车停在某一路段，而调度竟没有发现。类似情况的杜绝，就不能完全寄希望于同层次的体制如何完善。 摈弃体制决胜的神话 《贞观政要》“政体”篇同时还记载了魏徵给唐太宗讲的一个故事：春秋时的晋文公出去打猎迷了路，幸亏一个打鱼人把他领出迷津。晋文公要赏赐这个打鱼人，打鱼人不要，说：只要你在你的位置上恪尽职守，我自然得到好处；否则一旦你迷失方向，国破家亡，即使我得到了你丰厚的赏赐，也难以保全。人们今天一般可以从中得出给资金不如给政策的解释；其实更深一层的寓意与唐太宗论弓的故事异曲同工，那不是强调体制有多神圣，而是在讲体制中的人恪尽职守的重要价值。 这种理解就有助于我们摈弃当前存在的体制决胜的神话。当制度红利用尽，新的利益格局形成，既得利益集团更具有话语权的时候，任何体制都难以抑制他们不正当的扩大既得利益。比如进行投资体制的改革，打破铁路建设的国资垄断，允许外部或者民间资金进入。这在刘志军主政下，铁道部的领导已经表示过伸手欢迎；然而当外部资金进入之后，既得利益集团即使没有刻意“关门打狗”，客观上也会迫使外部资金俯首称臣。1991年9月，原国家计委批准浙江省与香港一公司合资建设金温铁路，但是港方在投资过程中就不得不宣布撤股。由此可以看出，在现有体制运作有弊端与选择更理想的体制无定论之间，解决好“木心不正”的问题更现实，否则极有可能是朝三暮四的瞎折腾。 从实践来看，一个负责人的企业家固然会致力于建立健全一个可靠有效的体制，但绝不会藉此推卸自己的责任。因为企业管理是一种实践性但非适应性的工作，“绝不是一种官僚的、行政的或者是一种制定政策的工作”。如果以为建立一套体制可以用来管别人、管下级，可以减轻自己的负担和责任而不会受到束缚，那么这个体制就不可能产生实质性的制约作用。其实，发挥体制的作用应当成为企业家具有忧患意识的表现，唐太宗自己就是这样做的。历史上有不少他居安思危、灭私徇公、日慎一日、虽休勿休、从谏如流的佳话。反过来设想，铁道部作为中央政府机关的一个部门，无论政企分开的如何彻底，部门首长位高权重，对市场的影响力都是不可低估的，一旦其心有旁骛，就难以用企业化的运作为其廉洁奉公背书。 任何一个体制都是由若干部分或者部门构成的整体，部分或者部门都应当独立对整体负责，而不能屈从某种压力或者只顾自己的特殊利益。贞观三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朝廷设置中书、门下这样的要害部门，就是要发挥他们的匡正作用，发现皇上下达的诏书和命令不正确，必须大胆地指出来。如果只知道照办转发，抄抄写写，何必委以重任？”就动车腐败来说，按照规定，成为铁道部的供应商必须有两个资格：一是获得铁道部装备部的认可，另一个是经过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的认证；另外还有质量监督部门把关。张曙光将这些部门都管起来，借机营私，固然有他个人堕落的原因；而这些部门的有关人员极少能够“犯言直谏”，同样令人遗憾。这样的问题不解决，再先进的体制拿来也难以让人信赖。 召回身体力行之魂 面对刘志军的案发与铁道部巨额投资蛋糕的诱惑，铁道部的体制改革时刻触动着社会的敏感神经，这是可以理解的。除了分别设立投资、建设、运营三大集团公司，以及郎咸平推荐的将决策、标准、执行、问责四大环节切开的德国政体经验，还有德国企业执行、监事双委员会并行的体制，抑或着力于将现有体制中的潜在优势发挥出来，何去何从当然要服从“顶层设计”；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刻不容缓地解决“木心不正”的问题，召回身体力行体制之魂。
首先，在指导思想上正本清源，对消费者负责而不是利润，防止业绩的野蛮生长。世界邮购业泰斗德国奥托集团在20个国家拥有123个企业，年营业额超过百亿欧元。有人问公司创始人奥托先生：你的公司做得那么大，又很赚钱，为什么不上市呢？奥托回答：我不愿意我的员工为利润打工。今年3月就任奥托中国总裁的邹果庆认为这句话的内涵非常深刻：“他是希望员工能为消费者带来更大的利益。因为这个公司把员工和客户都放在第一，所以它能够长久。”在企业反腐的意义上同样如此，如果企业在指导思想上把利润指标放在第一位，驱动整个体制为“跨越式发展”发力，那么就很容易为贪腐提供足够的灰色空间，甚至会把腐败当作业绩增长的正当成本。只有指导思想端正，才能谈及体制的健康更替。 其次，在企业文化中回归本真，立足于实业创新，而不是在资本运作中过度投机。如果把体制比作硬件，把企业文化比作软件，那么再先进的体制，当软件中出现病毒时同样会执行错误的指令。这里所讲的企业文化不是用来包装的标语口号，而是管理团队实际奉行的行为方式之类。如果两者不一致，体制即使不会公然成为潜规则的工具，也等于在为潜规则贴上新标签。在此轮铁道部的体制改革的热议中，值得注意的一个倾向是试图为铁道部融资提供新的途径，摆脱负债率高升的困局。果真如此，即使推出的体制模式皆大欢喜，那也注定是一具僵尸，难以焕发技术创新和改进服务的新的生机。 再次，在选人用人时不唯绩效论英雄，将以人为本与以人为镜结合起来，打破有利则合无利则分的组织路线。再好的体制也需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选对人非常重要。企业用人，当然要重视绩效标准；但是对绩效的取得需要进行客观的分析，必须放弃投机取得的绩效可以复制的幻象。与中国企业一度存在的找到一个“能人”就可以救活一个企业的神话不同，德国企业更重视拥有一批高素质的员工。在德国企业主眼里，具有“know-how”的员工极其珍贵。“Know-How”的意思是专有的技术或技术诀窍，而且在他们身上体现的敬业精神更是重要的无形资产。也许具有“know-how”的员工不会十分听话，但贪腐的触角也很难从他们身上打开缺口。与那些只知道明哲保身的人相比较，他们才能成为健康体制的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