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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财政部、发改委、央行和银监会等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未经监管部门依法批准，地方政府严禁直接或间接吸收公众资金进行公益性项目建设，不得对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及其他人进行摊派集资，以规范地方政府以回购（BT）方式举借债务的乱集资冲动。 四部委出具的地方政府违规集资禁令是值得肯定的。毕竟，自2008年以来，各地政府已累计聚集了天文数字的债务。正源于此，近年来银监会多次发布通知，要求银行等收紧地方平台贷，缓解地方债务惯性上涨势头及地方债务不良化对正规金融体系的冲击。显然，专司风险管控的正规金融系统都对地方平台贷等退避三舍，表现出风险厌恶偏好，不难想象若地方通过各种影子银行渠道，向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社会公众等违规集资，其风险的失范性和发散性将更为突兀。 如地方平台贷和城投债等的债权人为机构，这些机构在同地方政府博弈中尚具有一定程度的议价能力，而地方政府向旗下职工和社会公众集资，则面临着显著的非对称博弈特征，即社会公众作为地方政府的被雇佣、被监管者，很难在同地方政府博弈中获取议价能力。 又如地方平台贷和城投债等正规融资渠道，尽管也存在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备风险，但地方投资项目的信息披露尚有一定的规制和约束，但地方政府通过各种影子银行管道的集资，则存在着明显的信息不对称风险。同时，社会公众向地方政府提供资金，本质上基于政府信用背书和地方政府的回购允诺，这种结果导向性的地方集资，使投资项目的经济可行性等风险，成为了投融资双方都不太愿意关注的盲点，加之这种非标准化的投资品因无法在金融市场自由交易，而导致项目风险无法通过市场交易转让给专业投资者，因而一旦风险败迹，部分地方政府的高息允诺很容易透支政府公信力，触发社会性矛盾和风险。 当然，四部委的禁令成效尚不容乐观。我们认为，当前地方违规集资现象频发，根源于政府过度的建设型职能，使其成为了一个集裁判员和运动员一身的逐利公司。即政府的建设型职能，不可避免地把现收现付的部分财政收入蜕变成低效甚至无效的资本，参与市场逐利，从而既导致政府公共服务的长期缺位，又使各级政府始终面临融资饥渴，并使中国经济陷入了投资主导式增长陷阱。 如果说政府发放的建设性国债、城投债，可看作是无遮盖的政府公司化，那么，以央企和地方国企为主的政府逐利实体，则是一种隐性的政府公司化。因而要有效根治地方政府违规集资现象，亟须加快政府职能由建设性转向公共服务型，以矫正地方政府公司化倾向，降低地方政府的融资饥渴。同时，还需尽快清理整顿地方累积的巨额负债，刹住地方融资平台借国家信用背书投资，如把可自负盈亏的项目债务转为公司债，并进行整体出售，而对难以盈亏平衡的公益性项目，则适度转为中央政府债，以禁止地方政府举新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