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马克思在其经典著作《资本论》中曾这样写道：“世界上从来没有救世主，劳动者也不指望雇主的慷慨，只要法律承诺的部分不被打折扣就已足矣。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 于是，伴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兴起，工会组织应运而生。 而在中国，谈到工会的作用，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发电影票的”。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经济高速迅猛发展，工会的存在已成为了市场经济体制下不可或缺的重要模块。 目前，中国有2,411个基层以上工会建立了工会法律援助服务机构，由政府、工会和企业组成的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目前正向市、区、县、乡镇、街道延伸，全国有30个省区市建立了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到2002年底，中国各级工会自办职业培训机构6,000余所，累计培训下岗失业人员320多万人次，帮助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实现就业300多万人次。 然而，虽然我国存在着大量的工会组织，但都被普遍认为已经名存实亡，工会已经成为企业和党委、政府内部的一个职能部门，并由企业和党委、政府组织高层对工会进行人事任命，已经没有相对独立的组织和行动了。大多只是在某些节日进行象征性地小福利发放及组织娱乐活动。 工会的“中国式困境” 在转型期，中国的工会面临着特殊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社会利益阶层的分化日益明显，工会的服务对象更加明确，有关工会的保护法规也日益完善。另一方面，中国工会的发展也面临着特殊的问题，一些基层工会组织在企业改制过程中，定位失准，已经无法代表工人的利益。个别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弱化甚至取消工会组织，使得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充分保护。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重新审视工会的作用。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李芳认为，既有的体制传统，对工会只有政治认知而无社会认同。于是，工会成为政治上讳莫如深的事物，囿于这种政治认知，工会组织长期悬置，当为而难为或不为，直等到劳资矛盾如鼎在沸，工会也只有欲罢不能。而工会当然不是摆设，明白人不是没有。深圳市总工会副主席王同信说，市场经济下罢工好比夫妻打架，与政治、宗教、文化等并无关系，对罢工太敏感，这是传统体制的思想包袱。一语道尽工会弱势的体制根源，虽语出迟迟，亦是工会领导不当摆设的真知灼见。 2010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曾发出一份《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工会建设充分发挥企业工会作用的紧急通知》。以“紧急通知”来命名一份文件，在中国并不多见。工会在劳资博弈乃至整个社会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前所未有的规格被凸显出来。 在一些地方，中国工人既缺乏司法的救济，也少社会的襄助。在司法地方化局面尚待扭转，地方政府GDP政绩冲动下，资方处于强势地位，资本市场的并购重组，更强化了资方的力量。而本应作为连接企业、工人和政府监管部门的工会却一再失语，甚至逐渐沦为企业的作秀工具。 在中国的许多地方，工会往往被企业管理者把持，一个本来可以代表工人与企业对话的维权组织，变成了搞搞活动、发发小礼品的清闲部门。甚至于充当企业负责人的站岗人和守卫者，不去为员工争取利益，反而代表企业应付员工，这种看似无关紧要的“被收买”，给企业带来的不是团结和稳定，沟通与协商机制的堵塞，更加会加深劳资双方的矛盾。 走出历史的泥潭 事实上，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就意识到工会在市场经济下可以发挥独特作用，并采取多种措施支持工会的工作。本月初，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兆国强调指出，各级工会组织要突出其维护职工权益的职能，把竭诚为职工群众服务作为工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自1998年工会十三大以来，中国工会在维护职工权益、协调劳动关系和工会自身建设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工会先后推动和参与制定有关维护职工和工会权益的法律、法规和各项政策规定共1,264件。全国总工会直接参与了《工会法》、《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工伤保险条例》和《劳动合同法（草案）》等30多部法律法规的起草和制定工作。 继2001年修改后的《工会法》把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定为工会的基本职责之后，即将提交工会十四大审议的《中国工会章程（修正案）》也明确了工会组织的这一基本职责。 赵健杰认为，政府已经赋予了工会维权的职责和权利，关键看怎么运用了。不过，这位从事工会研究多年的专家也表示，在很多地方，缺乏有力的制度保障也是限制工会发挥作用的重要原因。我国大陆地区的工会立法，对公有制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私营企业主和外商投资企业的中方代表是否可以加入工会，都未做规定。因此在实践中，公有制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和外商投资者中方代表加入工会都未引起争议，因此才会出现企业工会代表资方的利益这样一种情况。 祛除依附习惯和做派，工会才可以真的开始实施它的计划，那就是保护劳工。只有独立的工会，才谈得上为劳工争取权益；只有为劳工争取权益，工会才变得有力量有尊严；工会有力量，其独立的品格才能有效巩固。保障劳工权益是工会灵魂，丢掉它就失去最根本的力量来源。因而，工会的独立不是躲进小楼成一统，而是要抗争资方的收买和拒斥行为，也必然要与劳工站到一起。 长期研究中国改革的专家曹孟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但不少地方政府和国营企业领导仍把工会当作配合政府、企业各项工作的工具，而忽视其维权职能。因此，在社会结构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工会如何重新定位，进一步说如何培育公民社会不可缺少的社会组织，怎样重新界定国家与社会的边界、重新塑造国家与社会的权力关系，是关系到社会转型是否顺利、社会能不能稳定、和谐的大问题。 重建工会 近20年来一直在做全球劳工领域研究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陈佩华指出，总体上说，中国的工会不太知道怎样处理资本下的劳动关系，因为老板是不愿意你成立工会的，所以要斗争，可中国工会没有跟资本斗争的经验。 工会成立后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集体合同集体谈判，中国工会现在也特别强调这点。比如我们大学也有工会，所有大学又有一个行业工会，他们帮助我们集体谈判。我们每三年进行一次集体谈判，到集体谈判时，行业工会的人提早半年就来了，帮学校工会收集资料，进行法律咨询，设计怎样谈。集体合同内容很细致，有几百页。中国工会没有这个传统，所以要学这些能力和技术上的东西。在现有的政治框架下，工会要进行自身的体制改革，这不容易。不过工人本身也要有要求，否则工会很难办。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乔建则认为，在社会转型期，一定程度上的工会行政化难以避免，也是维护劳工权利的优势条件，体现了当前中国工会的特色。但另一方面，各级工会组织的民主化、群众化等体制改革近年来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工会十五大报告在提法上也仅止于“密切联系群众”。由于忽视会员在工会组织中的地位和权利，使工会组织与会员群众在相当程度上处于脱节的状态，特别是基层工会组织不能很好地代表和维护职工权益。所以，改变基层工会组织孱弱现状的主要方法是推进工会组织体制的民主化、群众化和社会化变革，加强工会与会员的内在联系，从会员和广大职工那里寻求“资源和手段”。 在美国做了25年工会组建工作，5年前来中国，现在和丈夫一起在中山大学任教的艾伦·弗里德曼则表示，美国、中国和全球大多数国家的工人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那就是工作越来越临时化，工作没有安全感，经济脆弱，没有收入、医疗或社会保险的保障，工人面临着随意的规章制度和解雇，没有有效的途径组建工会。对西方搞工会的人来说，理解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功能和结构很困难。我现在已经花了大约5年的时间做研究，也多次访问中国，但我仍然感到我的了解还非常浅。不过，我现在最关注的问题是全国总工会如何进行自身改革，怎样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产生的广大的、未加入工会的产业和服务业工人阶级服务。全国总工会在私营企业成立工会非常重要，这种战略极有价值。 弗里德曼认为，全国总工会如要更好地保护中国劳动者权益，可考虑以下一些措施：在组建基层工会的过程中，干部要走到工人中去，了解他们的问题，讨论工会如何运作，宣传劳动法，并帮助他们成长为领导者；改进集体谈判的方法，以建立起雇主和工人间的有约束力的合同；工厂级的工会领导直选。 总之，中国的工会制度有其特殊性，但如果将制度作为借口，放弃执着的奋进，因自怨自艾而变得软弱，除了增加工会不应有的寄生性质，除了逐渐远离劳工也被劳工远离，更是对法律的轻慢。归根结底，也只有工会才能“解放”工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