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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没有哪个年代，像今天这样，“汉奸”横飞，犹如口水，泛滥在大多国人的嘴角。论及国事，一言不合，便怒斥“你这个汉奸”，甚至在汉奸之前再加一个“狗”字，以示庄严。 前不久反日潮涌，“汉奸”作为利器，为爱国的壮士所挥舞，寒光过处，人头滚滚。连李娜这样的运动员都未能幸免。举国反日，她却去东京参加泛太平洋公开赛，令爱国者怒不可遏，汉奸的帽子便如泰山压顶扣在她头上。与李娜同命运的是我的前同事朱兄，他本计划“十一”去日本旅游，被他的农民父亲知道了，当晚就拍坏了家里的茶几，大骂道：你现在去日本，就是汉奸！你若敢去，就不要再进这个家门！朱兄是孝子，只好改道去新加坡。 满口“汉奸”、一嘴杀气的人士，都是什么角色呢？韩德强教授是一例。他参加反日游行，听见一位老人批评毛主席，上去便是两耳光，在他看来，此为汉奸言论，理当挨打。 声称早已预测李娜为汉奸，扬言“把这汉奸的书收了，集中烧”的厦门东林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贾强是另一例。他一面骂李娜汉奸，一面却做日本人的生意，亲赴日本参加展会，与松下、夏普合作。 继李娜之后，彭帅表示将去日本参赛，于是一家媒体连续发布两条新闻，第一条标题为“李娜罔顾钓鱼岛争端赴日参赛，自私的汉奸！”，第二条标题为“日本举行反华游行，彭帅不惧危险参加东京网球赛”。同样的言行，为什么李娜是汉奸而彭帅不是呢？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是什么逻辑？ 这些批判者，其实毫无逻辑和理性可言。首先，汉奸的定义已经不再适用于此时此地。从字面来讲，所谓汉奸，当指汉族的奸贼，或汉朝的奸贼（故清人推断“汉奸”之说始于汉朝）。今日中国，虽汉族人最多，却非单一民族国家，而是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那些卖国贼，侵犯的是五十六个民族的共同利益，而非汉族一家的利益，你斥他们为汉奸，置少数民族于何地？汉奸批判话语的流行，实则破坏了民族团结。所以有人提议，“汉奸”一词可休矣，而应代之以“华奸”。 不论汉奸还是华奸，所诉诸的对象必须是国家利益，而非一党一派一家一姓的利益。那么何为国家利益呢？譬如我脚下的土地明明属于中国，你偏偏说它属于日本，这等言论，骂一声“汉奸”，便不冤枉。然而，李娜去日本参赛，老人批评毛主席，尚且上升不到出卖国家利益的高度——假如李娜替日本比赛，或者将老人的言论置于文革，“汉奸”的标签怕就粘牢了。批判他们为汉奸，或者不明国家的权界，或者故意以私人的利益去混同、遮蔽国家的利益，甚至将自家的书房视作国家的公堂，主张“朕即国家”，但凡批评我者，即批评国家，即为汉奸。至此，“汉奸”彻底脱离了本相，内涵被严重败坏，沦为了政治臆想症患者的独门暗器。 百年以来，对汉奸的批判与制裁，最严厉的做法，当是诉诸法律和政令。国民政府曾于1946年3月13日修正公布《惩治汉奸条例》；1951年，政务院发布《关于没收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及反革命分子财产的指示》。战后重建，秋后算账，拿汉奸开刀，是鄙国的政治传统。不曾想，在煌煌盛世，竟也有政协委员提案，建议制定《惩治汉奸言论法》，一时传为笑谈。这是2007年的旧事。若此法订立，放眼今日，不知将有几多人头凋零。 立法早成过眼云烟，对汉奸的政治与道德批判却风起云涌。法律批判最终虽诉诸制度机器的暴力决断，或剥夺汉奸的生命，或限制其自由，不过终归有度。政治与道德批判貌似不会伤害汉奸们的人身权，实则是一种更可怕的暴力，因其无度，所以恐怖。像这一轮反日游行，打砸抢肆虐，“汉奸”构成了为暴力、违法之举论证的最堂皇的理由。有人去日本料理店吃霸王餐，对外宣称：开这些店的人都是汉奸，活该白吃！ 活在这样的语境，开日本商店的“汉奸”、开日系车的“汉奸”可悲吗？更可悲的是，陆群先生说，某市拘留了47名参与打砸日系车、日货店的青年，讯问之时发现，有12人不知钓鱼岛在哪里。假如可以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这12人才是不折不扣的汉奸呢。 写到这里，不由一声悲叹：今昔对比，“汉奸”的所指与能指，竟完全颠倒。这个词语的归宿，是否应该像“反革命”那样，被扫入历史的尘埃？转念一想，哪怕“汉奸”销声匿迹，相应的说法必将迅速破土而出。只要那种虚幻的爱国情怀存在，只要独断、狭隘的暴力思维存在，“汉奸”便将谬种流传。只是这其中，真正的汉奸终归是少数；大多却是如被骂的李娜、被打的老人这般无辜的炮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