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因为在死亡36人的事故现场微笑而引发网友抨击，进而被曝光先后佩戴过11块世界名表，还有名牌皮带和镜架。在舆论压力之下，陕西省纪委对杨达才的经济状况开展调查，虽然调查的结果尚未公布，但鉴于其在事故现场的不当行为和其他严重违纪问题，决定撤销杨达才的各项职务，并作进一步调查。 杨达才东窗事发如果出于知情人举报，或同案人牵连，或因其他事由受到纪委调查后暴露，还比较能让人接受，所谓“罪有应得”。现在的情况却像极了行人走在街上，被隔墙扔出的砖头砸个头破血流，除了自认倒霉，没有其他可以解释。 杨达才是否自认倒霉，我们不知道，但确有一些官员从此患上了“杨氏焦虑症”：如果仅仅因为一个微笑，就会被人肉搜索，随之牵出一堆线索，最后丢了官还要被查处，这做官是否真的已成为“天下第一风险职业”？联想到前几年出现过一种说法，“县委书记是弱势群体”，难道互联网技术已经让公众有能力将现实生活中官民之间的权力关系完全颠倒过来了？长久以来一直被视为“世纪难题”的权力监督问题，真的已经解决？ 一些与杨达才有一样毛病的官员，则不妨在为网络监督焦虑的同时，更明白“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道理，对党纪国法心存敬畏，与其暗自焦虑，不如放下包袱，主动投案自首，还有些许挽回的余地。 反过来，也要承认，有了网络之后，权力监督确实要比没有网络时有效得多，尤其是公众参与的监督成效更加明显。
第一，网络技术提供了最大限度的信息共享，进而形成一种自发的“信息集成”机制。在日常生活中，许多信息都以片段的形态存在于互不联系的个人手中，而再重要的片段如果不能得到集成，其中的信息就难以产生作用。网络在理论上具有无处不到的优势，可以在同一时间里，将信息传递到最大数量的人那里，实现碎片与碎片的对接，释放出单一碎片所不具有的信息。杨达才的手表信息如果只是一个个单独存在，那公众最多只能反感其炫富，不能要求调查，因为以厅局级官员的收入，买个好一点的手表，不会有太大的困难。但当一块块名表的碎片集成11块名表的总量时，信息内容突然暴增，寻求合理解释成为了必要，纪检部门的调查有了切入口。 第二，网络技术放大了舆论的压力，推动了对违纪官员的查处。查处违法乱纪是纪检部门的职责，但在官员公开申报财产制度尚未建立的情况下，若非网络实现了关于杨达才收支不相称的片段信息的对接与集成，纪检部门要启动调查程序，也确有困难。这里既涉及保护干部，不能重复过去“一封信查半年”的做法，也涉及职能部门的工作负担，不能“见风就起浪”，还可能因错综复杂的官场关系网或潜规则，明知有问题也不予查处。现在经由网络，所有信息为公众所知情，纪检部门或者有了启动程序的理由，或者再也无法回避。不管哪种情况，显然都有助于伸张正义，让违纪官员受到应有的惩处。 第三，网络技术也为可能受到无端怀疑的官员提供了自证清白的机会，从而使得查处过程更加实事求是。相比过去投寄匿名举报信，被举报人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反复调查，甚至形成某种“查无实据的不利结论”，网络举报是被举报人和所有网民都可以充分而全面地知晓的，只要有足够的证据和站得住脚的解释，被举报者完全可以在同网民的坦诚对话中，自证清白，不会被查了几个月还蒙在鼓里。就此而论，网络监督虽然厉害，但多了一点人性，因为申辩的机会对于任何一个被冤枉的人都是最为宝贵的。 网络监督是国家惩防体系建设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现在民众使用这项技术越来越娴熟，官员也应当尽快跟上来，适应网络监督，适应民众对其隐私的合法曝光，适应在公务场合和生活环境中的适度低调。英国首相卡梅伦因为小时候上的贵族小学，现在怕同民众距离过远，有钱也不敢佩戴奢侈品，其夫人也不敢穿昂贵或高调的品牌服装。执掌公权力的人多一点自我约束，在公众看来是应该的，在他们自己看来，至少也有助于减轻“杨氏焦虑症”，何乐而不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