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香港的新诗历史不短不长，但能够真正称为香港的诗，始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蔡炎培、昆南等现代诗人的发轫，再经由也斯、西西等诗人使之成熟。在他们之前的香港诗歌，一是受上海现代派余波所及的都市诗，一是1949年前后南来文人带来的乡愁怀旧诗，均远离地道香港人的生活和情感。 蔡炎培有民国味道，昆南不忘古典情愁，但他们都不是空洞的怀旧者。蔡炎培的民国气质表现为其狂士气、情侠气，所谓上世纪50年代低俗的三及第文体，被他用到最前卫孤高的现代诗歌中，反而为后者添上许多落魄不羁，无意与同时代美国垮掉一代的放诞同构了。而更深处的民国精神表现为他对家国总难忘，但那种难忘不是南来文人式的。他并不忧国，只忧大国中一些寡民的命运，像他最动人的《七星灯》所写：“桃红不会开给明日的北大/鲜血已湿了林花/今宵是个没有月光的晚上/在你不懂诗的样子下/马儿特别怕蹄声”，个人命运成为时代精神的凝聚，一首诗便凝练了一段最波澜起伏的时空—面对“文革”，中国诗人的被迫失声，由一个香港诗人以想象填补了。 昆南的诗歌关注点从早期对世界局势、历史的宏大叙事，到后期书写《旺角怨曲》对困顿青年的感性演示，从一而终的是坚持文白词句的凝聚糅合，善于嫁接文言。无论是家国情怀、命运诅咒还是情欲绽放，他的力比多以古奥形式出现，因此制造出张力与诡异的同在。他的下半身写作与年轻人的不同，总是灵欲交缠，灵不离欲，欲不忘灵。还有的是写情欲与历史政治相交缠，而写情欲时亦偶尔来几句时事影射，亦妙。但他的情欲归根到底是古典的情欲。 如此看来，蔡炎培、也斯和昆南分别象征了香港诗的本我，自我，超我—潜意识深度的挖掘、理性完美的自知自主、对人性乌托邦的祈求超越。也斯出道稍晚，但成为了继承和集大成者—对香港自我的语言，他细细梳理加以辨别，整饬出一方丰盛的田园来。早期的也斯也愤怒张狂，他16岁写《树之枪枝》：“远方一株名字古怪的树/也急急的爆出芽来了/就这样子的愤怒下去吧/不管施栖佛斯的大石头/不管存在和不存在/就这样子的愤怒下去”，这是也斯少年时期的作品，看得出痖弦的影响，但比痖弦更激进和强烈。通篇的隐喻象征如水流急速随处溅出浪花，到最后反讽存在主义，树立起鲜明的诗人个性—也是一代青年的叛逆个性。但此后也斯迅速走向成熟—如果说昆南与蔡炎培扮演的是情圣与浪子的角色，都是不愿意长大的人，也斯就是早慧的穿越者。
1996年，我在内地，读到一本奇怪的书《浮藻》，它的封面难看，印着一朵金紫荆，明显是准备作为香港回归“献礼”而出版的，但内容却比我当时看到的任何一本华语文学都要前卫，这是我读的第一本香港当代诗人的作品，它的结构、语调和对身份反思的敏感都震撼了我。没想到日后我能认识它的作者也斯先生，并且与他一起面对这个后九七的香港、后九七的文学。 当然这个香港更属于他、和他那一代为香港悸动和燃烧过的青年们，如果不是他们当年的种种大胆对陈旧价值的冲击、种种对新美学建设的实验，如果不是他们对香港人文化身份的自信，可以说没有今天的香港—如浮藻渐渐聚结、开合，原来也可以生化出繁盛的生态来。 今日阅读六七十年代的香港文学作品，依旧惊艳于它们的大胆超越。就看彼时方才二十岁左右的也斯一人便可知，散文《灰鸽早晨的话》、诗集《雷声与蝉鸣》、小说《养龙人师门》等，均可媲美当时华语文学的最强，同时与世界前卫文学衔接，少年心气之勇之锐，莫过于此。重读也斯70年代的小说集《养龙人师门》，依然让人惊叹且欷歔不已，那一代人的爱与自由，美好而怅茫。这本小说集与也斯妻子吴熙斌的小说集《牛》，是我最喜爱的香港小说，奇幻中有素朴在，入神时能出神。 常常想象，50年代开始之后那个百废待兴的香港，是怎样展露在这一群未来的少年的眼中的呢？早期也斯诗作有痖弦影响的痕迹，青春新奇，但已经显露出与痖弦或者大陆“今天诗派”的不同来，那就是他不尚朦胧，趋向清晰。走向成熟的也斯善写场景诗、咏物诗，经历了从对景、物的关注到对手艺及手艺背后的人的关注，咏物里面充满了个人、尤其是香港个人的身份反思—“事物”对于他来说是“东西”，充满了后殖民时代的种种吊诡。这样一种咏物诗的写作方式，在当代华语诗歌里也是全新的。 也斯的新，还在于他对公民世界的自然接受，一反以前现代派诗歌的贵族化和偏激、修辞暴力，他温和包容却又不忘创新，就如他所写的《沙律》—一首意象四散但形式整饬的实验诗歌，结尾是: 经历 由浓而淡 逐一 咀嚼 如今 逐渐 爱苦涩的 清新 包容 种种 破碎 不知秩序” 也斯理性地与普世价值接轨，和一般人所想象的疯狂、极端诗人完全不同。他的“东西”、他的诗，常常如俄国诗人曼德斯塔姆所书写的一样，包含着“对世界文化的眷恋”—我们可以读出诗人在古代当代的东方西方、乡野或者都会出入自如，也斯是属于全球化时代的诗人，书写着汉语诗歌的一个新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