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只眼睛的牌子 我的另两只眼睛



     说来也真是幸运,近两年来,不时有发表在时代周报等报纸上的文章被《读者》、《青年文摘》和《杂文选刊》等刊物转载。遂有朋友问我写这类杂文或随笔的缘由。我十分乐意就此谈几句。

  许多人都知道我在大学里教书,是个教书匠;教书之余搞点翻译,又是个翻译匠。无论作为教书匠还是翻译匠,都好像跟写杂文没多大关系,而我写杂文,偏偏与此有关。

  教书匠当然也要写东西—要写教学论文或学术论文。借用易中天教授的说法,大学成了养鸡场,不但规定教授一年下几个蛋即规定写论文的数量,而且规定下蛋的地方,即要下在权威刊物核心刊物上面等等。可话又说回来,只要你乖乖下蛋而且乖乖下在指定位置,大学对你还是不错的—保你有奖金、有职称,甚至有行政头衔和种种荣誉称号。也就是说,只要你在体制内按其游戏规则乖乖跟着走跟着玩,基本可以保证衣食无忧甚或名利双收加官进爵。实际上我周围也不乏其人,他们是校园的骄子、体制的宠儿,香车宝马的拥有者,十足的中产阶级。但问题是,这样就算好的教授,尤其好的文科教授了吗?就算“铁肩担道义”、就算“心事浩茫连广宇”、 就算“仰望星空”的知识分子了吗?应该说,教授一是专业人士,一是知识分子。作为专业人士,他要把自己的专业知识传授给学生,同时进行专业领域的研究;而作为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必须体现社会和时代的良知。失去良知,知识分子无非是有知识的俗物,教授无非是有教授职称的市侩而已。借用钱理群教授的话,无非是“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罢了。一句话,校园缺少了什么。于是我开始不自量力地追求大学校园中缺少的东西—追求大学之道、为师之道、为学之道。同时走出校园,诉求社会正义与良知,诉求文化乡愁。

  是的,乡愁。而且,由于我是乡下出身的教授,总是忘不了养育自己的故乡,忘不了故乡的父母,忘不了故乡的乡亲和那里一草一木。这样,除了宏大的文化乡愁,又多了关乎生身故乡的切切实实的乡愁,即故园之思。而这样的乡愁,无论我们置身何处,无论我们怀有怎样的信仰和世界观,都会从深处从远处一点点温暖我们的心,比如杏花,比如杏花春雨。春雨很小,很细,如烟,如丝,温馨,迷蒙,若有若无,正是乡愁的物化。杏花,无疑代表故乡的村落和老屋。或谓“沾衣欲湿杏花雨,拂面不寒杨柳风”;或谓“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或谓“杏树坛边渔父,桃花源里人家”……。故园之思,游子之情,羁旅之苦,于此尽矣。万井笙歌,一樽风月,不足以化解;千里莼羹,西风鲈脍,莫能比之也。可以说,始于大学之道的正义与良知的诉求,始于故园之思的文化乡愁的呼唤,是我的杂文的两只眼睛,或者说是我另外拥有的两只眼睛。而这都与我的教书匠身份、尤其乡下教书匠的身份有关。

  我所以开始写杂文,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理由—当然也是不自量力—刚才说了,我除了是教书匠,还是个翻译匠,翻译的书足有六七十本,仅村上春树的就有四十多本。容我再次滥用那个生蛋比喻,就是把村上用日文生的蛋慢慢变成中文蛋,而且要变得一模一样。人家是双黄的,我也要双黄的,人家是红皮带麻子的,我也不能弄白皮带条纹的,你说苦不苦?何况日本东京一所著名学府还有一位朋友目光炯炯地盯着,一会儿说我的翻译“美化”了,一会儿说“庸俗”化了,又一会儿说“文语书面语”化了。说“鸡蛋里挑骨头”未免有失风度,但芒刺在背甚或躺着中枪的感觉的确是有一些的。于是我暗暗发誓,咱自己写写看!“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况且这方面老前辈早已做出了榜样,如我的本家林琴南、林语堂以及周氏兄弟和冰心杨绛丰子恺等人,都是集翻译家与作家于一身的大家。我何不也试试呢?成不成另当别论,试试的价值总是有的—几年下来,这个野心也催生了三四百篇散文、随笔或杂文。

 有两只眼睛的牌子 我的另两只眼睛
  啰嗦了半天,忽悠了半天,其实无非一堆“豆腐块”罢了。论思想,谈不上石破天惊;论题材,算不得独辟蹊径;说意境,也未必深邃悠远。惟一可取之处,大约在于语言或文体。这点还是应该感谢我的老伙计村上君的,他一再强调“文体就是一切”。我也认为“文体就是一切”。而这并不意味我有多么敬业或多么有才,而是因为别无选择:勇者逐鹿中原,称霸一方,智者商海弄潮,腰缠万贯。而文弱者如我,只好寻章摘句雕虫不止。或者再次借用村上君的说法,甘当一名“文化扫雪工”,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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