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0月8日，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正式发布调查报告，“警告和华为、中兴合作的美国企业另找供应商”；而在不久前的9月2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亦发布命令，阻止三一集团关联企业Ralls对4个美国风电场项目的收购。
实际上，无论是华为和中兴、还是三一集团的Ralls公司，都难言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有何威胁，华为和中兴均曾事无巨细地配合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调查，时间长达一年，而Ralls公司则不仅主动回应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的质疑，更曾表态改变风电场的位置规划。 纵观华为和中兴的海外市场之路，我们极易发现，伴随着华为和中兴的市场竞争力和市场规模的提高，其外在阻力亦近乎同比例放大。而阻力来源和表现形式，则在华为和中兴发展的不同阶段，亦迥然不同。在华为和中兴开拓海外市场的早中期，其阻力来源更多来自同行的国际巨头，可在最近几年，阻力却逐渐来自发达国家政府。而在华为和中兴的国际化过程中，其阻力的表现形式亦根据不同阶段，可相对细分为技术阻力、知识产权阻力和政治阻力。 应该说，对于创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华为和中兴而言，其初涉海外市场，因市场规模较小以及产业层次偏低端，并未引起爱立信、思科等国际通信巨头的过多关注。而华为和中兴在这一阶段的国际化压力，则主要体现在技术以及配套服务环节，与其时国际巨头相比，华为和中兴虽然价格优势明显，但在技术以及配套服务环节仍然存在较大差距。正因为此，华为和中兴早期的海外市场拓展，主要侧重于新兴市场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华为虽然1996年即已进入香港市场，但真正的首次海外中标却是1999年在越南和老挝两国，而中兴在2002年之前的海外之旅，亦主要集中在亚非拉等欠发达国家。 但是，当华为和中兴告别海外市场的试水期，在2002年后正式进入全球扩张阶段时，国际巨头立即变得异常警觉起来。这是因为，这一阶段的华为和中兴国际化，不仅全面进入发达国家、而且陆续在全球各地组建研发中心。而这对于爱立信、思科等国际通信巨头而言，不啻是客场受挫之后，主场再遇“袭击”。在这一阶段，面对华为和中兴高速成长的技术研发能力以及逐渐优于老牌通信巨头的配套服务水平，国际通信巨头以知识产权为武器加以阻击。在2003年1月思科对华为打响“中美知识产权第一案”之后，围绕专利侵权产生的纠纷，则一直伴随在华为和中兴的国际化过程之中。 面对国际通信巨头的知识产权大棒，华为和中兴在积极应对的同时，更是通过加大专利研发和申报予以化解—今年3月5日，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华为凭借1831项国际专利，成为全球企业国际专利申请的第3名，而中兴更是以2826件的国际专利申请，成为2011年度全球企业国际专利申请的首位。而华为和中兴在突破知识产权“围剿”的同时，更是合理展开反击，2011年4月的华为摩托罗拉专利诉讼案，即是以摩托罗拉向华为“道歉+赔款”而收兵。 在迈过知识产权这道门槛后，华为和中兴的国际化势头遇到的阻力就是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进行的阻击—2010年8月，华为与中兴竞标美国第三大移动运营商的蜂窝网络升级项目，因“可能危害美国国家安全”被拒之门外；2011年11月，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以危及“国家安全”为由，对华为和中兴进行调查；今年4月，澳大利亚以网络安全为由，禁止华为投标澳大利亚宽带网设备项目。 那么，华为和中兴如何才能破解政治色彩明显的第三道门槛？作为企业自身，最重要的是通过规范公司治理、清晰股权结构、加快公众公司步伐，从而不予人以口实。同时，依据市场规则博弈，确保自身利益。而在国家层面，则应通过外交渠道对此进行声援，针对性地优化和制定法规，以便于依法据理力争，此外，应尽快制定出台《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促进法》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