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斯:探寻昔日传奇的作家和诗人



   2013年1月5日,香港著名作家、学者也斯逝世,享年65岁。

  写文章时,他是也斯。写诗时,他是梁秉钧。这是一位文学全才,既是岭南大学比较文学讲座教授,也是诗人、散文家、小说家。法国大作家弗朗西斯·密西奥称:“也斯是一位探寻昔日传奇的作家和诗人。”香港著名作家叶辉说:“也斯写评论文字,常以散文的笔触、从感性的角度,对问题层层抽丝剥茧,用真实的感觉做出理性的分析。更重要的,是语气的真挚和亲切,不硬套理论,不搬弄令人打瞌睡的术语。”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温儒敏认为:“也斯也正经八百地写过厚重的‘学院式’的批评论文,但我还是更爱读他那些随感式的富于诗的韵味的诗评。”梁秉钧的诗歌创作也为文化界公认,常常作为香港诗歌的代表人物与世界级诗人对话。

  几年前,也斯患上癌症,他积极接受西医和中医的治疗,同时写作不断。香港著名小说家董启章深受也斯的影响,他的记忆中也斯为人乐观,提携后辈不遗余力:“除了香港,他也常常到外国去,交了很多朋友。听说他得了肺癌,大家都很担心。大家也很奇怪:他不抽烟,但为什么会有肺癌?”

  2012年,也斯依然从容参加各类文学活动,是香港书展的“年度作家”。

  为中国诗人重新定位

 也斯:探寻昔日传奇的作家和诗人
  也斯本名梁秉钧,小学时读遍家中由内地带到香港的五四作品。朱自清编的《新文学大系》诗歌卷是他的新诗启蒙,他还喜欢朱自清、闻一多、周作人、李金发、徐志摩的作品。当时香港的旧书店老板曾用速印机翻印过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新诗集,为文艺青年青睐。梁秉钧就买过卞之琳、穆旦、李广田、王辛笛的诗集。他的舅舅到台湾读书后,又带回一些台湾的诗集,使他开始关注纪弦、痖弦。

  就读浸会大学英文系时,梁秉钧开始研究现代诗。他回忆:“当时我很想理解外国的文学思潮。1960年代是一个压抑又躁动的年代,法国、美国有学生运动,中国内地有‘文化大革命’。香港正迈向现代化,东西文化互相冲击。我在这都市成长,遇到的新事物想寻找对应的写法。但是‘五四文学’很少写到这种城市,所以我向法国、东欧、拉丁美洲的文学寻找参照。”

  浸会大学毕业后,梁秉钧辗转任职多间报馆,熟悉香港草根阶层的生活,认识了许多传媒界、艺术界的朋友。他前后写了八年专栏,内容涉及书评、影评、艺术评论。1972年,梁秉钧和朋友合办《四季》杂志,第一期尝试做了加西尔·马尔克斯专辑。他找来一些朋友,通过英文、法文将《百年孤独》的第一章及马尔克斯的四五篇短篇翻译出来。第二期则做了博尔赫斯专辑。直到1982年,加西尔·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中国大陆、台湾才开始翻译其作品。梁秉钧说:“我们在香港比较早接触这些东西,也很想借鉴这种有热情也有艺术性、社会关怀的文学。”1978年,梁秉钧出版第一本小说集《养龙人师门》,尝试用魔幻写实手法写香港的都市面貌。

  1978年,梁秉钧赴美攻读研究院,1984年获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比较文学博士学位。留学期间,梁秉钧发现比较文学涉及面很广,跟哲学、历史、艺术、电影等都有关系,而这些正跟他以前的工作紧密相关。写博士论文时,梁秉钧关心现代主义的问题。他本来想做的题目是研究美国诗人,例如庞德、盖瑞·施耐德受中国古典诗的影响,后来他发现美国学界研究诗歌的材料很多,反而是研究中国诗歌的材料很少。他认为中国新诗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一方面是战乱与政治的变幻,使文学家受到很多困扰,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很多有意思的作品。中国文学的现代主义文学跟英美奥登、庞德的现代主义完全不同,梁秉钧于是尝试用理论去讨论,在某种意义上为中国诗人重新定位。他认为:“闻一多对神话、《楚辞》、《诗经》很有见地,没有抛弃传统。周作人、鲁迅旧文学的功力深厚;到后一代的林庚,他的诗有不少旧诗词的痕迹。沈尹默、吴兴华的古典文学修养很深。当时好像有一种非此即彼的观念,不是西化就是传统的,其实他们是做了调和的。所以,1940年代的新诗可能是最成熟的,没有表面化地跟传统对立,也没有表面化地抄袭和借鉴西方的东西,比较成熟地消化了两方面的东西。冯至、穆旦、郑敏、辛笛这些人的诗是比较成熟的,能看到1940年代的时代背景,但另一方面也注重诗的艺术性。”

  梁秉钧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加州大学、史丹福大学、哈佛大学的藏书中找到了很多材料,重新发现了一些诗人诗集,终写成论文《抗衡的美学:中国新诗的现代性:1937-1949》。同一阶段,他还完成了诗集《游诗》,这本诗集除了受当代美国后现代诗风的冲击外,也向40年代的诗人吴兴华与辛笛等致意。

  写完论文回港任教后,梁秉钧仍然保持收集新诗材料的习惯。1987年到上海交流期间,他访问了孙大雨、罗洛、施蛰存、辛笛,同时继续寻找另外一些诗人的下落,如广州的梁宗岱、欧外鸥、李育中。他说:“我一直对香港和广州的关系很有兴趣。当年的诗人李育中、欧外鸥、林英强、侯汝华、刘火子,都跟香港有来往、他们办杂志,发表作品,或在港生活。以前有‘省港澳’之说,粤剧的戏班很自然在省港澳演出,当时没有海关,大家交流顺畅。”

  研究南来文人的历史

  也斯曾任教于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后为香港岭南大学比较文学讲座教授。他的学术研究和教学的课题,都跟社会现实有关。他说:“我在学院里面是没那么象牙塔的一个人。主要是因为我自己的背景,我在报馆工作过,做过记者,我也试过通宵当新闻翻译,明白世界是怎样运作的,所以不会只是在学院里高调地讲理论。”

  近年,也斯尝试整理1949年之后南来一代文化人的历史:“当时很多文化人来香港之后,丰富了香港的文化,为香港带来一些正面的能量。”对于这些南来文化人,也斯如数家珍:“宋淇带着清华才子的才情,来到香港,在学院内外筹措;刘以鬯从上海来,有点继承了穆时英、施蛰存那种都市的、现代的风格,来到香港写作,在商业社会进退周旋;曹聚仁的杂文、古典文学、文史修养很好,他也做记者,有时候他写的东西,左右都不讨好,始终有点不得志;从上海来的叶灵凤,多写书话以及香港掌故;还有徐,从过去浪漫的《风萧萧》转到写小人物的《江湖行》以至后来较哲理性的小说;上海来的还有易文,他是一个导演,也是一位小说家,后来在邵氏、电懋等,拍了很多电影,也写了很多小说;还有费穆,来到香港成立龙马电影公司。”

  从广州到香港的文化人也是也斯关注的对象:“力匡1950年代过来写诗和小说,是挺受重视的一个作者,也做编辑。他来香港后,写了一些怀乡的东西。他的小说也写得很好。后来他去了新加坡。写小说的还有齐桓、黄思骋等人。戏剧电影方面有李晨风、卢敦。”

  也斯提出了“后殖民”的观念:“后殖民就是殖民时期结束之后的年代,这是时间上的划分。但是‘后殖民’还有一种意思,就是破解或反省的意思。其实殖民时期过了,大家是不是真的对殖民地带来的问题有一些反省和破解呢?这是第二层意思。这两层意思未必是同步的。殖民时期结束了,未必是我们所有人就立即能够去破解殖民带来的迷思、生活的形式、思想的方法。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是一个殖民之后的时期,但这个时期也不是很容易去面对、整理、思考的。在人的各种生活里面,殖民的影响可能还是存在的,未必能够有一种反省或者破解。我就是想写这种矛盾。”

  也斯一生深爱香港的生活与文化。对“香港是文化沙漠”一说,他曾笑道:“在殖民时期,政府对文化方面特别不鼓励。投钱进去的行业是演艺,因为演艺可以是一种娱乐,娱乐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多政治上、思想上的问题。1950年代的作家做了很多工作,对于今天也有参考作用,但是政府没有很好地整理,所以年轻一代也不认识这些东西。某方面来说香港是文化沙漠,也可以说它不是。沙漠,好像是说这个环境一直不是很鼓励文化上的发展,但是很奇怪的是,有很多人在这里做了很多事。如果有人愿意去整理,会发现里面有很多值得看的东西。香港写稿的人可能是两栖动物,既写商业流行的小说,也写一些严肃的小说。沙漠也有仙人掌,有很多种不同的植物,如果不只是要求一种玫瑰花,那就可能有其他的植物,这些东西可能也是值得看的。”

  热爱电影、旅行、饮食

  除了诗歌,也斯热爱电影、旅行、饮食。1960年代,他还是中学生时,香港有一个电影协会,专门放映外国的艺术电影。当时的法国文化协会在每年三四月也会举办法国电影节,将最新的法国电影带过来。也斯由此看了很多法国电影、意大利新写实主义、德国电影。1970年写专栏之前,也斯已经在一些报纸杂志写影评了。他回忆:“当时电影对我们的冲击也很大,有些时候,我是通过看电影,才发现了不同的欧美文学。所以,电影给我带来一些不同的启发、不同的叙事方法,对我写诗和小说也有影响。比较文学跟跨媒体也有关系的,比较文学也有研究文学跟艺术、电影的关系。所以,我在美国的时候,也修读了很多电影课,以前用电影教书的时候,学生就比较容易进入它的世界,可以通过电影再介绍他们去看文学的作品,讲理论的东西。”

  教书之余,也斯喜欢旅行,写了大量的游记:1970年代写台湾的《新果自然来》,1980年代写大陆的《昆明的除夕》,后来写纽约和东欧的《越界书简》、写柏林的《在柏林走路》。他曾和日本文化评论家四方田犬彦对谈,谈东京和香港的城市文化,名为《往复书简》,由东京讲谈社出版。他说:“有时候觉得旅行可以让你多看这个世界,多看不同的人的生活。这个世界有很多种文化,各有优点,通过看异同,可以看到很多东西。旅行也可以认识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人,不同的地方。”他觉得游记充满可塑性,最通俗、最流行的报纸、杂志都会介绍去外国旅游,可称是一种商业性写作。“在西方,像歌德、赫瑟的成长小说,就写主角入世的漫游,是经过旅游去认识世界。一开始他可能读了一点书,但是对世界不是很认识,通过旅行,他遇到一些人,有些人对他有启发,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影响。在西方的成长小说里,旅行占了一个重要位置。”

  也斯还写过很多关于饮食的文章。小说《后殖民食物与爱情》多角度地反映了1997年之后一般香港人的心态。“我想从普通人的角度去写香港生活,当时就想写食物,食物好像是最普通的人际来往的东西。”他的散文集《人间滋味》则是通过食物去写人情、人事。他说:“我向往周作人、梁实秋、林文月、逯耀东那种写食物和人事的传统,不想做功利的饮食指南。最理想是用散文写饮食,像张岱、袁枚那样。如果只是写这种食物好吃还是不好吃,就比较像常见的饮食指南。我但愿可以天马行空,可以挖深来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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