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13年1月5日，香港著名作家、学者也斯逝世，享年65岁。 写文章时，他是也斯。写诗时，他是梁秉钧。这是一位文学全才，既是岭南大学比较文学讲座教授，也是诗人、散文家、小说家。法国大作家弗朗西斯·密西奥称：“也斯是一位探寻昔日传奇的作家和诗人。”香港著名作家叶辉说：“也斯写评论文字，常以散文的笔触、从感性的角度，对问题层层抽丝剥茧，用真实的感觉做出理性的分析。更重要的，是语气的真挚和亲切，不硬套理论，不搬弄令人打瞌睡的术语。”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温儒敏认为：“也斯也正经八百地写过厚重的‘学院式’的批评论文，但我还是更爱读他那些随感式的富于诗的韵味的诗评。”梁秉钧的诗歌创作也为文化界公认，常常作为香港诗歌的代表人物与世界级诗人对话。 几年前，也斯患上癌症，他积极接受西医和中医的治疗，同时写作不断。香港著名小说家董启章深受也斯的影响，他的记忆中也斯为人乐观，提携后辈不遗余力：“除了香港，他也常常到外国去，交了很多朋友。听说他得了肺癌，大家都很担心。大家也很奇怪：他不抽烟，但为什么会有肺癌？” 2012年，也斯依然从容参加各类文学活动，是香港书展的“年度作家”。 为中国诗人重新定位
也斯本名梁秉钧，小学时读遍家中由内地带到香港的五四作品。朱自清编的《新文学大系》诗歌卷是他的新诗启蒙，他还喜欢朱自清、闻一多、周作人、李金发、徐志摩的作品。当时香港的旧书店老板曾用速印机翻印过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新诗集，为文艺青年青睐。梁秉钧就买过卞之琳、穆旦、李广田、王辛笛的诗集。他的舅舅到台湾读书后，又带回一些台湾的诗集，使他开始关注纪弦、痖弦。 就读浸会大学英文系时，梁秉钧开始研究现代诗。他回忆：“当时我很想理解外国的文学思潮。1960年代是一个压抑又躁动的年代，法国、美国有学生运动，中国内地有‘文化大革命’。香港正迈向现代化，东西文化互相冲击。我在这都市成长，遇到的新事物想寻找对应的写法。但是‘五四文学’很少写到这种城市，所以我向法国、东欧、拉丁美洲的文学寻找参照。” 浸会大学毕业后，梁秉钧辗转任职多间报馆，熟悉香港草根阶层的生活，认识了许多传媒界、艺术界的朋友。他前后写了八年专栏，内容涉及书评、影评、艺术评论。1972年，梁秉钧和朋友合办《四季》杂志，第一期尝试做了加西尔·马尔克斯专辑。他找来一些朋友，通过英文、法文将《百年孤独》的第一章及马尔克斯的四五篇短篇翻译出来。第二期则做了博尔赫斯专辑。直到1982年，加西尔·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中国大陆、台湾才开始翻译其作品。梁秉钧说：“我们在香港比较早接触这些东西，也很想借鉴这种有热情也有艺术性、社会关怀的文学。”1978年，梁秉钧出版第一本小说集《养龙人师门》，尝试用魔幻写实手法写香港的都市面貌。 1978年，梁秉钧赴美攻读研究院，1984年获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比较文学博士学位。留学期间，梁秉钧发现比较文学涉及面很广，跟哲学、历史、艺术、电影等都有关系，而这些正跟他以前的工作紧密相关。写博士论文时，梁秉钧关心现代主义的问题。他本来想做的题目是研究美国诗人，例如庞德、盖瑞·施耐德受中国古典诗的影响，后来他发现美国学界研究诗歌的材料很多，反而是研究中国诗歌的材料很少。他认为中国新诗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一方面是战乱与政治的变幻，使文学家受到很多困扰，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很多有意思的作品。中国文学的现代主义文学跟英美奥登、庞德的现代主义完全不同，梁秉钧于是尝试用理论去讨论，在某种意义上为中国诗人重新定位。他认为：“闻一多对神话、《楚辞》、《诗经》很有见地，没有抛弃传统。周作人、鲁迅旧文学的功力深厚；到后一代的林庚，他的诗有不少旧诗词的痕迹。沈尹默、吴兴华的古典文学修养很深。当时好像有一种非此即彼的观念，不是西化就是传统的，其实他们是做了调和的。所以，1940年代的新诗可能是最成熟的，没有表面化地跟传统对立，也没有表面化地抄袭和借鉴西方的东西，比较成熟地消化了两方面的东西。冯至、穆旦、郑敏、辛笛这些人的诗是比较成熟的，能看到1940年代的时代背景，但另一方面也注重诗的艺术性。” 梁秉钧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加州大学、史丹福大学、哈佛大学的藏书中找到了很多材料，重新发现了一些诗人诗集，终写成论文《抗衡的美学：中国新诗的现代性：1937-1949》。同一阶段，他还完成了诗集《游诗》，这本诗集除了受当代美国后现代诗风的冲击外，也向40年代的诗人吴兴华与辛笛等致意。 写完论文回港任教后，梁秉钧仍然保持收集新诗材料的习惯。1987年到上海交流期间，他访问了孙大雨、罗洛、施蛰存、辛笛，同时继续寻找另外一些诗人的下落，如广州的梁宗岱、欧外鸥、李育中。他说：“我一直对香港和广州的关系很有兴趣。当年的诗人李育中、欧外鸥、林英强、侯汝华、刘火子，都跟香港有来往、他们办杂志，发表作品，或在港生活。以前有‘省港澳’之说，粤剧的戏班很自然在省港澳演出，当时没有海关，大家交流顺畅。” 研究南来文人的历史 也斯曾任教于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后为香港岭南大学比较文学讲座教授。他的学术研究和教学的课题，都跟社会现实有关。他说：“我在学院里面是没那么象牙塔的一个人。主要是因为我自己的背景，我在报馆工作过，做过记者，我也试过通宵当新闻翻译，明白世界是怎样运作的，所以不会只是在学院里高调地讲理论。” 近年，也斯尝试整理1949年之后南来一代文化人的历史：“当时很多文化人来香港之后，丰富了香港的文化，为香港带来一些正面的能量。”对于这些南来文化人，也斯如数家珍：“宋淇带着清华才子的才情，来到香港，在学院内外筹措；刘以鬯从上海来，有点继承了穆时英、施蛰存那种都市的、现代的风格，来到香港写作，在商业社会进退周旋；曹聚仁的杂文、古典文学、文史修养很好，他也做记者，有时候他写的东西，左右都不讨好，始终有点不得志；从上海来的叶灵凤，多写书话以及香港掌故；还有徐，从过去浪漫的《风萧萧》转到写小人物的《江湖行》以至后来较哲理性的小说；上海来的还有易文，他是一个导演，也是一位小说家，后来在邵氏、电懋等，拍了很多电影，也写了很多小说；还有费穆，来到香港成立龙马电影公司。” 从广州到香港的文化人也是也斯关注的对象：“力匡1950年代过来写诗和小说，是挺受重视的一个作者，也做编辑。他来香港后，写了一些怀乡的东西。他的小说也写得很好。后来他去了新加坡。写小说的还有齐桓、黄思骋等人。戏剧电影方面有李晨风、卢敦。” 也斯提出了“后殖民”的观念：“后殖民就是殖民时期结束之后的年代，这是时间上的划分。但是‘后殖民’还有一种意思，就是破解或反省的意思。其实殖民时期过了，大家是不是真的对殖民地带来的问题有一些反省和破解呢？这是第二层意思。这两层意思未必是同步的。殖民时期结束了，未必是我们所有人就立即能够去破解殖民带来的迷思、生活的形式、思想的方法。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是一个殖民之后的时期，但这个时期也不是很容易去面对、整理、思考的。在人的各种生活里面，殖民的影响可能还是存在的，未必能够有一种反省或者破解。我就是想写这种矛盾。” 也斯一生深爱香港的生活与文化。对“香港是文化沙漠”一说，他曾笑道：“在殖民时期，政府对文化方面特别不鼓励。投钱进去的行业是演艺，因为演艺可以是一种娱乐，娱乐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多政治上、思想上的问题。1950年代的作家做了很多工作，对于今天也有参考作用，但是政府没有很好地整理，所以年轻一代也不认识这些东西。某方面来说香港是文化沙漠，也可以说它不是。沙漠，好像是说这个环境一直不是很鼓励文化上的发展，但是很奇怪的是，有很多人在这里做了很多事。如果有人愿意去整理，会发现里面有很多值得看的东西。香港写稿的人可能是两栖动物，既写商业流行的小说，也写一些严肃的小说。沙漠也有仙人掌，有很多种不同的植物，如果不只是要求一种玫瑰花，那就可能有其他的植物，这些东西可能也是值得看的。” 热爱电影、旅行、饮食 除了诗歌，也斯热爱电影、旅行、饮食。1960年代，他还是中学生时，香港有一个电影协会，专门放映外国的艺术电影。当时的法国文化协会在每年三四月也会举办法国电影节，将最新的法国电影带过来。也斯由此看了很多法国电影、意大利新写实主义、德国电影。1970年写专栏之前，也斯已经在一些报纸杂志写影评了。他回忆：“当时电影对我们的冲击也很大，有些时候，我是通过看电影，才发现了不同的欧美文学。所以，电影给我带来一些不同的启发、不同的叙事方法，对我写诗和小说也有影响。比较文学跟跨媒体也有关系的，比较文学也有研究文学跟艺术、电影的关系。所以，我在美国的时候，也修读了很多电影课，以前用电影教书的时候，学生就比较容易进入它的世界，可以通过电影再介绍他们去看文学的作品，讲理论的东西。” 教书之余，也斯喜欢旅行，写了大量的游记：1970年代写台湾的《新果自然来》，1980年代写大陆的《昆明的除夕》，后来写纽约和东欧的《越界书简》、写柏林的《在柏林走路》。他曾和日本文化评论家四方田犬彦对谈，谈东京和香港的城市文化，名为《往复书简》，由东京讲谈社出版。他说：“有时候觉得旅行可以让你多看这个世界，多看不同的人的生活。这个世界有很多种文化，各有优点，通过看异同，可以看到很多东西。旅行也可以认识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人，不同的地方。”他觉得游记充满可塑性，最通俗、最流行的报纸、杂志都会介绍去外国旅游，可称是一种商业性写作。“在西方，像歌德、赫瑟的成长小说，就写主角入世的漫游，是经过旅游去认识世界。一开始他可能读了一点书，但是对世界不是很认识，通过旅行，他遇到一些人，有些人对他有启发，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影响。在西方的成长小说里，旅行占了一个重要位置。” 也斯还写过很多关于饮食的文章。小说《后殖民食物与爱情》多角度地反映了1997年之后一般香港人的心态。“我想从普通人的角度去写香港生活，当时就想写食物，食物好像是最普通的人际来往的东西。”他的散文集《人间滋味》则是通过食物去写人情、人事。他说：“我向往周作人、梁实秋、林文月、逯耀东那种写食物和人事的传统，不想做功利的饮食指南。最理想是用散文写饮食，像张岱、袁枚那样。如果只是写这种食物好吃还是不好吃，就比较像常见的饮食指南。我但愿可以天马行空，可以挖深来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