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12年年末，山西省境内接连发生两次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巧合的是，数日之后，省政府才接到上报，“瞒报”将事故带到了2013年。强有力的第三方问责与监管机制缺位，使得瞒报成为生产与扩散风险的方式。 2012年12月25日，山西南吕梁山的铁路隧道施工单位发生爆炸，导致8人死亡5人受伤，中铁隧道下属单位不但没有及时上报事故详情，还将死者草草火化，闭目塞听。12月31日，陕西省长治市境内的山西天脊煤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生苯胺泄漏事故，38.7吨苯胺泄漏，其中8.7吨流入浊漳河内，5天之后，事故才上报省政府，而有毒物质已经影响到下游邻省境内，河北邯郸发生停水、市民抢购矿泉水事件。 两起事故不约而同地被“瞒报”，错过了最佳救援时机，使危险迅速扩散，造成了严重的损失。瞒报的背后折射出企业或者地方政府还没有适应风险社会的来临，还试图以瞒天过海之术掩盖风险，殊不知，风险随处可在，按下葫芦浮起瓢。在网络时代，瞒报不过是一种鸵鸟政策，两起事故最先通过网络而天下大白。 两起事故是人祸而非天灾，工业化社会面临的主要风险来自工业化生产本身，如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指出，“现代化业已耗尽了和丧失了它的他者，如今正在破坏自身作为工业社会连同其功能原理的前提。”风险的生产与分配已经侵入到人们的生活之中，身处风险社会之中，安全感都是相对的，也是脆弱的，没有任何一种制度可以真正“保险”。邯郸市的居民也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面对“停水”这一风险，而沿河的居民也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饮用或者使用已经被污染的河水。 苯胺泄漏已经造成了严重的污染风险，而企业与地方政府则秘而不宣，任由污染扩散，直至风险已经越过省界而至邻省，才匆忙上报。风险的生产与扩散已经超过了阶级、种族、省界甚至国界，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冲与规避风险需要一种高度透明、协商的制度，各个相关的个体、机构应该相互合作与依赖。瞒报恰恰阻断了化解风险的途径，反倒加剧了风险的生产与扩散。
无论山西省还是国家都颁布了相关的事故报告办法，突发事件需要在一至两个小时内层层上报，而两起事故的责任人则试图“瞒报”，已经触犯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受到制裁也是理所当然。既然有完整的上报规定，相关人员却“不约而同”选择了瞒报，长治市的新闻办主任辩称，“只要污染不出长治的边界好像不用往省里报。”碎片化的思维与管理模式只能积聚系统性的风险，地方政府反倒成为麻烦的制造者。 作为公共安全的提供者，政府需要严格的问责机制和执行机制，由于瞒报的惩罚机制不完善，成本比较低，因此，责任人的瞒报动机比较强烈。旧有的“政绩观”造成了“报喜不报忧”的惯性思维，面对风险，产生了一种“认知失调”的幻觉。当遇到事故之后，通过瞒报或者弱化事故严重性来维持“但求无过”的心理平衡。在这样的心理机制下，错误的决策便应运而生，这也是两起事故“不约而同”瞒报的原因所在。 瞒报生产风险的机制不会因企业的性质不同而有所区别，中铁是实力雄厚的央企，而天脊煤化工集团则是山西省的知名国企。在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灰色地带往往问责缺位，反倒更容易滋生庇护关系，瞒报成为利益共谋的手段。僵化落后的风险管理机制在掩盖旧风险的同时制造了新的风险，如果提早通报，应对得当，苯胺污染就不至于蔓延80公里水道。共谋者自认为可以垄断信息，实质是对权力的依赖症，而网络时代打碎了信息垄断的高墙，如刀的权力无法断水。 也许人们会为管理良好、资产雄厚的央企作出瞒报的事情感到震惊，但是事实证明，应对风险不能依赖道德感，而是更好的问责与参与机制。贝克认为，“面对着日益增长的或危险的生产力，亚政治从政治手中接过了塑造社会的领导型角色。”每个人都是风险社会中的一员，都有权利与责任参与其中，尽早发现风险，防微杜渐。 让利益的攸关者参与到风险管控之中，才会消解瞒报的动机，纵向封闭的风险应对体制滋生瞒报，也成为风险的生产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