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河南第一条收费公路郑州黄河大桥近日终止收费。这条1986年建成通车的桥梁，于通车后十年内就已经全部还清贷款，之后违规收费16年，违规收费超过25亿元。而它本来是要将收费进行到2020年的。 既然是借钱修路，那么，收费还贷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贷款已经完全还清后还继续征收16年，甚至打算征收24年，就毫无道理可言。 它虽然终止了收费，但不得不问的是，像郑州黄河大桥这样完全还清贷款还继续收费的道桥，还有多少？ 前些年贷款修建的路桥，在当初设计费率的时候，是以那时的车流量为依据进行核算而制定的。近些年汽车拥有量井喷式增长，车流量增加了数倍，收费路桥的收入也成倍增加，这种情况下，提前还清贷款是不言而喻的事。但是，由于信息不透明，无人知道有多少早已还清贷款的路桥，仍然以收费还贷的理由在继续收费，无法终止。 这种可笑的困局，让我想到了一百多年前裁撤厘金的艰难。 一百多年前太平天国战争兴起后，清政府军费告急，一些地方通过向货物征收厘金来解决军费。厘金也叫厘捐、厘金税，是强行向老百姓征收的捐款和赞助。 当时无论是推行此项捐助的地方官员向百姓的保证还是向朝廷的报告，也无论是皇帝向大臣的告诫还是对全国百姓的承诺，都一再强调，这是临时征收，权宜之计，一旦战争结束，将立即停止。地方官员，钦差大臣，甚至皇帝都保证说，这种捐助的负担是很小的，值百抽一，也就是说费率是1%，不会给商业和百姓生活带来困扰。在地方官员的操作和皇帝的赞同下，厘金迅速在全国遍地开花，不管有无战事的省份，都纷纷设立关卡，向过往客商和货物征收厘金。 后来的事实证明，征收厘金，仿佛《一千零一夜》中《渔夫与魔鬼》所说的打开了一个装有魔鬼的瓶子。打开瓶子放魔鬼容易，而将魔鬼重新装入瓶子则艰难备至。本来为筹集战费而设立的厘金，在太平天国被镇压，战争结束后，却不但不能裁撤取消，反而更为变本加厉，成为严重的公害。 战争结束后的同治三年，副都御全庆就奏称，军务初定，请酌裁各省分设厘局。此后十年中，不断有大臣上书皇帝，请求皇帝下令裁撤厘金。其中御史吴鼎元甚至奏请皇帝，要求饬谕各省督抚将裁撤厘金分局的日期，张贴晓谕。显然，他要求给裁撤厘金一个时间表。还有些言官，虽然没有吴鼎元这么坚决，也提出了整顿厘金的建议。
但是，裁撤或整顿厘金的建议，受到郭嵩焘和官文等人的强烈抵制。 广东巡抚郭嵩焘和湖南巡抚毛鸿宾奏称，“自汉以来，理财之政，未有优于厘金者”，并批评要求裁撤厘金的建议是“一隅之见，难与辩论”，要求继续征收厘金；要裁撤厘金，除非“天下无紧急军务，直省无积欠之兵饷，户部无竭蹶挪移之苦况”。湖广总督官文奏称，请将各省厘金留作善后之费，等三五年之后再讨论裁撤事宜。 显然，郭嵩焘他们所说的厘金的优点，完全与事实不合，而且拒绝裁撤厘金，是严重违背当年承诺的背信行为，但在郭嵩焘和官文这些地方实力派大员的坚持下，厘金不但被保留下来，还逐渐成为一种正税。 郭嵩焘所说的裁撤厘金的条件即“天下无紧急军务，直省无积欠之兵饷，户部无竭蹶挪移之苦况”，在此后几十年一直并未出现，裁撤礼金也就成为不可能的了。直到70年后的国民党统治的1930年左右，厘金才被名义上裁撤了。 历史上的厘金干扰商民，祸害实业，可谓罄竹难书，而裁撤厘金，更是艰难备至。原因非常简单：政府是爱财的，在没有强有力的外部压力的情况下，爱财的政府不会将到口的肥肉自觉地吐出来。在当初征收厘金的条件已经变化，征收已经毫无理由的情况下，它不惜违背诺言，变着花样照样征收。 现在，中国的道路桥梁收费，遇到与当年厘金一样的局面。 为建设道路桥梁而借来的款项已经被还清，继续收费毫无道理的情况下，征收者仍然通过隐瞒信息等办法，继续强行征收。 中国收费路桥重复着当年厘金的老路，只是因为政府收费不受社会公众制约，不向社会公开信息的制度格局并未改变，没有外在的力量可以迫使它信守诺言，在收费的条件已经不存在的情况下毅然终止收费。 收费公路桥梁必须将信息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的监督。应该成立由社会各界公众参与的还贷基金会，共同进行对还贷基金的管理和监督，并向社会定期公布收支信息。 如果没有来自社会外在力量的施压，没有制度的变革和保证，期望收费者良心发现，自行终止已经还清贷款的公路收费，那几乎是白日做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