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作品能被译成瑞典译本被瑞典文学院所认知至关重要。而莫言的瑞典语译者是知名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马悦然的高徒陈安娜。 马悦然曾经说，中国人迟迟拿不到诺奖文学奖是因为没有好的翻译。此番莫言创造历史，陈安娜的翻译当然功不可没。 莫言有中国民间讲故事的方法 时代周报：就你的阅读体验来说，你觉得莫言作品最大的魅力是什么？有没有什么不足的地方呢？ 陈安娜：莫言很会讲故事，故事情节总是很精彩，想象力也非常丰富，而且能感动人，很投入，不是那种冷静旁观的叙述方法。而且他有中国传统的民间的那种讲故事的方法。缺点可能是有时写得太长，有时有点啰嗦，他想说的太多了。一部作品是不能把所有的故事都装进去的。 时代周报：选择莫言作品翻译的初衷是什么？
陈安娜：最初是读了英文版的《红高粱》而接触到莫言的作品，非常喜欢。另外也有点偶然性：有一天我在一个蔬菜店偶然遇到出版我翻译的苏童《妻妾成群》的出版家，他希望我继续翻译，谈到喜欢谁，我们不约而同地提到莫言，于是就有了《红高粱》的瑞典文版的翻译出版。后来又翻译了他的《天堂蒜薹之歌》。这部书现在很少人提及，其实也是莫言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时代周报：想必你也听说，中国人一直有“诺奖情结”。有人为了开解这种情结又说，诺奖就是反映评委趣味的一个小奖项，不用太重视。不知道你怎么看待中国人的这种情结？ 陈安娜：不能说这是小奖。这个奖很有影响，而且奖金确实很高，颁奖仪式也很隆重，全世界文学界对诺贝尔文学奖都很关注。当然奖金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很有影响力，能让全世界都注意到一个得奖作家的作品，这是这个文学奖的主要价值。 时代周报：中国读者一直很好奇，一个作家在另一国的知名度和销量有关系吗？诺奖和销量有关系吗？ 陈安娜：当然有些关系。读者通常是买自己知道名字的作家的作品。报纸上的书评，对销量有影响。读者读到好书评就去买书。诺贝尔文学奖很有影响。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销量会非常大，会有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增长。 时代周报：有人试图把莫言得奖和他的身份或者政治立场联系起来，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待这些议论？ 陈安娜：瑞典学院一直强调，他们的选择是看作品，不是看作家政治态度。历史上，左派作家、右派作家都得过文学奖。也有共产党员得过文学奖，比如聂鲁达。莫言的政治态度可能和一些人不一样，和我也不一样，人不可能都一样。但我不能要求中国作家在那种环境里和我也一样。莫言不是完人。最重要的是我认为莫言是一个好作家，他写出了好作品，而且是一个好人。 不懂中文怎么评论文字好不好 时代周报：你最初阅读到的中文文学作品是哪一部？当时对中文书写的印象是怎样的？ 陈安娜：印象最深的是学习中文的课本里的巴金小说《家》，只是片段。那时觉得中文小说的内容离我们瑞典的现实很远。那时不可想象青年男女的婚姻是要父母来安排的。不过现在不奇怪了，瑞典的外来移民中现在也发生这样的事情，还导致有些女孩子自杀。 时代周报：很多人觉得中国当代文学没有近代文学辉煌，更比不上古代文学。你选择了当代文学进行翻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样的论调？ 陈安娜：瑞典有人翻译中国古典文学，《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等都有很好的译本。我想各个时代都会有值得介绍的文学作品，当然当代也有值得翻译介绍的文学作品。此外，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优秀文学，时间会淘汰掉那些不好的文学。古典文学和近代文学的那个时代，其实也有很多不好的作品，但被时间淘汰掉了，我们现在看不到而已，就觉得那个时代文学成就很高。当代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多得多，每年出版的书成千上万，大多是会被淘汰掉的，那么要认清其中好的文学作品就不容易。就如瑞典人说的，稻草堆里捞针，只看到稻草，或者是看到森林就看不到树木。可能要过几十年才能看清楚。 时代周报：我们听说过有些欧洲评论家认为有些中国当代作家的文字还不够好。你觉得中国当代作家在语言、文字的运用和磨练上水平如何？ 陈安娜：不知道是什么欧洲评论家这么说。如果他们不懂中文，怎么能评论中国作家的文字好不好。他们评论的大概只是翻译者的文字。中文作家中有很多作家是很讲究文字的，比如韩少功的《马桥字典》文字就好，阎连科的《丁庄梦》文字也很好。王安忆的文字也很好。好的中文文字其实也很难翻译。我知道阿城的中文文字非常好，但很难翻译，在西方就没有什么人知道他。我也不认为我是语言专家，能随便评论作家的文字好不好。不过，我认为一般商业化的小说文字是比较粗糙，经不起推敲。 时代周报：你翻译的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在瑞典的读者是多大一个群体？算是小众吗？ 陈安娜：应该是小众。瑞典全国人口才九百多万，虽然读书的人很多，但主要还是欧洲文学，法语、英语、德语很多人都能读。读中文文学的少多了。从我的译作销量来看，瑞典出版社每次印2000本就不错了，比如我翻译的余华的《活着》或《许三观卖血记》，都是两三千本，能卖完就不错了。此外，瑞典有一个很好的政策，维护作家和文学翻译的权益。比如读者每次在国立的公共图书馆借一本书，国家要给瑞典的作家（包括翻译外国文学的瑞典文翻译）一定回扣，一次几毛钱。这种回扣一部分留给作家基金会，作为给一些作家和翻译的写作补贴。国家回扣中还有一部分直接给作者或译者。有的作家如果著作出借次数上百万，那么作家还会有十几万的回扣，是可观的收入。我每年能拿到的这种出借译作之后的国家回扣补偿不是很多，一万克朗以下（1克朗相当于1元人民币），可见借阅我的译作的读者也就是一二万。所以是小众。 时代周报：瑞典对中国文学感兴趣的人，是对小说本身感兴趣，还是对某种“异域风情”感兴趣？ 陈安娜：两种情况都有，有的是对文学感兴趣，而有的就是对异国情调感兴趣。 我不愿意随便谈思想性 时代周报：中国人富裕了，觉得自己的国家强大了，也越来越关心所谓的“文化生产力”，中国人能不能多输出一些精神产品？你觉得“能否输出”是否真的是文化强大的一个标志？中国人是不是需要执着于想输出精神产品？ 陈安娜：文化输出和经济实力是有关系的。日本的卡拉OK风靡世界，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是靠经济实力，配合的是他们的电子音响设备的销售。中国在世界的文化方面的影响，也因为中国经济发展而更加明显，这是事实。但我认为，能卖的东西并非就是好东西。这完全是两回事。 时代周报：很多写作者，例如《喜福会》的作者Amy Tan，会把中国文学和拉美文学爆炸的情况相比较，以期某种“爆炸”：同样是不同于西方的价值体系、同样是社会经历过痛苦的现代化过程。你觉得中文写作的情况和拉美文学有可比性吗？ 陈安娜：Amy Tan的中文名字是谭恩美。我不知道她的比较。比较总是可以的，因为不一定是类比，也可以是对比。中文写作，因为文化传统和社会的历史的情况不一样，和拉美文学的不同更多，所以应该是对比。当然很多人都说，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对中国当代文学有影响，包括对莫言也有影响，那是方法上的、文学风格上的，内容还是非常不一样的。 时代周报：翻译了大量中国当代作品的英文译者葛浩文一直对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持乐观态度，但是德国汉学家顾彬却觉得部分当代中文作者写作糟糕，部分作家没有思想。你怎么看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陈安娜：我觉得他们说好说坏都有自己的理由，自己的角度。每个人都是从自己的角度来评价。其实好的坏的方面都有。中国作家里面，有思想性的也很多。我不愿意随便谈思想性。 时代周报：当代文学的国内外读者，反而经常会觉得当代诗歌是有价值的，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陈安娜：我一直不翻译诗歌，觉得诗歌翻译很难。马悦然翻译过不少中国当代诗歌，包括北岛、顾城、芒克和杨炼等。我认为他们都是非常好的诗人，比如有人说北岛的诗歌就接近去年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特朗斯特罗默。还有杨炼，最近得了意大利的大奖诺尼诺奖。他的作品就非常有思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