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无论是国内高调宣布签下莫言全部版权的“经典博维”—这家出版公司早年因资金问题未能及时出版莫言作品，却遇到了一个绝佳的时机—还是已经出版了莫言系列作品的上海文艺出版社，都开始抓住时机大肆宣传诺奖新得主的作品，并希冀借此提高销量。而在国外，莫言的英文版出版公司seagull、德语版出版社Rowohlt、西班牙语出版社Kailas等都将莫言作品的封面高高悬挂于主页之上—这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在海外前所未有的盛况。 这或许只是暂时性的。据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期刊主编邓腾克（Kirk Denton）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实际上美国汉学家们一直以来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便是“相对于俄罗斯文学和日本文学，为什么中国文学在学术界外的读者中不那么受关注”。“现在最受西方关注的中国作家有莫言、阎连科、苏童、余华、王安忆等。这些作家的作品被翻译为英文和其他语言。很显然，翻译是中国作者能够获得西方读者的一个重要手段。但说实话，这些作者在普通的读者中并不十分知名。”邓腾克说。 被忽略的文学 “在西方，包括著名学者在内的一些人完全忽略了1949-1976年间的中国文学，因为它们具有‘宣传’属性。对于这些学者来说，为政治服务的文学不能算作文学。不过，大多数的学者则采取了一个更为宽阔的视角，试图去解释为什么这种宣传性的文学在中国如此流行。他们还试图用文本来探索中国作家与国家以及国家话语之间的复杂关系。”邓滕克教授向时代周报记者分析西方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些看法。 这个观点在美国纽约圣若望大学历史系教授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那里得到了证实。“我对1949-1980年间的中国文学评价不高，大部分的学者和读者也是如此，因为他们的宣传属性太过突出。今天，中国的诗以及小说会更加有趣，尽管要将具有长远意义的作品和网上那些生命力短暂的作品区分开来很难。” 但是，1949-1976年间，中国文学的英译本并不少。金介甫的论文“A Bibliographic Survey of Publications o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ranslation from 1949-1999”曾详细介绍了各时期的情况，这篇文章曾被刊载于齐邦媛、王德威编著的《20世纪下半期中国文学评述》中。 根据已有的研究，到1979年为止，真正引起西方对中国新时期文学关注的，是《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一种由官方主办、在北京发行的中国文学翻译月刊)、《澳洲中国问题月刊》(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以及W.桢纳（W.J.F.Jenner）的谈话和他的会议论文。但贡献最突出的，是香港出版家李义(Li Yi，音译)和文学专栏作家毕华(Bi Hua，音译)。他们编辑的中文月刊《七十年代》（不久更名为《九十年代》）搜求并发表地方刊物上已经刊登的最大胆、最令人激动的暴露文学。 “以李义的名义在美国编辑出版的英译本，收入了一些令人震惊的短篇小说，引起了国际关注。他的努力只是让西方人再次留下这个印象，即中国新时期文学关心社会批评远甚于文学价值。”金介甫评述。 值得注意的是，金介甫、邓腾克两位学者对于“1949-1976”以及“1949-1980”的划分差异，实际上是对“伤痕文学”价值的不同看法。英译本短篇小说集《受伤者》（The Wounded），收入了卢新华1978年发表的《伤痕》（The Wound）、刘心武在1977年发表的《班主任》(Class Counselor)。对于金介甫来说，“这些作品在今天主要只有历史意义。” 不过对于邓滕克，“1976年之后的中国文学则是另一回事”。他认为，“因为相较于毛主席时代，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可能更高。尽管有些学者，例如顾彬，认为毛（泽东）以后的作品是不成熟且肤浅的，但是大多数的西方学者都认为，毛主席以后出现了一些文学人才。”
熊猫丛书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开始在北美获得积极回应。 一些经过润饰的英文文集，大学生和一般读者都能读到。比较著名的如：Mason Wang编辑的《中国当代文学面面观》(Perspectiv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萧凤霞（Helen Siu）和兹尔达?斯特恩（Zelda Stern）编辑的《毛的收获：中国新一代的声音》(Mao’s Harvest: Voices from China‘s New Generation)，这本书特别关注了重新复苏的老一辈作家以及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对立的红卫兵出身的年轻一代作家。 紧接着，林培瑞（Perry Link）选编了3本小说选：《倔犟的草》(Stubborn Weeds)、刘宾雁的报告文学《人兽之间》（People or Monsters）和《玫瑰与荆棘》（Roses and Thorns）。林培瑞为这些英文选集写的序言，根据个人阅读、采访和读者调查，也成为关于中国文学在海外很有启发性的社会学报告。 不过，后期评论家认为，“西方吹捧中国新时期文学者，注重的是其政治和社会方面的优点而不是艺术的优点”，但这并不能阻碍中国新时期文学在80年代中后期开始“成熟”，中国作家开始逐渐获得国际名声。 “中国小说以及据此改编的电影引起了外国人的兴趣。”金介甫评述，“长篇小说，因符合美国和欧洲读者的口味，变得时髦起来，主要普及本出版社也开始出版这些小说的英译本。大学里有用英文讲授的中国新时期文学课程，一些大学出版社还出版普及本。” 值得注意的官方翻译出版情况，是以翻译中国古典文学闻名的外文局以及“熊猫”袖珍系列丛书（即《中国文学》上译作的单行本）。熊猫丛书为一些作家获得了国际性声誉，最成功的是古华。他的小说《芙蓉镇》(A Small Town Called Hibiscus) 和《浮屠岭及其他》(Pagoda Ridge and Other Stories)引起了国外读者对中国式悲剧的关注。此外，高晓声的《退婚》（The Broken Betrothal）、茹志鹃的《百合花及其他》（Lilies and Other Stories）、陆文夫《梦的世界》（A World of Dreams）也开始逐渐在海外获得名声。 翻译难题 至上世纪90年代，有关中国文学翻译质量的低劣问题开始凸现出来。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曾在《新共和》上发表了一篇广为引用的文章，其中表达了一个普遍的担心：翻译质量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地位，影响了中国作家的声誉以及中文写作的特质。 随着外国出版机构以及汉学家们的介入，中国小说的翻译质量有了很大提高。旧金山的中国书刊公司与“熊猫丛书”合作，请母语为英语的人为先前熊猫版的译文润色，出版了质量上乘的译作。两位上海女作家程乃姗和王安忆的作品因此都有了英译本；如今在北美最为人所知的莫言（译者葛浩文）和苏童（译者杜迈克），更是因遇到了绝佳的翻译者而获益。 时至今日，即便国内作家已经可以经由国内出版社版权代理的方式在海外出版作品，翻译的障碍依然存在。“中国文学的翻译在美国面临着许多障碍，第一：美国的读者不喜欢阅读翻译作品；第二，很多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翻译质量低下（尽管近年来情况有所改善）；第三，出版商不愿意出版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本，因为基本卖不出去；第四：很多中国小说都和中国历史、政治、文化和社会有着特别的联系，这些对于美国读者来说太过陌生，也导致了中国文学在美国销量不佳。”邓腾克向时代周报记者分析。 知识分子读者 “总的说来，美国公众对于中国作家的关注基本没有。可能在欧洲情况会好一点，在那里文学整体上会更受尊重一些。”因此，在海外，中国作家的主要读者群是受到美国教育的知识阶层，甚至有时仅仅是学者。 “在美国，或者总的来说在西方，中国现代文学这个研究领域在逐渐发展扩大，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人数每年也在上升，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英文书籍也在不断增加。对于他们所研究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者们有着各种各样的观点。有些学者关注的是政治，也就是说，他们关心相对于中国主流政治和文化论述而言的文学文本的地位；有一些人从更加严谨的文学角度着手，这意味着他们更关注叙事风格，语言和形式；还有的学者更具有社会学视角，他们更关注文学在中国社会的地位以及作家在这个社会中的行为表现。”邓腾克介绍。 无论是邓腾克还是金介甫，研究中国文学的美国学者们都认同一个观点：“在我们的前面，是一种颓废与华丽的过渡性文学。已有很多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译本可供英语读者鉴赏了，而更多的译作则即将面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