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12年10月11日，瑞典文学院宣布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中国作家莫言。与主办奥运会、期待奥斯卡金像奖、梦想世界杯一样，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既是中国文学繁荣进步的体现，也是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体现”。尽管获奖后，莫言并未接受国内大多媒体采访，但这一次，长期热情关注中国的外国媒体集体展现出了对这一结果的浓厚兴趣。 中国人的“诺贝尔情结” 据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彼得?英格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莫言在获知自己得奖时，表示既高兴又恐慌，“他当时正和他的父亲在一起”。这是现今为止，唯一能够了解莫言本人获奖感受的消息来源。 西方媒体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卫报》等长期热情关注中国的媒体，无一例外未能邀请到莫言“现身说法”，他们的关注点，开始集中于中国人长期以来的“诺贝尔情结”，以及举国欢庆的热闹场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诺贝尔奖的渴望由来已久，并且已经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心理执迷—中国的诺贝尔情结。媒体评论和电视节目经常性会讨论这个话题。茱莉亚?洛弗尔甚至对此现象写过一本书。”《纽约客》这样描写。 英国《卫报》则以《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引发中国举国欢庆》为标题，报道中说，“国有媒体热烈庆祝了莫言获奖，而诺奖官网上也迅速布满了来自中国用户的评论，表达他们的自傲以及对莫言的赞美”。 《卫报》随后评论，“在大部分国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被视为具有创造性的个人的智慧，而非更广泛的集体象征。在中国，由于上个世纪80年代后重新进入全球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中国一直渴望在诺贝尔科学奖、经济学奖，尤其是文学奖上有所建树……当局希望有生活、工作于中国的国人获得诺奖来做出对伟大民族的证明，以及全球化实力的表率。” “批评家”莫言 瑞典文学院表达有关莫言获奖的理由是“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一起。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 “基本上，选莫言得奖的理由非常简单。”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彼得?英格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我们颁发的是文学奖，所以关注的是文学价值。任何政治辐射和影响都无法左右它。”“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将文学视为独立于政治之外，或者今年的获奖者不写作政治文学。” 彼得?英格伦随即将话题引向莫言的作品，“你打开任何一本莫言的小说，就会发现他对于很多中国历史以及当代中国的批评。我只能说他其实是一个批判体制的批评家，只不过身处于体制内。” 为莫言从事多场外事活动的翻译埃里克则认为：“莫言不会在政治上冒险，不过要说他是谁的走狗那就过分了。他在政治上非常精明，但是他在写作上算不上言听计从。” 国内争论远不止此。微博上，上海学者许纪霖发表《我为什么批评莫言》一文，认为：“莫言的选择与他一贯宣称的文学理念并不吻合，那就是一个对内心价值是否真诚的问题”；“我并不期望得奖后的莫言能够成为中国的良知，那是太高的道德要求，我只希望这位被许多人喜爱、并且引为国家骄傲、中国崛起的标杆性作家，能够自珍自爱，能够爱惜自己的羽毛，守护自己的信念，生活在真诚之中……” 莫言的支持者，同为作家的陈村则表示，许纪霖的这番言论与他所指责莫言的“不真诚”实际上属于“异曲同工”，以此说明各人均有各自的身不由己。 “他没有时间理会外部纷争” 据China Daily一位专栏作家说，莫言被认为是中国作家中，作品被翻译最全面的一位。外国读者对“莫言”并不陌生。 根据诺贝尔文学奖官方发布的信息，莫言作品曾被翻译为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德语以及瑞典语三种语言出版，其中英文译本已出版作品《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酒国》、《丰乳肥臀》、《生死疲劳》等11部，其译者均为著名汉学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 葛浩文在获知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在《卫报》发表《我的英雄：莫言》一文，回忆最初翻译莫言作品的细节。“当我写信要求翻译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时，他还是个无名之辈，而我不过是一个有好听的中文名字的美国学者。这本书后来推迟到了电影《红高粱家族》火了之后才出版。那时候，我们都为译文的事儿高兴……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翻译了三本他的作品之后，当时在北京。后来我们又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场合见过几次。有一次在科罗拉多州宣传《酒国》，莫言和我们在一起的几天里，几乎把所有书架上的中文小说全部阅读了一遍。那时候他跟我说了一句：自学者就是这样的。” “他非常有社会自觉，同时有非常强烈的社会同情心。他对中国社会好和坏的方面都非常感兴趣。那么多争议围绕他都不能干扰他，那是因为他在自己的脑袋里已经在思考太多东西了，他根本没有时间理会外部世界的纷争。”葛浩文这样评价，在翻译了莫言的诸多著作后，他认为莫言作品风格更像狄更斯，“只要他想，他可以变得下流，描写手法大胆无礼，大量形容词和常居，视觉形象让人难以置信。他在描写一个镜头时会用尽他所有描写工具……在莫言的手下，尽管是最恐怖的画面都能展现出美丽的一面。” 备受国人推崇的美国汉学家史景迁，也是莫言英文版作品的读者之一。2008年，史景迁曾在纽约书评发表《生死疲劳》的书评：“有时候莫言似乎急于重建他一直在烧毁的桥，然而，在这样一部宏大、残酷而又复杂的故事的语境中，表忠心显得脆弱不堪。” 另一位汉学家，美国纽约圣若望大学历史系教授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则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达了他个人对莫言作品的喜爱：“莫言是我最喜欢的一位中国当代小说家。他是中国少数被认为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之一，并且他的确获此殊荣。他非常具有创造力，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也是中国文化界真正的国宝级人物。” 在文学史的序列中，金介甫是第一个给沈从文以明确崇高地位的人，被誉为国外沈从文研究第一人，其《沈从文笔下的中国》被认为是国外对沈从文研究的一大著作。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期刊主编邓腾克（Kirk Denton）则在结束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对莫言获奖“非常满意”。“也许你已经注意到了，在西方有些人批评莫言并没有坦率地说出他对中国政府的批评，但这也反映出了西方大众传媒狭隘的政治偏见。对我来说，莫言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因为他的作品将社会批判和叙事方式以及语言风格上的文学尝试融合在一起。莫言的语言非常美，当然这种美在翻译的过程中有所折损。”
当然也有学者会指出莫言作品中的“不够直接”。“我不认为可以把文学和政治剥离开来，不论是政治还是文学都是人类的生活。在中国，这种政治性比其他大多数国家更甚。一个作家假装不具有政治性，这只是一种‘政治性’的假装。莫言是一个很有天赋的作家，但他不是我所喜欢的。我认为他很好地意识到了中国的问题，但是却用玩笑和幻想的态度来对待它们，并不有助于读者们正确地看待它们。”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对时代周报记者这样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