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对于矿业和农业投资极其敏感，国企投资遭严格审查 毫无疑问，中澳贸易近几年来一直迅速增长：一方面，两国之间的能源和矿产合作永远占据各大媒体头条；另一方面，中国也早已成为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然而，在繁荣的经贸往来背后，中澳两国却面临着“贸易热，投资冷”的尴尬局面。 最近，据华尔街中文网报道，澳大利亚中国工商业委员会（AustralianChinaBusinessCouncil，简称：澳中商会）发布报告称，中国投资者在澳大利亚受到歧视，不像在美国和加拿大等国那样受到欢迎。 事实上，在澳大利亚国内，关于加强对中国企业投资的审查、警惕其在矿业和农业领域投资的讨论，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已经出现下滑，除非采取措施来改善相互的沟通并完成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否则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投资选择其他目的地。”澳中商会报告指出。
“在我看来，歧视问题确实存在，但这些都是间接和非正式的。事实上，澳大利亚政府在对待中国投资方面是非常积极的。”研究中澳关系的学者，来自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JamesLaurenceson教授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总体来说，在澳大利亚，除了中国国企的投资会普遍受到警惕和排斥，我并不清楚还有其他什么明显受到排斥的投资。”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的讲师，大洋洲研究中心的助理研究员费晟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的时候说。 显然，中国资本想要顺利进入澳大利亚市场，仍然需要中澳双方的共同努力。 投资远远不如经贸 黑德兰位于西澳大利亚州西北海岸，附近的小镇尘土飞扬。零散的商业街上，甚至找不到几家像样的餐馆，仅有的娱乐活动也只是几家小酒吧而已。就是看上去如此不起眼的地方，却是近年来澳大利亚繁荣的重要功臣。 黑德兰港是澳大利亚重要的铁矿石输出港，从澳大利亚开采出来的铁、铜矿石，大多将经过这里，运往海外，这些矿产大部分将运往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仅2010年，黑德兰港出口矿石的70%被运往中国。 该港口对中国矿石出口量的显著增加使得黑德兰港已经成了澳大利亚经济不可或缺的部分。 卡普曼是黑德兰港港务局主管，他认为港口的产量到2016年会再增长一倍。“这是一个快速发展的过程。”卡普曼说，“这不是一个平稳的增长，而是一个指数式的增长。我们就好像在一个垂直的墙上，不断地往上爬。”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亨特预测，澳大利亚过去10年的GDP的增长，其中大约12%的增长额是由澳中贸易贡献的。而在今后10年里，这一份额会增至35%。 在经贸繁荣的背后，确实存在大量对中国投资的质疑和恐慌之声。 “澳大利亚的经济对中国政策的依赖度已经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步。”澳大利亚反对党绿党议员斯科特说道，“我们正在将自己置身于一个很危险的境地。” 反对党的批评，某种程度也反映了澳大利亚民众们对中国投资的怀疑。来自罗伊国际政策学会组织的一项调查显示，有57%的受访者认为澳大利亚政府接受了来自中国的过多的投资，65%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目标是要控制整个澳大利亚。 对矿业和农业投资特别敏感 与之而来的，还有对相关投资所发起的额外审查，尤其是矿业和农业。2012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矿产资源租赁税2011》就是这一争议的产物之一。这一充满争议的矿业税法不仅将给澳大利亚的矿业带来经济压力，而且将使诸如中国等国在澳大利亚的矿产进口和投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按照新实施的法案，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将向年利润超过7500万澳元的煤矿和铁矿企业征收矿产资源租赁税，税率为利润的30%。根据税法标准，澳全国将有320家矿产企业进入征税范围。这些企业在未来3年内预计需向政府缴纳约110亿澳元矿产资源租赁税。 不仅如此，多位澳大利亚国会议员和商界领袖对中国在澳大利亚进行的并购交易予以抨击，并呼吁加强对中国在澳大利亚农业和农田领域投资的监督。 2012年9月，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投）考察了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北部发展前景看好的2家大型乳品企业，综合价值超过2亿澳元。目前，中投正在与澳方大型乳品企业、塔斯马尼亚州范迪门斯地乳品公司进行谈判，并与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展开协商，以期收购该公司少部分股权。不过此举引来诸多质疑之声。 自由党参议员比尔·赫夫曼怀疑，中投收购乳制品生产企业后，产品将绕过澳大利亚市场被直接运输回中国，商品市场将因此被扭曲。他说：“澳大利亚在100年前就已经开放外商投资，但同时必须保护本国的收入基础不被损害。” 2012年9月，澳大利亚国库部长韦恩·斯万有关批准中国牵头的银团收购澳大利亚大型棉花农场CubbieStation的决定，也在澳国内招致严厉的批评和反对派的责难。 澳大利亚的反对党自由党领导人艾伯特(TonyAbbott)将这类投资形容为“非常复杂”，并明确表示反对享受政府支持的实体通过收购获得澳大利亚资产的控制权。 “说到矿业和农业的投资，我想不管对于哪个国家来说，都非常敏感，但如果是制造业的投资的话，我想大家对此的忧虑将会少很多。因为矿业和农业需要外国投资者使用土地，当地自然会有恐慌，甚至会有诸如对澳大利亚的食品安全造成影响的担心。我本人并没有这样的恐慌，但是它们确实在澳大利亚存在。”JamesLaurenceson解释。 “澳洲环境保护政策很多，资源开发领域涉及的环境法规制约格外多，所以中方投资程序更复杂、受监督更多也不意外。”对此，来自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的费晟分析道，“但是也有意识形态因素：一方面，这些投资多由中国国企发起，在澳方看来具有官方性质和政治目的，这成了许多政客炒作的话题。另一方面，传统上对亚洲邻居的不信任心理也在作祟。” 投资被设附加条件 即便是对中国投资表示欢迎的现任澳大利亚政府，对于中国国企或被认为有官方背景的企业的投资，也会对其设置一些附加条件。 澳大利亚外资审查委员会（FIRB）就是为此而设的关卡之一，该委员会对收到的外国投资申请逐一审核和分析。除了审核投资方持股比例等硬性指标外，还在个案基础上审核投资有否可能损害澳大利亚国家利益。 在现行的审核制度下，FIRB的审理周期通常为30天。30天后该委员会提出批准还是否决的意见，再将案件提交国库部长。如果国库部长超过10天还没有做出任何裁决，那么他将失去对交易案的审理权。此外，外资审查委员会还可以视个案情况将审理时间延长至最多90天，以充分调查和审核。 由于国家利益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定义，这种不确定性使得海外投资者承受着很大的风险。 2009年中国铝业集团曾出价200亿澳元，购买力拓18%的股权。但这次收购在激烈的指责声中终结。澳大利亚外资审查委员会（FIRB）没有动用“国家利益”条款来禁止此次收购，而是一再拖延，让力拓董事会否决中国铝业的收购方案。 类似的阻碍时而有之。2012年3月，澳大利亚政府以担心网络攻击为由，禁止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对数十亿澳元的全国宽带网设备项目进行投标。 “作为一项战略和政府的重要投资，我们有责任尽最大努力保护（全国宽带网的）完好性及其运载的信息。这与澳大利亚政府广泛保障重要基础设施安全及其顺应能力是完全一致的。”一位澳大利亚的政府发言人对此解释道。 尽管中国商务部认为澳大利亚此举“不公平”，但是澳总理吉拉德仍然称做出这个决定是国家利益问题。“我们出于国家利益做出决定。”她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说，“任何不知何故而涉及我方贸易义务的建议都只是不真实的。” 对于这些投资澳大利亚的中国企业，最大指控一项往往是它们有可能会影响到澳大利亚方面的国家利益。除此以外，还有一些担忧认为，中国国有企业或有政府背景的企业具有得天独厚的资金优势，因为它们总是可以从国有银行得到低息贷款。 “中国投资有时候没有美国投资受欢迎，某种方面的原因是因为美国投资大多是私人投资，而中国大多是国有企业。不过这些恐慌，类似于上世纪80年代日本的投资，当时日本投资也一度在澳大利亚引发很多恐慌。我相信在未来十年内，民众们对此的关注会越来越少，他们也将逐渐习惯中国企业的投资。”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JamesLaurenceson教授说道。 “事实上，澳大利亚最喜欢的局面是，中国大量购买其产品而不是投资，澳方希望资本和定价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如果中国投资得以广泛实现，那很可能影响甚至控制特定产品的定价权，这就不利于澳方抬高出口价。”来自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的费晟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