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十多年来一直以替农民工维权打官司而闻名的重庆籍律师周立太，前不久决定注销重庆周立太（深圳）律师事务所，彻底退回重庆总部。他说：“深圳农民工维权案将大幅度减少，原因有政府工作的不断努力、中国法律的逐步健全，也有深圳经济模式的转型、农民工数量逐年锐减等综合因素。” 各种变化让周立太最终决定“要开始新的人生”，同时“要利用多年积累的案件资料为中国社会留下变革的证据”。当然，不仅仅是周立太离开了曾经代表中国经济开放前沿的深圳，众多在当地兴盛一时的企业和农民工已经或正在离开。 替农民工打官司倒贴 仅读完小学二年级的周立太于1956年6月出生于重庆开县五通乡一个农民家庭，其1974年到西藏从军，1979年1月复员回到家乡务农，1980年到湖南省安乡县安尤砖瓦厂打工。 “由于从小崇拜电影《风暴》中的施洋大律师，我遂在三年打工期间自学法律，1986年参加全国律师统考并取得律师资格，后一直在重庆四方律师事务所工作。”他说，“1996年5月我偶然赴深圳开始介入劳工赔偿案件，让许多人，特别是民工群体认识了我，于是在这条路上一走就是10多年，2001年我决定在重庆设立自己的律师事务所。” 周立太颇有武侠小说中江湖好汉的豪气，他从1996年5月至2001年“吃苦磨难”地先后代理了珠江三角洲地区的700余件工伤赔偿案件。针对劳工群体缺乏经济能力的实际情况，其采取了“风险代理”的方式—为衣食无着的伤残打工仔提供免费食宿，先打官司后收费，得到了广大劳工的欢迎和支持，也使其事业得到了迅速扩展。 到2012年10月，周立太及其律师事务所已经受理了1.2万余件劳工案件。工伤赔偿、追讨工资、加班费及社保的行政诉讼……通过一系列复杂艰难的诉讼，周立太开创了中国工伤赔偿假肢更换费的先例，成功代理了国内最大额（158万元）的工伤赔偿案件，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劳工的权益，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并推进了广东省的劳工立法进程。 周立太一直是个备受争议的人物，尤其是2004年4月与自己曾经朝夕相处的当事人对簿公堂，开始追讨160余名当事人欠律师费事件出现后。他表示：“再没有免费的午餐提供给民工们了，至少我要保本。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是一件无可非议的事情。” 周立太还说：“我帮助了伤残民工，却伤害了自己。民工们通过我的努力拿到了赔偿，获得了实际帮助；但是他们中间有60%的人拿了钱后不付律师费就跑了，让我非常伤心。以后谁还敢帮助他们？” 为避免官司打赢后律师费无着落还要倒贴食宿和交通费用的尴尬，2004年后周立太要求自己的当事人签订代理协议前要交纳一笔基本费用。但这样的方式变化并没有给他的诉讼工作带来多大影响，“收费情况好了很多，而且案件成倍增加”。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3月，周立太以刘朝正拒不支付律师费而提起诉讼，引发全国诚信大讨论；2006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冲刺题还以本案为素材出题。 周立太一直承认自己的存在和成功本身就说明中国在维护劳工权益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不是值得高兴和光彩的事情”，“因为离法律真正平等的目标还很远”；他还认为中国的律师行业非常需要自重自爱，法官和政府官员不能办律师事务所，否则将带来整个行业甚至司法系统的腐败。 周立太最大的困难始终是经济问题，由于约700名当事人累计欠费高达500多万元，他的律师事务所目前还欠220多万元的债务，包括40多万元税款。 “周立太现象”不正常 从2004-2008年，周立太的律师事务所受理案件一直成倍增长，仅2005年就新接下1000余件劳工案件，他认为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维护劳工权益的形势依然严峻；二是劳工们的法律保护意识已经觉醒，“既是好事也是坏事”。 现实中，由于其他律师不太愿代理，所以中国一直没出现第二个“周立太”。尽管如此，周立太“不能停，如果连我都停下来了，中国就没有人能够帮助劳工，用法律维护他们的权益了。”
在波及全球的2008年金融危机中，中国沿海的经济体系受到了重创。虽然中国30年的经济改革发展已经使不少人得益，但原有的以国家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制度设计越来越受到各种阶层的质疑甚至挑战。 “经过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珠三角大量企业倒闭，地方有关部门认为如果补偿金赔偿过高，会影响当地企业发展和投资环境，不得不在某些方面倾向于企业。”周立太说，“例如农民工以同样的理由状告深圳的同一家企业，2007年判企业赔偿每人3万至5万元不等，2009年则只能庭外调解，由厂家给工人们补偿一些钱了事。” 周立太表示，目前代理工伤赔偿案仍然需要漫长时间：先等行政部门仲裁，再到法院起诉，一审、二审，验伤、认定、复议、判决，一步都不能少，基本都要耗时1074天，而代理律师差不多也要陪上两三年时间，时间成本、人力成本都非常高。 “2008年以后，为农民工维权的官司越来越不好打了，败诉率从以前的10%上升到50%。”同时周立太也承认，随着时代的变迁，深圳的法律援助工作体系逐步完善，社会保险的投保率逐年上升，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不断出台，使得企业的违法成本不断提高，安全生产的意识也不断增强。 “‘周立太现象’是个不正常的情况，是千百万农民工的悲惨遭遇引发的现象与思考。”周立太说，“但从农民工维权案件减少的综合情况也可以发现，以深圳为代表的一些地方政府，已经走在了从‘管制政府’向‘法制政府’、‘包容政府’转变的历史征途中，尤其是能够容忍我这种人的长期存在，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发展迹象。” 职业转型的期盼 “与其说周立太‘败走深圳’，不如说是他自身的局限导致目前面临结构性调整的新瓶颈。他代理的案件大多是出于社会底层、劳动密集型企业农民工的维权官司。由于对这个群体维权官司的过度依赖，也使得他的律师事务所无法承担其他领域的诉讼案件。”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旅英学者李韧说，“律师业在中国发展这二三十年来已经很职业化，周立太却未能走上这条职业化的路。不要说在深圳难以为继，在重庆恐怕也难保。” 对下一步的人生及职业规划，周立太似乎胸有成竹，并且为自己设计了“两大目标”。 “我收集了自己经手的一万多个案例，是社会各界对中国企业和农民工研究的良好素材。”周立太说，“例如对于农民工的分布、受教育、年龄和性别情况等多方面的研究都可以找到实际证据，包括同时期国内外媒体对这些事件的报道内容、报道风格和报道重点我都有完整的收集。” 他表示，由于时间、精力，以及经济能力有限，很希望尽快寻找到“有诚意、有实力的合作者”，目的就是保证有效地保存和传播，给人们留下一些中国真实的法律和历史记录。 周立太这些年办的案件很多，但其历史价值体现在保护、开发和恰当的利用上。李韧认为：“他们在劳动用工领域的遭遇，是中国社会发展和进步不能漠视的成本，也是城市化进程中必须正视的问题，毕竟两亿多农民工带来的社会问题如得不到有效解决，会在很大程度上抵消改革开放取得的成果。而周立太过去所经办的维权案件，可以说能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思路、经验和教训。” 李韧提出两个建议方案：这些资料最好的处理办法是走学术研究的路子，与高校合作，创立适合大学研究和教育发展的档案馆或资料库，对现有案卷资料进行开发，并借助高等院校这个平台，向学术界和全社会进行宣传和展示，这是最理想的状态；创办民间性质的民工维权博物馆，但这里有个障碍，就是这类博物馆太专业，很难吸引普通人的兴趣，而如果结合第一种方法，也许会有不错的效果。 另外就是职业转向问题。周立太表示将考虑为各种用人单位提供法律服务，用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帮助各种企业安全用工，合法办企业，降低风险成本，“包括如何应对恶意讨薪等新情况，我都会有许多办法；一方面继续为农民工维权提供法律帮助，另一方面也可以为企业用工进行法律服务”。 周立太很自信：“无论时局如何变幻，我始终会在中国的律师界拥有一席成功之地，绝地不会就此消失在茫茫人海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