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同仁医院傅涛 变革中的环保产业专访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环保产业研究所所长傅涛博



     在全球经济低迷、国内经济过快下滑和资源环境压力日益加大的背景下,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环保产业无疑具有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双重功效。正因如此,国家发改委日前公布的万亿投资项目中,除了对城市轨道、公路、港口航道等基础设施建设继续“挥毫泼墨”外,还格外审批了污水处理、垃圾发电等环保项目。

  环保产业不单单是所谓的环保设备和工程,更是涉及千家万户的公共服务。近些年,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公众对水污染、垃圾围城、空气污染、土壤污染、焚烧污染、地沟油等环保领域的关注度与日俱增。大家渴望碧水、蓝天和白云,希望饮食起居能远离污染,希望环保产业不要造成二次污染。这些愿望多久能实现?我国环保产业的发展现状究竟如何?还面临哪些挑战?为此,本刊记者专访了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环保产业研究所所长傅涛博士。

  环境需求≠产业需求

  《新经济导刊》:在稳增长的政策基调下,国家发改委日前密集批复了几十个重大工程项目,其中涉及环保的项目包括9个污水处理项目和1个垃圾焚烧发电厂工程,均位于中西部地区。这是否意味着今后国家的环保投资重点将向中西部倾斜?

  傅涛:国家转移支付以中西部为主导,这是国家一贯的做法。虽然国家发改委批复的10个环保项目都位于中西部,环保投资有向中西部转移的动向,但不意味着环保产业的重心在中西部。国家出钱,通过转移支付拉动中西部市场,跟环保产业没有必然联系。实际上环保产业的重心在东部发达地区,因为那些地方的环境压力更大,资金也更充沛。这次国家投资拉动并不是刺激环保产业发展,是为了宏观调控和经济调整的需要。

  环保产业重心取决于它的付费,国家建设重心取决于它的需求,环境需求不等于产业需求,所有的环境需求形成产业需求,必须有一个商业模式作为桥梁,如果没有商业模式和付费机制,再大的需求不是产业需求。比如PM2.5,转化成产业需求需要一个很长的产业模式过渡,并不是所有的环境需求能转化成产业需求。从付费机制和商业模式健全来说,东部更发达。如果从基础设施和市场环境来说,东部和中西部各有利弊,各有侧重,我从来不主张环保产业的重心向中西部转移,但国家环保投资向中西部转移有一定的道理。大企业核心市场的竞争,东部更激烈一些。

  《新经济导刊》:近几年,东部建设了大量的污水处理厂和垃圾焚烧发电厂,您认为东部的环保市场是否趋于饱和?

  傅涛:环保市场刚刚打开,远远没有到饱和的程度,如果仅仅是从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几个末端的点来说,这几年局部发展速度确实很快。比如污水处理,2001到2011年十年间,城市污水处理厂数量年均增长速度约13%,处理能力增长速度为23%。截止到2011年,我国建成投运的城镇污水处理厂超过3100座,污水日处理能力近1.4亿立方米,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82.6%,大城市的污水处理率更高。从建设角度来看,污水处理行业进入到一定的发展中后期,但污水处理只是第一步,后面还有污泥处理、再生水,都还处于发展的初期。污水处理和垃圾发电只是环保产业的一小部分,发展高峰期过了以后就会进入平稳期。现在建的污水处理厂大部分是小厂子,大厂子建得差不多了,而污水处理回用、污泥处理处置等后续领域的建设还远远不足。

 北京同仁医院傅涛 变革中的环保产业专访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环保产业研究所所长傅涛博
  《新经济导刊》:《节能减排“十二五”规划》提出了许多具体指标,到2015年,城市污水处理率和污泥无害化处置率分别达到85%和70%,县城污水处理率达到70%,全国城镇污水处理厂再生水利用率达到15%以上。您认为这些目标都能实现吗?

  傅涛:以前国家制定的环境战略和规划都没有具体实现目标,但《节能减排“十一五”规划》所确定的约束性指标已经完成了。《节能减排“十二五”规划》提出的控制性目标: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减少8%,氨氮、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减少10%,按照政府现在抓的力度和措施来说,应该能实现。

  城市污水处理率、污泥无害化处置率、县城污水处理率和再生水利用率,这些都不是约束性指标,考核并不清楚,只是行业参考指标。像污水处理率是一个可以调节的指标,处理多少污水是清楚的,但排放多少污水的总量是模糊的。这些推荐性环境指标,不一定都能完成,因为检测方法和管理上都是比较软的。

  县城在污水处理上,以前也有要求,但没有提具体指标,现在大部分县城已经建成了污水处理厂。县城的污水处理面临同样的问题,污水处理量并不清楚,有的污水处理厂的建设规模比自来水厂还大,污水处理量中混杂了许多雨水。一个县城有多少自来水是清晰的,有多少污水量,没有准确计量,自来水公司供水量不等于污水排放量,但处理了多少污水是知道的。

  加快商业模式创新

  《新经济导刊》: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出台了一系列规划,并表示在未来五年要加大投资力度,这将对环保产业发展带来哪些实质影响?

  傅涛:投资是拉动环保产业发展的最大动力,以政府采购为特征的消费拉动也是动力之一,政府购买环境服务,企业就可以投资;还有以国际环境贸易为核心的出口拉动,跟我们平时所说的“三驾马车”一样。只不过,国家投资的加大对环保产业增长的拉动比较直接和明显。现在环保产业也在转型当中,向环保服务业升级,而服务业则是需要消费拉动。此外,即便是投资拉动,在投资模式上也需要改进,不能局限于简单的政府投资,更不能是浪费性投资、重复性投资,这样会形成国进民退,对市场产生副作用。举例来说,本来污水处理厂投资是BOT模式的社会投资,现在政府准备投资了,让自己的事业单位来做,这对环保产业来说是不利的。我们更主张政府采购服务而不是直接投资,这样有利于产业发展。

  环保产业需要多元化的投资体系,关键是理清政府和企业的责任关系。环保本来是政府的事,如果政府自己直接投资和经营,那就不是环保产业,而是环保事业,只是一种环境需求。环境需求如果有了商业模式,企业来投资和经营,有一个合理的盈利模式,就变成了一个市场行为和产业行为。因此,环境保护领域的规划不能简单推导出都是产业规划,这里面需要商业模式做衔接,需要企业可以获得稳定增长和收益的基本框架和模型做基础,环境领域的很多环节不具备这个基础。看似很大的环境投资,对产业发展并不是都有利。商业模式清楚的领域,投资拉动对产业的影响才是有效的。

  《新经济导刊》:商业模式创新成为环保行业上半年的市场关键词之一,您对此有何看法?

  傅涛:环保行业有三个比较成熟的领域,水务(供水和污水处理)、垃圾发电、脱硫脱硝。这三个领域集中了大量的企业,而其他领域商业模式都不清楚。

  水务企业的主流商业模式基本有三类:专业运营服务公司、综合环境服务提供商、解决方案提供商。污水处理的商业模式主要有两种:投资运营商(BOT),专业化服务公司。

  垃圾处理只有在垃圾焚烧发电领域形成了稳定的商业模式。垃圾处理行业的上市公司,大多从事垃圾焚烧发电,从而获得资本市场承认,做其他业务的上市公司很少。垃圾发电是一种政府采购服务、电价补贴的形式,商业模式一般是BOT,它有两方面的收益:政府采购和电价补贴。

  在产业转型与升级的大背景下,商业模式创新已成为行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核心要素。在政府的积极推动下,环保企业在商业模式的探索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业内企业普遍存在创新能力不足问题,这就需要在体制改革的背景下,不断地创新和健全商业服务模式。

  《新经济导刊》:据了解,污水处理、垃圾发电等环保企业回收资金都很漫长,是否可以尝试公路、铁路的BT模式?

  傅涛:所有的公共服务都是要长线的,长于现金流、风险小,但收益率不高、回收资金都比较漫长,长线是它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优点是可以建立稳定的几十年的收益报表,像自来水一样逐步产生现金流,缺点是一下子收不回资金,沉淀性比较强,需要强有力的资金支撑,这样商业模式不是所有的融资结构都能支撑的。

  公路、铁路的建设-移交模式(BT),在环保行业也有,企业建好污水处理厂移交给地方政府,这样就变成了短期回收资金了。但这样风险也很大,一旦政府回购产生问题,企业的资金链马上会断裂。因为采用BT的企业大都是借的钱,如果政府给不了钱,那就垫不起了。而BOT项目融资模式,好处在于没有短期还款压力,本来就准备长期投资。

  资本为王与并购整合

  《新经济导刊》:您曾经表示,中国水业和固废行业将继2001年后,再次进入“市场资本为王”的时代。您这是基于什么判断?

  傅涛:对,因为国家金融形势发生了变化,环保是为政府服务的公共行业,政府是甲方,市场模式取决于政府有钱的程度。现在银根紧缩,地方政府缺钱,地方融资平台正在清理,地方政府的融资压力很大,在地方政府资金流动性不够的情况下,需要市场来填补资金空缺。这时候谁的融资成本低,谁有足够的资金,谁就能获得很好的市场。所以,我认为要进入“资本为王”的时代,这跟大的宏观形势有关系。

  现在是地方政府穷,中央政府富,可水务、固废等环境保护的直接责任是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有钱不等于地方政府有钱,中央政府的钱只有通过转移支付的形式才能拨给地方政府,而转移支付并不均等和及时。地方政府缺钱,就要依托于中央政府和市场。

  从今年上半年来看,环保企业上市融资依然方兴未艾,企业上市融资后将会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和资本投入,股权融资只是一种手段。环保企业的融资方式是多元化的,还有债务融资、项目融资以及各种衍生品,大部分是债务融资和项目融资。

  《新经济导刊》:这几年,大大小小的环保企业如雨后春笋,都想在环保市场分一杯羹,面对日益深化的国际金融危机,环保行业是否也要洗牌?

  傅涛:这个行业已经在洗牌了,一些资金紧张的企业已经出现经营困难,有些资金实力雄厚的企业开始并购。2011年就是一个并购时代,出现了很多并购行为。这个行业需要整合,因为太分散了,比如水务产业,最大的水务集团其服务市场份额也不过5%。未来的趋势就是并购整合,经过整合,跨区域的大水务集团公司应该是100家左右,因为中国的地域广,人口多,市场规模大。而英国只有10家水务集团公司,法国只有3家专业的水务服务公司。

  垃圾处理的市场与水务差不多,只是现在没有发育起来,垃圾市场只释放了很小一部分,从长远看,固废市场与水务市场属于一个量级。目前垃圾处理方式以填埋为主,焚烧只占一少部分,我们看到的企业大多是焚烧发电,所以固废大部分没有进入市场。当然,焚烧不是惟一方向,填埋和堆肥也是一种处理处置方式,只不过现在没有找到合适的商业模式和对接途径,从而获得市场的认可。至于填埋和焚烧引起很多争议,那是因为处理标准不高,只要标准提高了,费用上去了,就不会引起争议。技术上很成熟,就是不愿意花钱。

  从企业战略调整的方向也可以看出,“十二五”期间,以餐厨垃圾处理、土壤修复、污泥处理处置等为代表的固废产业将迎来发展高峰,企业的竞争也将加剧。

  政府的监管与责任

  《新经济导刊》:如何破解“污泥围城”的困局?这里蕴藏的商机有多大?

  傅涛:污泥是水务引申出来的未来很重要的一个市场,污泥的市场规模可以达到污水处理的一半。现在中国的污泥处理率非常低,只有不到20%的污泥进行了安全处置。需要通过政府采购和足够的费用来支持污泥处理的投资建设和运营,因为环保产业都是外部性的,甲方不愿意付费,乙方只要通过政府实现一定的付费支撑,产业就可以完成所有的事情,这个领域不存在真正的技术问题。虽然地方政府资金紧张,但多年来环保的债务必须偿还,必须把环保的责任作为一件重要的事情,政府要严格要求,加强监管。

  《新经济导刊》:目前,市政污水处理、生活垃圾处理等环保产业面临哪些瓶颈和难题?您有何建议?

  傅涛:市政污水处理和垃圾处理是直接向政府提供服务的产业,它的所有风险和交易结构都取决于甲方,取决于甲方的信誉、成熟度、付费意愿、资金充裕程度以及对这个产业的理解。政府有没有足够的资金来采购,是否愿意来采购,提供什么样的标准,这是污水处理、垃圾处理行业面临的第一个最大难题。

  第二,是绩效评价体系的缺失。环保产业是属地经营,每个地方各建自己的自来水公司、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处理厂,它们之间的绩效比较没有建立,政府和老百姓都不能识别谁是专业化服务,它们都是封闭经营。就像酒店一样,刚开始我们不知道谁的好,当有了星级酒店以后,我们知道谁的服务更好。所以,环保产业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应该建立绩效评价体系,让政府和公众知道每一个服务的层级和水平。

  第三,是投融资体系的不协调。目前的融资结构也不能支撑现在的商业模式,大部分是短期债务融资方式,不能支持环境项目的沉淀性融资需求。目前的融资结构跟环保产业需求不匹配,债务融资是与生产环节的商业模式相适应的。我们现在的市政污水、生活垃圾等环保产业都是公共服务行业,沉淀性很强。对金融工具的要求与一般的竞争性行业不太一样,现在市场上没有提供这样的融资产品和金融工具,或者说匹配度不高。

  此外,公众和社会对水价、水质、水污染、选址、垃圾焚烧、地沟油的关注和质疑,正在快速抬高环境服务的标准,而服务价格跟不上服务标准提高的步伐,也是当前环保产业面临的挑战。

  《新经济导刊》:工业废水污染环境,引起了民众和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您对工业水处理市场怎么看?

  傅涛:工业废水处理是另外一种交易结构,不同于市政污水和生活垃圾。它不是公共服务,甲方不是政府,而是污染企业。污染企业需要政府强制减排,它才能变成到位的甲方,没有哪个企业自愿采购污水处理服务的,它取决于政府的监管。按照官方数据,10年之前,工业废水处理已经达到90%以上,工业废水处理远远超前于市政污水处理,实际上却是远远滞后。工业废水处理的商业模式也不清晰,因为它不是污染企业自己主动做的,取决于第三方的监管。如果监管不到位,那就是虚拟的;如果监管时断时续,那这个产业没法实现持续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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