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门口的野蛮人2：KKR与资本暴利崛起》的作者乔治8226;安德斯（George Anders）通过数百次访谈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特别展现了商业运作中的人性、销售手段、赢得人心、利诱与博弈以及不可预知的种种机缘。春天的一个午后，我和他坐在旧金山温暖的阳光里，谈起他文字中体现出的优雅的历史感和对当事各方保持的距离，还有商业运作的故事后面那些更为本质的东西。敬畏机缘KKR的成功是无数机缘的产物，最深远的背景是美国的法律体系多年来逐步积累，给予了公司的特权，确立了有限责任体制，较为短期的影响则是美国多年来执行过于保守的公司财务原则、企业界内部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以及里根总统上台后两届任期内执行放松管制、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政策。这些机缘非KKR的创始人所能掌控的，最初的他们更无法预料自己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获得如此巨额的利润，他们虽然聪明、深谙人性，若没有这些大势，其成就将失色得多。公司被称为法人，几乎具有自然人的各种权利，但它可以完全控制其他法人、可以永远不死地生存下去、可以改头换面重新做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可以获得公司的巨大赢利，万一失败仅承担有限责任。这些特权是在美国历史上由资本阶层推动、经过无数反复抗争而逐步形成的。KKR的几个创始人表面上看承担了巨大的责任和风险：投资人因为信任KKR、KKR选择的经理人和KKR 主导的对经济前景的预测，才提供资金助其买入企业，如果KKR的这些责任有一个出了差错，那么信用就会受损，进而影响KKR的业绩。然而KKR到底承担了多少风险呢？他们付出的不过是一个承诺，投资银行、债券承销商、律师行等中间机构的参与自然也是投入了自己的信用，但是既然他们也是有限责任，相比巨大的收益可能，何乐而不为呢？即便承诺不兑现，无非是失去了赚大钱的机会。是被收购企业承担了风险，或者是那些可能在50岁被抛到社会上衣食无着的工人们来承担了风险。核心的问题就是所得和付出不对等，责任和权利不对等，利益严重偏向资本层。KKR的精明之处在于充分利用了这种法律体系。贷款利息和企业的折旧可以作为费用，减少了企业应交的所得税，但是分给股东的红利必须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后才能分配。无论有什么合理的理由，这种方式明显对于大银行有利，同样的营运利润情况下，大银行可以借这一法律促进企业借钱从而获得利息收入。这种法律上的特权早在几十年前就已存在，不过到了KKR时代才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当时被收购企业的财务上较保守，往往缴纳大量的所得税给政府。被KKR收购后，用贷款替代净资产来提供运营资金，并且合法地提高了资产原值，从而可以提高折旧金额，导致政府拿到的所得税减少了，这笔钱转移到了银行和债券持有人以及各种中间人手里，也正是因为这种经济上的诱惑，KKR的创始者才有可能从银行借到钱实现自己的收益。然而，这种保守的财务政策来源于对1929年大萧条的痛苦记忆。从财务指标上看，KKR的收购确实提高了很多被收购企业的效率，这是因为那些企业被收购前浪费严重、机构臃肿、无人愿意做高风险高回报的决策。这其实是一个老问题：公众上市公司是公众的吗？看起来是无数个体可以公开地买卖股票、召开股东大会，所有的理论和机制似乎都是设计来保障股东的权益的。有谁会声称资本主义的美国，其上市企业不是私有的呢？然而，事实是，公众上市公司从名义上看产权是私有的，但是行使产权的过程漫长、成本高昂、真实信息在行使产权的过程中损耗掉或被歪曲，真正的控制权实际上体现在代理人手里，他们当然有动机上下其手、拿高薪高福利而少做事。KKR无非是借用金融手段，让自己成为私有化的新股东，提高了行使产权的效率，从而提高了企业的效益。那些支持KKR的金融机构，除了现实经济上的巨额诱惑外，认为这样做有助于美国效率的提高，令企业更加公正。这种利益和道义上的双重诱惑正是KKR的杠杆收购能够获得很多人支持的原因。当然，同样讽刺的是，当KKR提高了被收购公司的效益的同时，它也有动机蔑视社会公益、劳工利益，而劳工因为自身在博弈能力和财富方面的劣势，自然只能被迫承受代价，劳工和社会做出的牺牲跑到了KKR和利益相关人的腰包里。KKR在一方面体现了所谓公正（如消除了公司官僚主义），一方面又带来了社会成本的上升。最后KKR之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遭受打击，正是由于KKR对于公众利益的侵害，导致了社会思潮的再一次反转。我们的教育体制暗中施加了一种思维惯性，经常把先后出现的两件事暗示成因果关系，比如克拉维斯很努力地工作或克拉维斯很聪明，与克拉维斯拥有私人专机这两件事会被视作因果，仿佛很努力地工作才可能有成绩。实际上，人们渴望的结果，从来不存在充分条件（即你只要具备了这个条件就必然实现），顶多是具备若干必要条件（缺少一个就不可能实现），但是无法将所有必要条件列出，更不可能确保这些条件都具备。至于是否努力，很难说就是一个必要条件。从KKR的那些机缘中，我们看到，既然政治风向、社会思潮构成了如此重大的影响，那么如果仅仅是拼命地在具体的商业事务上用力，而不关注这些更为广泛、对于结果影响更为重要的因素，其成功的概率自然有所下降。很多自以为努力的创业者，被这种浅薄的因果暗示误导，实质上是在拼命地做一个好奴隶，更可能是在浪费生命，成了拼命努力的浮躁者，对于创造社会财富与实现个体幸福并无好处。认清机缘的重要，自然可以心安理得地做出务实的努力，又不盲目浪费奋斗的能量。个体与群体长期与短期在所谓公众上市公司的效率低下时，KKR介入，以自己一家主导股东替代大批无法有效行使产权的股东，并以此起家。经过10年左右的时间，社会思潮抨击这种一家独大的缺陷，如缺少长远投入、没有实质性改善运营、大批员工承受了巨大的痛苦时，KKR又放弃自己的独大，让更多人分享股权，曾经削减的开支又重新上升，被裁减的员工又回到总部，看来不过是循环而已。唯一不同的是KKR在这个过程中获取了大笔收益。善良的人们也许因失望发问：哪一种做法才是较好的状态呢？KKR的做法是对还是错呢？答案是，这两个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的代言人们总是喜欢信誓旦旦地鼓吹绝对的、原教旨主义的观念，例如说市场总会自动恢复均衡。是的，KKR的历史似乎证明了这一点。不过在这个过程中，那些自杀的CEO，那些付出一生辛劳、在垂暮之年被剥夺生机的人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所谓能不能回到均衡，对于他们有什么意义吗？既然整个社会似乎还是正常运转的，他们不过是不幸成为受害人，不幸地承担了社会的代价，有什么体制补偿他们的损失呢？上面两个问题或许可以这样问：对于精英者来说，什么做法在多长的时间范围内衡量才是较好的做法？然后再分别针对平民和整个社会总体来发问同样的问题。所谓经济学的全部本质，就是这样一句话。我们能轻易地说，哪一个做法是“正确”的吗？它不过是在某一个时间段，某一些条件下，对社会来说收益超过成本而已。因此，各种纷争的思想流派、经济理论，并不存在哪一个错误和正确，无非是在什么样的前提下，其代价小于收益而已。更加复杂的是，还得追问一下，是谁的收益、谁的代价？本书中两处谈到杠杆收购对美国社会的整体影响，由于每次收购之后都可能有很多其他因素影响了最终的结果，无法将收购这个因素对结果的影响单独区隔开来，因而实际上无法得出强有力的结论：杠杆收购对美国社会整体是好是坏，自然在立法上就没有理由阻止杠杆收购。这个非常高明的例子，不过是表明了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大多数争议都无法得出令大多数人信服的答案，但是如果法律不禁止某种做法，那么从这种做法中获益的人群这个小个体，无论多么有争议，都大可以享受其成果，让他人背负代价。因此，所谓法无明文禁止则可以做，或者是程序正义等原则，必然是偏向精英者的。经济生活中之所以争论不休，部分在于人类的认识水平实在有限，但更多的是，争论所代表的群体和时间周期不同，而且大多数问题无法得到清晰的答案。既然人类有着这样的局限，那么也许只能非常粗略、狂妄地把决策的依据简化为代价和收益的权衡。如果KKR能开掉工人只需付出1 000万美元的遣散费，如果规避石棉受害者的赔偿只需要付出点登记费便把责任转嫁到一个空壳公司里，收益却高达若干亿美元，那么KKR当然会这样做并屡屡得手。不过，工人们通过媒体、工会发起了各种抗争，有CEO因失望而自杀，有石棉受害人发起了诉讼，并且迫使KKR只能采取让旗下企业破产的方式来逃避责任。可以说，以KKR为代表的精英者们，如果感到欺骗和镇压的方式代价更低收益更高，他们就一定会这样做；如果这样做的方式让他们感到代价高昂，得不偿失，那么他们才会发生改变。正是这些抗争和搏击，乃至同归于尽式的厮杀，才正确地反映出社会的代价，社会的思潮才发生改变。世界本无绝对的对错，它只是围绕在适当的度这个中线周围运行。
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希望KKR的故事能给我们以启迪，希望本书的出版对于亲爱祖国的繁荣也能成为一个小小的机缘。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