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牟其中的南德公司衰落了，史玉柱的巨人集团衰落了，太阳神在衰落，三株在衰落，沈阳飞龙在衰落，中国民营企业纷纷衰落，一如它们的迅速崛起，令社会公众莫名惊诧，使专家们大跌眼镜。
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不可避免地衰落了。这竟成为世纪末中国一个特有的经济现象和全社会关注的焦点。第一代民营企业为什么不约而同地走起了下坡路？下一代民营企业路又该怎样走？人们对此议论纷纷，有的从民营企业的管理机制上找问题，有的把造成败局的原因归咎于某一次决策失误，有的则从企业领导人的性格品行上找根源，进行神秘主义的所谓探索，甚至进行人身攻击，等等，隔靴搔痒，不得要领。按照这种探索，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同样的性格，昨天还是他成功的关键，今天却成了致命的弱点？为什么同样是民营企业的管理机制，刚刚在昨天还被当作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而顶礼膜拜，今天竟成了导致他失败的罪魁祸首？难道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按照这种探索，失败的民营企业，家家都有一大堆乱七八糟的问题，各家的问题又都各不相同，一次决策的失误、一个疏于管理的问题、一种性格品行方面的弱点、一个毛泽东情结等等，就能造致整个企业无可挽回的败局。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偏偏在今天而不是昨天或明天，中国的民营企业竟这样弱不禁风，争先恐后地应声而下？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在同一时期，各种不同的因素，都会使民营企业纷纷中箭落马？难道真是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是殊途同归，中国民营企业都走上了穷途末路？
中国民营企业究竟为什么要异口同声地喊“落”，不约而同地向“下”，殊途同归地走上末路呢？造成这种局面的共同根源、深层原因到底是什么？对各个民营企业衰落的个案分析没有为我们提供这样的答案，不同的因素都导致了同样的失败，这本身就证明这些因素并非它们失败的共同根源。幸福的家庭个个相似，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中国民营企业各自衰落的种种不幸因素，构成了它们失败的个性，但是，它们必定还有共同的根源，否则，单由这些个性，决不可能使它们整体地衰落。
不了解中国民营企业为什么会在昨天一夜之间突然崛起，自然也不会懂得它们为什么会在今天整体衰落。而没有一定的经济学素养和深沉历史感，就不会明白中国民营企业为什么崛起和衰落。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这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摸着石头过河”，意味着旧体制可以打破，新秩序尚未建立，意味着实践可以先行，可以大胆地试，可以边摸索，边立规矩，先摸索后成方圆；往往一个“放”字，一项“放”的政策，既废除了旧的条条框框，又取代了一切尚未建立的新规范新体制，在实业界形成了体制的真空地带，给实践者提供了无限的操作空间，加之人们观念的转变也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慢过程，因此，实业界同时又是一个人才的无竞争领域，而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伊始，未被开发的市场却又无限广大，到处是未被开垦的处女地，其中蕴藏着十分巨大的超额利润。这是政治家为实业家提供的免费午餐，这是一个百年未遇、千载难逢的商机。未必真有超凡胆魄和远见卓识，由于种种原因处于市场经济前沿地带的捷足先登者，得到了这一历史性机遇的恩赐。无限的市场，无限的操作空间，无竞争的领域，使他们如鱼得水，轻而易举地摸到了一个市场的空白点，而这一市场的空白点恰好又是没有规矩的操作空间和无人竞争的领域，从而使他们率先成了我们曾经津津乐道的“万元户”、“大款”和“大富豪”等等，他们所领导的企业则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成为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牟其中的南德公司、史玉柱的巨人集团、广东的太阳神、沈阳飞龙、济南三株等等，先后横空出世，成为中国民营企业的天空中一颗颗璀璨夺目的耀眼明珠。这一时代所造就的企业奇迹，即使在世界经济史上也是蔚为壮观和绝无仅有的。
但是，历史性的机遇毕竟是历史性的，有她的时间局限性，不可能是不落的太阳，不醒的梦，不散的晏席。改革开放已经二十年了，该“放”的都已经“放”过了，该“摸”的都已经“摸”过了，市场经济的新体制日臻完善，新的法规逐步建立起来了，政策性效应行将消失殆尽，企业家的操作空间有了新规矩的制约，需要企业家具有更高的操作水准和艺术技巧；而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观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下海”捞鱼的人越来越多，原来庞大的市场被迅速瓜分完毕，加之高素质人才的纷纷“下海”，商海已不是无人竞争的领域，商战已经到了白热化阶段，被开启的原子反应堆经过二十年聚核裂变的释放，其原子核能也将消耗殆尽，超额利润被平均化了，同样的付出所获得的回报比以前要小得多得多了，捞鱼赚钱已经越来越难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民营企业的整体衰落即其利润率和发展速度的下降是势所必然的，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一如它们当初异乎寻常的崛起。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在这一历史转变过程中，不衰落或衰落幅度低于平均衰落幅度的企业，往往有意无意地把握了这种历史的必然性，对于前者我们应该向其脱帽致敬，对于后者我们应该庆贺他们的幸运；而衰落幅度甚于平均衰落幅度的企业，则必定是不懂得这种历史必然性或虽然懂得但在实践中没能把握的企业，对这两者，我们都要哀其不幸，上面所列举的正是这样一些企业。
在改革开放的早期，中国大地到处传诵着一些白手发家的神奇故事，与今天民营企业四面楚歌的情形恰成鲜明的对比：某某某用借来的几百元或几千元启动资金，在短短的几年内竞奇迹般地一跃而成为身价几亿甚至几十亿的大富豪。这正是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所带来的历史机遇的真实写照，是天赐良机使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轻松过关斩将，迅速积累起连自己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庞大财富，登上了成功宝鼎。但是，我们的民营企业家们不懂得这一点，他们把历史性的机遇当作了无边无际的商机，他们欣喜若狂，被早期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以为天下真有不散的免费午餐，真有不落的太阳，不醒的梦，因此，他们不仅没有在如日中天时调整发展战略，收缩战线，为接下来的夕阳西下作未雨绸缪式的准备，往往反而要更上一层楼，再越一座山，去领略悬崖绝壁险峰上的无限风光，往往到了夕阳西下之时还沉浸在昨夜的温柔梦乡里不肯醒来，继续他们那改革开放早期、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思维定势和操作惯性，其不信邪的勇气可嘉，但与经济规律硬碰，摔坏的必定是自己。这才是中国民营企业纷纷衰落的根本原因。
我们所经历的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与历史上任何大变革时代一样，这是一个需要英雄也是造就英雄的时代。在大变动时代，草莽也成英雄。政治体制大变革时代造就的是将军统帅、革命家和政治领袖，经济体制大变革时代造就的则是暴发户、大富豪、企业家和改革家。由于我们不知道是这一经济大变革的时代释放出了如此巨大的超额利润，因而常常在企业家个人身上为探寻他们发家的秘密而乐此不疲，新闻媒介推波助澜，社会公众趋之若鹜。于是，在企业家身上，一切都被神秘化了，一切都被颠倒过来了：粗鲁不叫粗鲁，叫男子汉气慨；骂人不叫骂人，叫企业家风度；草率不叫草率，叫有魄力；随便作出一个决定便是果断；连无知无识没有多少文化也成了吹嘘和包装的资本，连沙哑的嗓音也成了妙不可言的音乐……廉价的恭维和肉麻的吹捧劈头盖脑地向我们的企业家砸来，企业家们早已被吹得头晕目眩，昏昏欲仙，飘飘然，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于是，一个个真把自己定位成了伟大的天才，效仿毛泽东，过起了领袖瘾。本来我们的民营企业家并不是精英堆里脱颖而出的顶尖人物，他们大多是由于自身当时所处的客观条件，连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神不知鬼不觉地发了财，捷足先登地占领了商业竞争制高点。他们并不一定具有超凡胆魄和远见卓识，并不一定是经商天才，象牟其中那样从大牢里出来，毋须什么勇气和魄力打破铁饭碗就很自然地下了海，成为市场经济大潮中的先行者。但当他们成功之后一经媒体大腕们的联合包装便不得了，说什么下海之初就是为了做中国经济改革的试验田，什么勇气魄力、远见卓识，样样齐备，真是脱胎换了骨，仿佛浑身上下每个毛孔都有伟大的因子在里面。经这么一吹，有的民营企业家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以为自己真有什么通天本事可以扭转经济规律，于是从战略战术上都麻痹了接踵而至的经济困境，象红顶商人胡雪岩那种终身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谨慎态度，他们似乎一刻也不曾有过。其实，人与人之间天生并没有太大差别，成功与失败之间、发财与贫困之间，仅一纸之隔，一步之差，即便是伟大的天才，生下来的第一声呐喊也绝不是一首诗。所以一旦历史性机遇成为历史，大潮落幕，民营企业家们应声而下，简直就是必然的了。而这其中，社会舆论和一些新闻记者的捧杀，其功也不可抹。
规律的力量是无穷的，与经济规律相对抗，结局是很悲惨的。
董建华的名字如雷贯耳是在他当了“特首”之后，在此之前，孤陋寡闻的年轻人不会知道董建华是何许人，而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则更是鲜为人知了。提起船王，我们立即就会想到包玉刚，绝不会与董浩云或董建华联系在一起。但是，我们怎能想到，董浩云曾经是比包玉刚出道更早、名气更大的世界级华人船王。对一条经济规律的不同判断和应对策略，使两人的船王地位发生了戏剧性的大变化。八十年代初期，世界航运业盛极而衰，世界级船王董浩云没有看清这一形势，他被繁荣的假象所迷惑，逆流而上，增加投资，大肆扩张船队，正是在这时，他还向日本订造了世界上第一大的超级油轮，一心要巩固他的世界船王地位。而包玉刚则早在七十年代便决定激流勇退，上岸分散经营了，终于于一九八О年和一九八五年两次由女婿吴光正成功收购老牌英资“九龙仓”和英资“四大行”之一的“会德丰”，以创造世界经济史上商战经典的方式，完成了战略性转移。
结果果然好景不长，八十年代开始，全球航运业出现了全行业的不景气，董氏家族陷入了几乎是全军覆没的困境，当此之时，董建华临危赴任，他卧薪尝胆，历经长达八年的大手笔债务重组，得到汇丰银行38亿港元贷款和霍英东11亿港币的援助，才使董氏集团起死回生，董建华也因此在香港商界名声大振。但是，经此挫折，董氏家族已元气大伤，董浩云与包玉刚的船王地位出现了极大的变化：包玉刚连年位居香港十大富豪之列，按其家族的市值计算，一九九四年名列香港十大富豪第六名，总值为154亿港币，一九九五年名列第七位，总值132亿港币。其旗下的香港上市公司“会德丰”、“九龙仓”等，总市值近千亿港币，若再加上其他方面的财富，家产更是惊人。而董建华的身家“东方海外”的总市值约24亿港元，只有包玉刚的一个零头了。
任何产业都有它的产业周期，一个国家和整个世界经济也有它们的经济周期，历史性机会必然会有成为历史的时候，这些都是基本的经济规律。经济规律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经济规律就会犯战略性错误，一个战略性的错误就会导致全军覆没。董浩云当年所犯的正是这样的错误，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所犯的也是这样的错误，错误的根源则在于他们缺乏把握和驾驭经济规律的哲学素养和能力。做小生意凭经验，中等生意用各种部门科学，做大生意就要靠哲学了，否则，只要你还没有离开生意场，无论有多少钱都不是你的，怎么上去还会怎么下来。早期在中国股市里出现的富豪们几乎都已被消灭了，如果史玉柱、牟其中他们去炒股，必定也会在牛市里大发横财，又在熊市里赔得血本无归，赚到的可能只是潇洒走一回。
不怕赚钱少，就怕赔钱多，要想赚钱，先得学会怎样规避风险。愿意东山再起、不想重蹈覆辙的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们和想立于不败之地的第二代民营企业家们，请你们在上路之前心中先装一条经济走势的曲线，然后克服非理性的贪欲，再记住：什么时候都不要“满仓”，手中要始终握有资金，而且手里的资金要随经济形势的增长而增加，经济形势的下降而减少，因为高潮太高了，往往是个巨大的陷阱、致命的诱惑，最好清仓离场，把钱紧紧地抓在手里；低潮太低之时，常常潜伏着巨大商机，正是趁低吸纳，大举进攻的投资好时机。你们可千万不要做反了，那些衰落中的民营企业正是做反了，现在恰是投资的良机，但他们手里已经没钱了。
真传一句话，假传一本书，一部经济哲学，说白了就是上面这几句话。话已经说得不能再白了，如果你还不得要领，说句打趣的话，把笔者的文章放在案头，时时提醒自己，或者花钱请笔者当你的战略顾问，不失为是一个好的笨办法，笨的好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