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自始至终我国医改的目标都很明确，就像江捍平所言：“医改就是让市民看得上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实际上，要完成这三大目标殊为不易，即便高效如美国，医改问题同样困难重重。 为了让市民看得起病，江捍平开出的方子是医药分开，按逻辑判断，自此之后，医生不会为了获得药品收入而开出天价药方。
但实际上这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为无论是“药品收入”高还是“诊疗收入”高，医生获得的正常报酬是恒定的，从更大的角度看，病患所支付的价格并不会减少。如果一再压低病患的支付，直接后果就是医生收入大减，对于读了5年本科、3年研究生、3年博士的高成本人才而言，显然难以接受。 所以真正解决药品虚高的问题，根本方法是斩断药品流通环节的灰色成本，所以江捍平又给出了“厂院直销”“政府集团采购再分配给医院”等针对性措施。然而记者在接触到的一些医药代表表示，这些措施并不能减少药品回购问题。因为是否用某种药，是否用这一品牌的药品都是医院负责人说了算，医院又有很多方法绕开政府集体采购。 所以为了加强监管，江捍平开出了管办分离的方法。希望卫生行政部门从“办医院”的泥潭中走出，更多地监督医院。所以他为医院建了一个管理委员会的决策组织，但缺乏监督的决策组织让卫生主管部门与医院的关系越拧越紧。 一个根本的原因是，卫生部门依旧面临着兴建医院的压力，这关系到卫生部门负责人的业绩，江捍平也颇为自诩建了十几座医院的功绩。建医院需要资金，这些资金从何而来？数据显示，近五成的资金来自于医院自筹，顾及公众利益同时又能偿还巨额资金这显然困难重重。在对待医疗行业的一些陋规，睁只眼闭只眼成为了常态，也最终把江捍平们卷了进去。 数据显示，我国3年内为医改投入过万亿，但占GDP的比重依然不足2%。相对资源有限、分配不公的问题更严重首先是体现在资源的垄断上，面上的数据是：0.3%的公费医疗群体消耗了整个国家80%的医疗预算、25%的财政预算、10%的GDP。面下的数据是：一线城市70%的医疗资源落在疗养院、特种护理等特殊群体中。这些都基于“国家全包了，看病不用钱”的逻辑，只不过这只是针对某个特定人群。 所以国家投入资源被大量地用在医院升级改造当中，医院拼命地建高规格的服务大楼，投入更多的资金购买医疗设备，采购更昂贵的药品。因为那些消耗了80%国家医疗预算的群体需要这样的服务。现在当一线城市遍布全市的三甲医院都建好后才发现，一些极为昂贵的医疗检查设备往往使用率极低。因为是否购买这些设备的逻辑与使用次数无关。一个医院院长首先考虑的是能否评为三甲医院，只有最高级别的医院才能吸引上述群体，只有三甲医院才能让政府投入更多的资源。 而为了让这些医疗设备的使用不至于太低，医院又鼓励医生多使用这些昂贵的诊疗设备。断了手让你去照磁共振，打个喷嚏让你检查过敏基因。毫无疑问，这些检查都能让医生更准确地判断病症，既能减少医患纠纷，又能让院长满意，何乐而不为呢。但在患者眼中，医改却是越改越贵。 江捍平们可以让深圳医院全部转型为法人，也可以让医院院长“转变为职业经理人”（其言道），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改变医疗财政投入不足，且分配不公的问题。就如江捍平所言“医改需要顶层设计”，试点可以发挥医院的能动性，但改变不了游戏规则。 平心而论，江捍平为深圳医改设定的大方向没有问题，他的下台就是因为没有突破原有游戏规则下的可预见逻辑，由此可见，医药领域的病灶何其深，清除何其难。但医改必须继续前行，下一位深圳医改的主政者将继承江捍平的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