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正迎来新一轮填海高潮。 10月16日，国务院统一公布沿海地区七省一市（河北、辽宁、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西、天津）的《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下称区划）批复，七省一市共获得建设用围填海指标面积超过21万公顷。 其中，浙江省获得的围填海规模指标面积最大，到2020年控制在5.06万公顷以内。这一填海指标堪称“史无前例”，在为沿海省市提供大量新增土地的同时，也无疑将伴随环境生态的隐忧。
浙江分得最大蛋糕 俯瞰地球，几十年来，中国的海岸线惊蛰、复苏，处于剧烈活动期，近年尤甚。外移是其唯一的主题。而新一轮的海岸线外移运动，也启幕在即。 根据今年4月国务院批准的区划，沿海省市海洋功能区划要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原则”，合理配置海域资源。 在这一原则之下，批复对上述8个省市在填海规模、海水养殖功能区面积、海洋保护区面积、保留区面积、整治修复海岸线长度等方面分别给予了明确的量化指标。 在8省市中，浙江获得的建设用围填海规模指标面积最大，到2020年控制在5.06万公顷以内，占全部份额的近1/4。而天津获得的填海指标最少，仅为0.92万公顷。8省市的填海指标面积总共超过21万公顷。 “这次给浙江围填海的规模指标，可以说是史无前例。”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告诉时代周报。之所以浙江分得最大规模，周德文认为，“这是因为浙江人多地少的矛盾突出，浙江想发展沿海产业带，需要大量的土地支撑，围垦造地是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浙江这两年的经济增速已滑至全国倒数第三，在这种情况下，浙江要加大力度去发展，发展得有要素支撑。拿到最大围填海指标，是中央对浙江作了一定倾斜。此外，舟山已经划为国家级海洋综合开发试验区，这是浙江未来经济发展的很重要的原动力，肯定会有配套的围垦指标。” 在华东师范大学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徐长乐看来，浙江围填海的条件并不算上佳，滩涂面积相对较小，高滩也不是很多，围海成本较高。“江苏滩涂更多一些，从连云港到南通一线，海岸基本都是淤涨型的高滩，围垦条件更佳。浙江杭州湾南岸也有淤涨型海滩，利于围垦。而到了温台地区，大陆山脉延伸至海岸边，基岩较为坚硬，这种地方建港较为有利，围垦就差一点。” 围垦条件虽乏优势，却幸运斩获最大围填海指标面积，徐长乐认为，“浙江是国家发展海洋经济的三个试点省之一，海洋经济是未来浙江的主要产业发展方向，是重中之重。浙江的产业战略决定了围涂造地的指标要更大一些，有其特殊性。”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夏青也告诉时代周报：“浙江的准备工作做得充分一点，这一次批复的面积就大一些。别的省份准备好以后，也可能提出新的围垦要求，像山东就提出要在海上再造一个山东，工作肯定也在做。” 如许硕大的蛋糕，能否填满浙江的“胃口”？本报记者查询发现，浙江省“十二五”期间规划围填海60万亩，约4万公顷。而“十一五”期间原本规划围垦40万亩，实际完成63.1万亩，照此增速，“十二五”期间实际围垦数量很可能超过60万亩。 事实上，浙江省水利厅有关负责人曾表示，未来五年，浙江将以环杭州湾及温台沿海两大产业带及九大集聚区为战略布局重点，实施滩涂围垦建设总规模100万亩以上。 根据浙江省“十二五”水利规划，“十二五”期间滩涂围垦工程投资规划达到406.6亿元，相比“十一五”期间的投资规模（202亿元）增速超过100%，复合增长率达到15%。 规模速度远超以往 在围填海运动中，政府的话语是那么洪亮，而渔人的声音则稀少阙如，然而，后者的生活却因此有了难以逆转的改变。 陈大桥、陈二桥兄弟本是浙江象山一个小渔村的捕鱼翘楚，收入颇丰。几年前，围填海旋风袭来，这样的日子就此不再。兄弟俩都转到围垦工地上打工，陈大桥承包了一家采石公司，采石挖土去填海，陈二桥则成了一个普通的围垦工人。 “我们当然怀念过去的日子，那时候虽然风险大，但赚得也多。现在整天飞沙走石，就赚这么一点，最可惜的是祖宗传下来的手艺再也没用处了。最苦的是那些五六十岁的渔民，再不能靠海吃海了，生计很惨淡，很多人只能去摆个小摊糊口。”陈大桥告诉时代周报。 陈氏兄弟的际遇是众多浙江渔民的缩影。目前，围填海正在浙江“遍地开花”，台州玉环县是全国14个海岛县之一，该县实施的漩门湾三期和二期围海总面积累计10万亩，相当于再造一个玉环县。去年，漩门湾三期工程龙口合龙，是当年浙江省最大的填海工程。 目前，漩门湾三期工程这一浙江“之最”已恭让于不久前获批的温州“瓯飞”一期围填海工程。这个全国单体面积最大的围垦工程，围垦面积达13.3万亩，而计划中的整个“瓯飞工程”，共围垦49万亩，是温州建成区面积的1.64倍。 毋庸回避，席卷而来的造地运动，仍与各地“GDP至上”的强劲冲动相契合。周德文即认为，此次21万公顷造围填海指标获批，实际上是再次出台了大型投资、开发项目，冀望促进经济不仅稳增长，而且是较快增长。“规划到的省市受益很大。” 而新一轮大规模“向大海要地”背后，主旨已逐渐迁移。与1949年以来几轮围海高潮相异，此次造地已不再用于晒盐、造田、养殖，重心已移至沿海地方政府主导的港口经济和临海工业，以及一些房地产开发。造地规模与速度也远超过往，呈现前所未有的狂热态势。 “眼下浙江围海造地主要服务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沿海产业肯定是发展的方向，如大型石化、大型装备业、新兴的生物工程等，造田、养殖以及一些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再是主要内容。”周德文称。 “围海造地本来就是为了满足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作何用途是看投入产出的绩效，以及它对环境生态的影响。如果对环境的影响可控，当然绩效越高的项目收益越大。过去围海造田是为了解决口粮问题，现在商品粮可全国配置，就没必要非得去做农田。围海造田的绩效确实较低，刚围出的海都是生地，盐分较大，要搁置很多年，慢慢去盐，种粮的收成是很低的。现在不管发展临海型的产业，还是建一些房地产或商业项目，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徐长乐说。 环境隐忧值得重视 难以抑制的利益冲动，是地方政府大力围海的强劲动力。并不偶发的是，一些以“农田养殖”用途通过审批的围海项目，竣工后即悄然“变身”，竟为工业或商业用途。 据测算，在不同的地区，围填海的成本从3万－30万元一亩不等，填后出让土地的收益达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比比皆是。在一些地区动辄每平方米两三万元的海景房面前，围填海的成本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曾为“瓯飞工程”算账称：“（围填海的）产出效益，目前一亩建设用地一年平均税收10万元，平均安排10个人就业、年工资收入共有20多万元，一亩建设用地开发建设后可产出效益六七十万元。” 如果是作为工业用地出让，在温州，一亩地经过民间转让后，一两百万元乃是常态。如果企业能够满足政府设定的一些指标，价格一般在80万元/亩。 面对巨大近期利益，围填海对环境生态可能带来的弊端，在一些地方官员眼里，难有分量。但，无视并不抹杀问题。 最直接的影响是，被称为“海洋之肾”的湿地大幅减少。统计显示，围填海使我国滨海湿地面积锐减了57%，许多湿地鸟类栖息地和觅食地消失，海洋和滨海湿地碳库功能下降，碳汇功能丧失，湿地生态服务价值大幅降低。 民间环保组织“绿家园志愿者”召集人汪永晨对时代周报表示：“湿地是最重要的基因库，它有重要的洁净功能，像人的肾一样。现在的围填海，把湿地里的基因给灭了，这会造成非常大的生态失衡以及生物链的断裂。” 一块湿地的消失，确实伴随着大量物种在这个地区的灭亡。奉化市红胜海塘的居民黄菊花告诉记者：“现在很多东西都吃不着了，青蟹、梭子蟹、章鱼、竹节虾这些东西，以前家门口就能抓到，现在要吃的话，要几十元、几百元一斤到市场上去买。” 随意围填海，最大的弊端可能还在于破坏了千百万年来自然形成的海岸线，打破了自然界的理想平衡状态，造成水文动力环境的重大改变，使得天然渔汛消失，近岸洋流改变流向，沿岸自净能力下降。 国家海洋局曾提出，未来我国35%的海岸线要保持自然状态。在此次区划中，海洋局对不少省份也提出了类似的量化要求。但海洋部门的调查数字显示，像渤海湾地区超过70%的沿海岸线已经被围垦。“35%只是最低的底线管理，是根据现在的状态，一定要保住这个底线。以后管理水平高了，这个数字会有所上浮。”夏青告诉时代周报。 河口造地一向被认为条件最好，但在一些专家看来，也将严重改变潮汐水道和河道的水文特征，使得湾内水质恶化，局部侵蚀或淤积，航道壅塞，洪灾衍生。 “河口造地要特别谨慎，一般河口是要重点保护的，即便造地，按规定也要作为自然保护区保护起来。”夏青说。 海洋的一些小报复已直逼当下。“像赤潮在各地泛滥，广州市民一度喝的水都是咸的，但人们已经在经受这些了。”汪永晨说。 “海洋是有生命的，它的脾气很倔，不可能任你摆布。‘人定胜海’是‘人定胜天’的翻版，这方面过去的教训太多了。围填海要相当谨慎，不要过去的‘污点’还没处理好，又添新的环境‘污点’。”上海资深投资顾问林端方对时代周报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