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72岁的陆谷孙除了忘情工作外，还一度热心写博客、微博，既喜欢翻译，也关心时事。他不时发表犀利的见解，难免不引起一些人的反感，用陆谷孙这个年龄段的人无法接受的脏话骂他，而时世蜩螗依旧，于是不免感慨：“社会上，也包括大学里，伪君子多啊，我在博客里面写过的阴阳人到处可见。人家不要你做什么达则去兼济天下，那就只能孤单地独善其身了。”“呼吁大家来做‘超级语文粉’，该不会触怒谁吧？” 陆谷孙1957年考入复旦大学外文系，本科毕业后攻读研究生，导师是徐燕谋。陆谷孙的老师中有林同济，师生共同的爱好是研究莎士比亚，后来“文革”期间曾在一起劳动过。林同济才学过人，1949年，林父列数了林同济种种“不良”记录后，建议林同济尽快动身去台湾，林同济脱口而出：“中国若亡，吾与汝偕亡。”在此后的政治风雨中，林同济的精神和肉体遭到双重的折磨。陆谷孙说：“父亲和师长要与国家一起存亡的情怀给我的影响，也是使我今天成为一个‘裸教’的原因。人家不是有‘裸官’吗？把家人送出去，自己拼命贪污。‘裸教’不一样，孑然一身，体察本我。” 陆谷孙当复旦大学外文系主任时的口号是“以理想主义的血肉之躯，撞击现实主义的铜墙铁壁”。他主办“白菜与国王”讲座，什么题目都可以谈，曾请了余秋雨、俞丽拿、黄蜀芹、沈柔坚、葛剑雄、冯亦代、董乐山、董鼎山等新老朋友到复旦外文系演讲。 1980年，陆谷孙第一次到美国，发现那是一个非常安静、非常干净的国家。后来再去，感觉美国变化很大，他说：“大城市现在变成了犯罪的温床，人口激增，仅拿华府为例，70%以上的人口是黑人或者墨西哥人。有钱人都搬出来了，先搬近郊，现在是往远郊搬。美国的政治也越来越看不懂，让人反感。所以，我女儿讲：政客没有一个好东西。” 从女儿的成长经历，陆谷孙觉得可以看出中美教育制度的不同。“她在这里的时候，学习是属于差的那一类。平时也不爱念书，一天到晚和同学骑自行车到处玩，吃羊肉串。要她出国，她也无所谓。到了美国以后，那儿的教育似乎给了她一个目标，一种目的感，一定要念法学。毕业后进了法律事务所，事业有成，但也不乏自嘲的幽默。现在买了一栋大房子，是建筑商全按用户要求从无到有‘量身定制’的。一家四口人，好几个卫生间，我问：你干吗呢？开幼稚园啊？她说是为了两个女儿今后进个所在地的好学校。我说：你买就买吧，又不是我的钱。” 陆谷孙的太太如今也在美国生活，留下陆谷孙一人独守复旦。陆谷孙说：“我太太在美国早就习惯了，但是回到这里更习惯，这儿似乎更适合于她。她每次回来，生活得非常愉快。有糖炒栗子吃，有螃蟹吃，有各种中文电视剧的碟片，她也爱看。女儿不一样，嫁了个美国人，而且念的是法律，什么事情都不怎么讲情感了，情感么，全部倾注在两个女儿身上了。” 陆谷孙将前辈和自己的情怀理解为“家园情结”：“这一点上，我就觉得林同济先生也好，钱锺书先生也好，我的导师徐燕谋先生也好，我的父亲也好，这一代人构成了一个强大的营垒，影响了我的性格，造就了现在的我。我现在一到了美国，到了秋天，秋虫叫起的时候，我马上就会想到这里的一切。想到第九宿舍外面，我这一片小小的草地里，潜伏着多少蟋蟀，多少蝈蝈，叫声比美国的秋虫更能激起对故园的留恋。这一切的声光色，这些东西的总和，就像海妖的歌声一样：回来吧，回来吧。”当然，陆谷孙补充说，回到这儿，自己多少还有些用处，特别是对学生。 学英语：还是喜欢写 时代周报：在你的读书时代，很多人都说院系调整后，大学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你进复旦大学的时候，所亲身感觉的学术气氛如何？ 陆谷孙：院系调整，复旦大学是一个“暴发户”，好多教会学校、私立大学都过来。我进复旦是1957年，“反右”第一波过去，比较太平了，开始念书。到了1957年底，党的教育方针一发表，那就再也没有好好学了，成天劳动。所以，农村去过，工厂去过，建筑工地去过，码头去过，崇明围垦去过。这里的物理楼和二教我参与造过，望道大门我参与造过，我们都是小工。一个是劳动，一个就是运动。第一个运动就是“反右”的第二波，“反右”没打彻底，再打。我们班打出三个，我本人的有些言论虽然没打成右派，但是都记录在案了。我那时候最不喜欢的就是礼拜天还不让人休息。我们上海同学不能回家，要做什么呢？要除“四害”，跑到江湾的粪缸旁边拿筷子去把蠕动的蛆一个一个地拣到碗里面，拿回来汇报：我今天消灭了多少，来春苍蝇就少了。所以礼拜天不让回去，我比较有意见，讲了一句话：上帝创造世界万物，干六天活，第七天还要休息。那么，第七天，总得让我们回去休息休息。这话是1957年开会的时候讲的，到了1970年把我关起来，要我交代问题，批判我的时候，这句话拿出来了。 时代周报：你从17岁开始学英语，到什么时候觉得没有太多障碍？ 陆谷孙：我1980年第一次出国，那时候已经40岁了。到现在为止，听也是我的弱项。为什么呢？训练太少。当年兴趣就是灵格风，没有跟外国人交流的机会，没有像现在这么多电影，与听的材料不多有关系。所以1980年出去第一个困难是听，特别后来到了英国，听的困难比在美国还大。当然，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特别是面对面的讲话，听就不成问题了。待到要回国以前，听的问题解决了不少，但依旧是个弱项。今天我看英语电影，听还是大有问题。女儿哈哈大笑半天，好笑在哪里，我还听不懂。你别以为我都过关了，我只能听大概50%吧，肯定不如我的年轻的学生。话说回来，要是把那些台词全化作文字写出来，理解大概不会有大问题。 时代周报：余秋雨的《山居笔记》中有一篇《伪贵族心态》，里面有个细节讲到你，说有个人老是用英语跟你讲话，你听了几遍没听懂，偶尔听懂，也总是用中文作答。过后这个人到处说：“陆谷孙不错！只是英语听力还有点小问题，口语也稍稍缺少点勇气。这也难怪，词典编多了总会有这个毛病。” 陆谷孙：我看到过这篇文章。那倒不是听力的问题，弄得不好可能是那位老兄的口音问题。余笔下那人讲的英语，我想我肯定听得懂，只是觉得我们都在中国，周围都是同胞，何必去讲英语。说到讲英文，再允我显摆一下。我的一个朋友在美国已是新历史主义的领军人物，在伯克利的时候，他在厨房里面做菜，我在客厅里面跟他的美国朋友讲话，结果他出来说：我在厨房里做菜，听你们对谈，一点没听出来这儿有个外国人（指我）。那是很高的评价了。讲还是不成问题的，因为我主要还是写的多，我这人喜欢写。 时代周报：你在40岁之前有机会和人家交流英语吗？ 陆谷孙：根本没有。要说有，也就是跟老师，跟同学交流。那时，大概一个月有一两次吧，有两个美国人跑来给我们做讲座，但是也没有私人跟他们谈话的机会。后来有了接待外宾（多数是海员吧？）的机会，我这种“白专”分子也轮不到的。 时代周报：在晚清以后，中国人学英文慢慢变成一个风潮。你认为近一百年来学英文的风潮对中国的教育会不会潜移默化地产生影响？ 陆谷孙：会。除了人文学科外，我倒觉得作为英文教员，今后更可注意学英语对理工科学生的影响。早在“文革”之前，我就发现很多学理工科的人，英文比我们英文系的学生要强，这是因为必要性渐渐激发了兴趣，注意力也慢慢从理工专业溢出到文化领域。理工学生他一定要读国外文献，先进的最新文献基本上都是英文写的。同时，我觉得佼佼者们肯定在使用文献的同时培育了对英语的亲和感。英语的确是很美的语言。当年如果说有功利，仍局限在学问需要的领域之内，语言毕竟是工具，不像今天完全是作为世俗功利的东西，作为护照一样，要出国，英语就得过关。 词典不是最重要的 时代周报：学好英语，你觉得有一本好的词典，重要吗？ 陆谷孙：词典是重要的，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不在词典。有时候字字都懂，全句意义依旧晦涩的例子在英语里比比皆是。词汇层面的问题解决了，我的理解和外国人不一样，譬如杨宪益夫人说这句话应该是这个意思，我的理解硬是跟她不一样，那我总要想办法弄通。我并不盲从于权威。我总是要把我的想法说出来，但是最后也没有一个仲裁机构出来说谁对谁错。 时代周报：原来你是编《英汉大词典》，现在为什么编《汉英大词典》？ 陆谷孙：1991年，我在香港，安子介先生说：你英文好，不搞汉英可惜了，林语堂、梁实秋他们英汉、汉英都搞过。我的虚荣心也被刺激了一下，《英汉大词典》编出来这么久了，现在至少已经公认是比较好的一本词典。可惜没有人仔细地评，我是希望有人仔细地评，发现书中哪些母语外国人没有做到，英国人也没有，而《英汉大词典》做到了。 时代周报：别人觉得枯燥，你后来却编出了乐趣。那么，莎士比亚的研究呢？ 陆谷孙：莎士比亚的研究也是这样。我上的莎士比亚的课，应该说比较公认有趣，学生像听隋唐演义一样。因为讲戏，我是很反对一周讲四五幕，一个月讲三四个剧本的，第二手的条条杠杠，对学生有多少用？凭着这些，让学生独立去读其他莎剧，他能读懂吗？我可能半个学期只讲一个剧本。从头到尾，一字一句精讲。很多东西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莎士比亚是早期的现代英语。我主张，第一，用的版本多，各家说法都给它集中起来。各家的讲法能够都交代给学生，这一来就丰富了。第二，我强调教学生念莎剧的基本方法，比如说因为莎士比亚是现代英语之始，必有中古很多的遗形，像digged与dug并存互见，又有拉丁文法遗留下来的特多套叠句式，都要给学生讲清楚，授之以鱼的同时授之以渔。这样，积一个或少数几个莎剧的阅读技能，学生完全可以独立读遍莎士比亚。我很喜欢教莎士比亚，加上我自己的表现欲，念台词应该念出感情来。重要的独白要学生下个礼拜到课堂上来背，谁背出来我就送他一本书。 培养超级语文粉，对抗娱乐 时代周报：你进了大学以后就一直在复旦大学，有复旦情结吗？ 陆谷孙：有，所以我现在要编复旦版的《汉英大词典》，一定要把它编好。上次开了一个专家评议会，认为这本《汉英大词典》编出来要比《英汉大词典》影响更大。我有点相信，因为我本人出国的时候跑书店，没见什么人要买英汉词典的，寻购汉英词典的倒是不少—当然我说的是华埠书店。但是，我就怕我还没编完就“出师未捷身先死”了。 时代周报：国外是不是有一个讲英文清口相声叫黄西的？ 陆谷孙：是的，我也听过。前不久来过复旦。 时代周报：怎么样？ 陆谷孙：这种样式早就有了，叫stand-up comedy。美国人的笑点一般是比我们低的，特别是身处观众之中。有些人是laugh dutifully（出于礼貌非笑不可）。黄西据说是学化学的，你看理科生照样可称职地用英文交流。 时代周报：这个时代已经是一个娱乐的时代。娱乐明星、体育明星，包括政客，完全占据了舞台的中央。 陆谷孙：是这样。我总觉得在象牙塔里还需要有人死抱住一点最后的残余传统不放，像遗老遗少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能就政治发言，不能去碰高压线，我就只讲“为英语而英语”。希望真正地培养几个超级的语文粉丝，用这个东西来对抗娱乐。超级的语文粉丝，必然有阅读的passion，不会忘记经典。恋爱恩怨闹到后来，总不至于要把对方的头颅割下来吧？《呼啸山庄》里的希斯克利夫也没那么残忍吧？更不说少年维特、于连、《茶花女》中的阿芒了。别成天癫狂幻想“高富帅”了，去读读《巴黎圣母院》中的钟楼怪人怎么爱吉卜赛女郎的。不管怎么样，对大学生来讲，多读点经典，即使是法国大革命那种断头机不够用、杀人要用炮轰的乱世，读读雨果的《九三年》，一般还能保持住良心的柔软和温润。 时代周报：你喜欢读杂书的，我看过你有一篇写美国的金大侠Stephen King（斯蒂芬?金）。 陆谷孙：他的书我几乎都看过。现在有些也不怎么样了，这跟年龄是有关系的，等于掏空了。现在，美国的畅销书，非虚构类的作品越来越多。像《The world is flat》（ 《世界是平的》 ），或者是传记。非虚构成了诗歌、小说、戏剧之外的“第四种样式”；而且女作家似乎越来越多，不知道为什么，写作好像成了女性的一个行业一样。男作家减少，正儿八经的小说也减少。我看的杂书，比如说戴维?洛奇（David Lodge）的《小世界》好多句子进入了《英汉大词典》作为例句的。我是早在1980年就喜欢上这个上世纪70年代的英国作家的，而且向钱锺书先生推荐过《小世界》，我说：这是洋人版的《围城》。 围观不能改变世界 时代周报：你什么时候开始上网？ 陆谷孙：上网，我开始是一直写博客的，写了一年多。去年年初我上微博，也是因为我有一个学生，他非常会玩这些东西，他就帮我，那么就上去了。一上去，我就变成了一个答疑的机器。有英文的疑问都弄到我这里来，所以我免费答疑一年。接下来就是限娱令、限广令、实名制。现在退出来了。那些网友还在那里不时地呼唤我：积累了好多问题，还等着免费享受我的答疑服务。 时代周报：围观能改变世界吗？ 陆谷孙：不能。从长远说，也许能够影响世界，但是改变谈何容易。所以，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到“人之初，性本恶”是对的。 时代周报： 《史记?货殖列传》就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陆谷孙：所以，有人说“我心将死”，我说，“我心已死”。“心灰意冷、我心已死”八个字可以代表我的存在状态（写过一篇英语文章，叫做“Comatose is the word” ）。我就只能呼吁大家来做超级语文粉，不要做浮士德，把自己的灵魂签约给魔鬼。我强调一个人的心，还是要用血肉做成，要柔软、要温润，不要让它发生癌变，不要让它发生钙化，更不要让它成为废铜烂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