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十月中旬，至少十月十一日这天，再没有哪个国家比北欧小国瑞典更能吸引国人以至世界的目光，再没有比瑞典学院那位绅士讲话的一分钟更重要的一分钟—仅仅一分钟便使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纪录实现零的突破，便把远在天边的神话变成近在山东高密的现实故事：莫言成为1901年以来第109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说实话， 我已经连续好几年在十月这天差不多同一时刻守候在电话机前面等待采访了—今年也有不少国内媒体和NHK电视台等日本主要媒体早早预约—等待就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获奖接受采访。有的已经事先给了采访提纲，如村上作品在中国的发行情况、村上作品的特点以及何以在中国走红等等。于是我用汉语和日语分别打了腹稿，专等电话铃响起张口就来。不用说，结果年年落空。不过今年并未完全落空，因为获奖者是莫言。若村上获奖，我作为译者脸上有光，使得我从“小资”作家的译者，一下子蹿升为大牌诺奖作家的翻译家；而莫言获奖，我作为中国人脸上有光，使得自己从眼巴巴酸溜溜的“他者”变为扬眉吐气顾盼自雄的“当事者”—事情很简单，村上再好也是外国人、日本人。
没想到采访还是接踵而至，或要我发表感想，或问我是否认识莫言和看过莫言哪几部作品。最后渐渐聚焦于一点：莫言这次获奖是不是因为翻译得好。 是的，据说此前中国作家拿不到诺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翻译得不好。毕竟瑞典学院十八位院士之中只有马悦然一位懂汉语。其他人都要通过翻译阅读莫言—翻译即莫言，译本即文本。记得作家毕飞宇说过，文学翻译不同于“文件翻译”。后者“是一加一等于二的翻译，文学翻译是一加一大于二的翻译，骨子里是写作，一种很特殊的写作。”换言之，“文件翻译”大体译出字面意思就可以了。相比之下，文学翻译更要译出字面背后的东西，即要译出文字中潜伏的原作者的喘息、心跳、体温、气味以及节奏和音乐感。而这谈何容易。说夸张些，翻译既可成全一个作家，又可毁掉一个作家。在这个意义上，诺奖评审的确不是原作间的PK，而是译作间的比拼。幸运的是，莫言作品的译者应该都很够档次。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透露，莫言多数作品的翻译均出自美国著名汉学家、翻译家葛浩文先生之手，“其精准程度令人信服”。评论家栾健梅也在其博客中写道：“在如今的英、法主流阅读市场，莫言作品的翻译无疑是最多的，也是最精准的。而这，也令众多当代作家羡慕不已。”说白了，假如没有好的翻译，莫言的作品再好也休想捞到诺奖。翻译绝非林语堂所说的好比女人大腿上的丝袜，丝袜再好，曲线美也是大腿的。至少就诺奖评审而言，翻译即大腿，即曲线美。 但另一方面，莫言作品中也有不必翻译的部分。那部分是什么呢？窃以为就是忏悔和救赎意识，这是其作品的灵魂。灵魂是不需要翻译的。 年纪稍大些的人都知道，“文革”期间和那以前有“家庭成分”之说，农村人一般分为贫农、下中农、中农、富农、地主五种。我不知道莫言属何种“成分”。但既然莫言曾经参军，那么肯定不会是地主或富农成分。而他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却为地主喊冤—土地改革时被枪毙的地主西门闹认为自己有地产而无罪恶，死后在阴曹地府尽管受尽酷刑，但仍不屈不挠地喊冤叫屈。这意味着，作为非地主阶级出身的作者通过作品表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对灵魂的拷问和忏悔。在新作《蛙》中，主人公“姑姑”作为妇科医生，曾给许许多多婴儿接生，是守护新的生命的天使。同时又为了坚决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而给无数孕妇强行引产，造成过“一尸两命”的悲剧。那些被引掉的婴儿和死去的孕妇后来化作无数青蛙向“姑姑”复仇。“姑姑”最终嫁给了擅长捏泥娃娃的郝大手，以期通过那些栩栩如生的泥娃娃使自己获得灵魂救赎。那当然是出于一种强烈的忏悔意识。 应该指出，忏悔意识和灵魂救赎自觉正是很多国人所缺少的。大多情况下我们更倾向于委过于人、委过于体制、委过于历史和文化传统。而莫言拒绝这样做。就凭这一点，他就有足够的资格进入世界级文学家的行列。我想这有可能是莫言获奖的最主要的理由。 同样的理由还应该有近乎黑色幽默的比喻。他在《透明的红萝卜》中这样形容吃高粱面饼子时的生产队长：“只有两个腮帮子像秋田里搬运粮草的老田鼠一样饱满地鼓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