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从轿车到飞机,从Intel到微软，从“巴统”到瓦塞纳协议.......当我们看着通用、丰田、大众、本田、PSA等几大集团将中国轿车市场几乎瓜分完毕的时候，我们心须警惕：缺乏拥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可能使中国民族产业空壳化，中国的民族品牌消失殆尽，进而威胁到国家的独立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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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周末与朋友聚餐，一位在丰田公司工作的朋友总是闷闷不乐。问其故，朋友说不想再在丰田干了。大家都感到很奇怪，日本老板那么器重他，怎么说不干就不干了？朋友不答，从手包里拿出一张中国地图——“《时局图》！”大家异口同声地感叹。这张图表面一看很象中学历史教科书上的《时局图》！《时局图》是中国近代时事漫画的杰作，19世纪末，它把中国面临的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豆剖的严重危机形象地展示在人们面前，警醒了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但是等大家细看，发现这不是《时局图》，那张图标示的是外国大汽车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占有情况。
——当我们看着通用、丰田、大众、本田、PSA等几大集团将中国轿车市场几乎瓜分完毕的时候，我们心须警惕：缺乏拥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可能使中国民族产业空壳化，中国的民族品牌消失殆尽，进而威胁到国家的独立和安全。
从轿车到飞机
中国汽车工业的泰斗孟少农在形容一个国家的汽车工艺水平时曾经这样说过，能造载货卡车是小学水平，能造小轿车才是大学水平。在今天热卖的汽车市场上，我们却很少能见到中国自己品牌的汽车，而外国品牌的汽车却所向披靡，长驱直入。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几个汽车厂商都已经进入中国，并且把中国当作他们重要的角逐场所。以本田为例，前不久它的价格率做出了调整，可以说这是在中国跨时代的调整。在雅阁成功的基础上，没有只生产雅阁，而且非常有远见的去做FIT。此举将会对威驰、嘉年华，也就是在A级和A0级之间的小型车在价格上和水平上有很大的冲击。
面对汽车市场上一波又一波的合资热，难道“合资”真是带动中国汽车业发展的康庄大道吗？我们以广为称道的东风公司和法国雪铁龙合资的神龙项目为例，这个项目已历经十多年，但合资产品中高技术含量的关键保安件，至今难以实现国产化，要生产汽车就得从法方购买这些关键零件，业内人士说买这些零件的价格比欧洲市场上的零售价都要高出30%，甚至一到两倍。
进一步讲，依靠外部力量是永远得不到支撑民族品牌报所必需的核心技术的，人家只能让你停留在“小学水平”上。再以我国的航空工业为例， 80 年代中期，在我们放弃自制运—10后，航空部提出了通过国际合作、雄心勃勃的“三步走”计划：第一步是装配和部分制造大型支、干线飞机；第二步是联合设计和制造 100 座级支线飞机；第三步是在 2010 年，实现自主设计制造 180 座干线大飞机的能力。
但是在波音兼并麦道后，1997年4月，波音宣布从 1999 年年中以后，不再生产与中国合作的MD—90 机型。之后，刚签了约的空中客车马上毁约，终止在中国联合研制AE—100 。波音和空中客车几乎同时取消与中国的合作，使中国航空工业“三步走”计划立刻成为泡影，英国《金融时报》对此评价道：“这对中国萌芽的航空工业是猛烈的一击，使她成为重要的飞机制造者的计划遭到怀疑。”
一方面，我们民航运输需求量迅速增长（仅在1990至1996 年的六年时间，中国民航客运就从 11700 百万人公里增长到 75000 百万人公里，增长了六倍多）。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到国外去花大量外汇采购飞机。2003年11月，中国与美国签署了三个大宗采购合同，总价值超过60亿美元，其中与航空工业有关的就达47亿美元，包括：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等五家中国航空公司将购买价值约为17亿美元的新一代波音737民航飞机；中国正在研制的ARJ21民用客机确定选用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生产的发动机，这是一项长期供货合同，总价值30亿美元。
航空工业是国家独立的柱石，是国家必须高度重视的战略产业。我们没有自己的航空工业，我们怎么能在经济上，在军事上同别人竞争。那样的话，我们只能永远处在世界工业食物链的最下游，只能处于被“猎食”的地位。现在看来，这决非是耸人听闻！
从Intel到微软
这是一个信息时代，如果哪个国家掌握了信息技术的主动权，他就能在经济和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由于Intel的序列号与微软的源代码长期掌握在美国大公司的手中，导致美国在计算机软硬件上长期占据着垄断地位。据悉，美国一些大公司的芯片在出口之前会把一个特别的口令留给美国国防部，这样打仗的时候，一个口令就会将敌国的雷达系统和其他系统置于死地。1991年海湾战争中伊拉克的防空系统就是这样瘫痪的。1999年，美国在科索沃战争中又用同样的方式摧毁了当时南联盟的防空体系。
换言之，Intel的序列号和微软的源代码是信息时代的神经，而那些大公司的所在国则是“大脑”。如果一个主权国家被别有的大脑控制，那么这个国家的自由独立就如同虚设。
1999年1月底，Intel决定正式发布PentiumⅢ处理器，同时宣布将在每块PentiumⅢ处理器中内置一个唯一的序列号。理由是为了在进行电子交易时帮助验证用户身份，提高电子商务的安全性，并且能帮助企业了解自己的资产状况。Intel的这种做法立即引起了普遍的质疑，人们认为PentiumⅢ的这个特性能够用来跟踪用户，获取用户的个人隐私。Intel在强大的压力面前不得不同意推出一个补丁来关闭其PentiumⅢ中的序列号程序。事实上，Intel在它的奔腾Ⅱ芯片上就含有这种设计，只不过以前没有被发现而已。
难怪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所长李国杰把中国不能自主CPU制造比喻为“让别人牵着魂、揪着心过日子”。为了国家的安全，中国在2000年开发出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红旗LINUX操作系统，打破了中国没有自己操作系统的历史。2002年底中科院计算机所开发出了我国的第一块具有完全知识产权的商品化通用高性能CPU——“龙芯”。
2003年10月31日，北京大学微处理器研究开发中心和全球领先的半导体测试解决方案提供商安捷伦科技联合宣布，中国境内规模最大、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北大众志-八六三CPU系统芯片已经在安捷伦九三○○○系统级芯片系列测试系统上成功进行量产测试。北大众志-八六三CPU系统芯片是在“十五”八六三计划集成电路设计专项的重点支持下，由北京北大众志微系统科技有限公司和北京大学微处理器研究开发中心研制而成的实用化CPU系统芯片，应用对象是电子政务、企业信息化、教育信息化等高速、高可靠网络环境中的网络计算机，其内部拥有八百万个晶体管。
不容否认，我们在CPU的市场占有上还不能与Intel等大公司相提并论——后者是全球CPU垄断企业，占据80%以上市场份额——但是中国必需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自己品牌的CPU，我们没有选择。大家不会忘记，2001年上半年，半导体制造公司（SMIC）准备在上海投资15亿美元建立一个芯片工厂。然而，随着小布什政府的上台，从美国应用材料公司（Applied Materials）所申请的两项电子光束系统技术却遭到了美国政府的阻挠。之后由美国国防部、商业部以及国务院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又对上述技术出口到中国加以种种口实，最后使得这家半导体制造公司不得不放弃了这两项技术的申请。
事实上，有些国家对我国的技术出口歧视政策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无论在冷战中还是在冷战后都是这样。
从“巴统”到瓦塞纳协议
早在1951年2月，也就是朝鲜战争爆发6个月后，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非法决议，污蔑我国是“侵略者”，同年5月，“巴统”设立“中国委员会”，制定更加严格的“禁运货单”，10月，美国制定“相互防卫援助统制法”，胁迫接受美援的国家执行禁运规定，否则停止援助。
“巴统”的正式名字是“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 （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Export Contro），因其总部设在巴黎，通常被称为“巴黎统筹委员会”。它是1949年11月在美国的提议下秘密成立的，共有17个成员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葡萄牙、西班牙、加拿大、希腊、土耳其、日本和澳大利亚。
“巴统”的宗旨是限制成员国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资和高技术。列入禁运清单的有军事武器装备、尖端技术产品和稀有物资等三大类上万种产品。被“巴统”列为禁运对象的不仅有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还包括一些民族主义国家，总数共约30个。冷战结束后，由于“巴统”的禁运措施与世界经济科技领域的激烈竞争形势不相适应，1993年11月“巴统”会员国的高级官员在荷兰举行会议，一致认为“巴统已经失去继续存在的理由”。1994年4月1日，“巴统”正式宣告解散。
但是美国与欧盟各国对高技术产品、军事装备、核技术、核设备的出口管理制度的基本原则并没有变化。在“巴统”还没有解散的1993年中，关于制定一个新组织以对敏感物资和技术进行出口限制的新条约已经在讨论中。1996年，以美国为首的32个国家订立了“瓦塞纳协议（The Wassenaar Arrangement ）”，目的是限制敏感技术的散播。各成员国同意管制一系列敏感技术的出口，若有任何销售，则知会其他成员国。
在核心技术领域，中国只有自力更生，一个伟大的民族不能等待别人的“嗟来之食”。在新的形势下，笔者建议在发展国家战略产业，创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民族品牌方面实行“技术计划化，产品市场化”。进一步讲，就是在事关国家命运的核心技术上用“两弹一星”的科研组织方式（最确切地说，“两弹一星”不单单代表一种精神，它更多地代表一种科研组织方式）进行研发，国加出资，国家统筹；然后在不影响国家安全的条件下，对开发出的新技术进行市场化运作，以便收回研发费用。
历史已经证明，“两弹一星”的科研组织方式是有效的，它曾经将中国的科技实力向世界尖端推进了一大步——我们需要依靠中国自己的核心技术，挺起中国民族品牌的脊梁！挺起中华民族的脊梁！！
翟玉忠，原《中国产经新闻》国际部主任，香港中国新闻出版社《法制新闻》杂志社新闻部主任，现为自由作家。与房宁、王炳权合著《新帝国主义时代与中国战略》（北京出版社，2003年6月）一书。 E-MAIL：[email protected]
